总统变更在企业管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位作者指出“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政府管制企业社会行为的范围颇具戏剧性地增大了：卡特政府期间，企业的政治权利复兴了；里根总统对企业的公关政策具有更大的影响。”

总统对企业影响的著名的案例发生在肯尼迪政府期间。肯尼迪是出名的反企业总统，在他的任期内与企业的冲突不断。

最初的冲突涉及联邦政府与j：商顾问委员会的关系。工商顾问委员会是罗斯福在1933年建立的组织，这个组织由150名资深的公司管理者组成，是总统的企业问题咨询顾问班子。然而，新的贸易部长路德·霍金斯对工商顾问委员会的很多程序和惯例不满意．着手改变他们，并重新定位工商顾问委员会和政府的关系。虽然，最初工商顾问委员会服从了霍金斯的很多要求．但最终他们决定断绝与政府的一切官方联系并独立出来，并更名为企业会。

肯尼迪被这种局面所惊扰，他害怕“企业会与贸易部的分离会成为民主党反企业态度的凭据。”结果，政府对企业更为关注，派助手去企业进行善意访问，委员会成员和政府官员举行会谈，政府成员在企业聚会上发表演说，肯尼迪自己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年会上讲话。然而，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这是因为1962年肯尼迪政府和钢铁工业的对峙。

1961～1962年的冬天，经济出现了衰退，作为肯尼迪政府降低通胀计划的一个部分，政府在1961年秋天要求钢铁工业不要提高价格。1962年春，随着价格走稳，政府希望美国钢铁公司工人能同意减少提高工资的幅度。1962年3月签订的协议将工资增长幅度定在4.5％，肯尼迪政府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很满意。然而，一个月之后，美国钢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会的主席罗杰·布劳宣布美国钢铁公司一吨提价6美元。24小时之内，几乎所有的钢铁公司都宣布了类似的提价。

肯尼迪与关国钢铁公司的对峙

肯尼迪被这种行为激怒了，他害怕这会对政府反通胀的计划和与工会的关系构成威胁。他在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说：“和我一样，全体美国人民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小撮钢铁企业管理者把对于私人权利的追求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对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国人民的利益表现出完全的轻视。”国防部决定不从那些已提高价格的制造商手中购买钢铁，司法部审查了与提价有关的文件，并组织了一个大陪审团进行调查。在这些行动之后，一些钢铁制造商决定不再追随美国钢铁公司，两天之后，美国钢铁公司取消了提价。

肯尼迪赢得了这场斗争，但是导致了与企业关系的紧张。《商业周刊》在那个时候在企业管理者中作了一个调查，结论是“损害是无法挽回的”。肯尼迪政府意识到他们行为的后果，后来尽一切可能来挽回企业的支持。很多新的企业咨询机构建立起来，在1962年，政府与企业合作草拟通信卫星法和关税降低法。在1963年4月，反对钢铁工业提价后的第二年，总统对钢铁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上涨给予了“默认”。1962年收益法案的通过是企业赢得的最大胜利，这个法案实际上并没有包括肯尼迪最初改革方案的任何内容，是“企业的一次重要的政治胜利。”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肯尼迪政府之后继续发展。在约翰逊政府期间，企业和政府在一起紧密而愉快地合作。理查德·巴伯在一个题为“新的合作关系：大政府和大企业”的文章中作了如下结论：

一群新型的合作式管理者出场了，他们接受了专业培训，注重管理科学，摒弃把政府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灾祸的传统观念。现代公司的管理者接受了政府(就像接受了工会一样)并且积极地与之合作。

尽管在美国这样的思维方式每隔十年，或随着政府更迭，都在改变，但今天的企业仍然涉足政府事务。正是这样的理念导致了政府关系职能部门的出现。企业希望与政府合作，使得双方都能达到各自目标并使各自的需求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