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介入如制药和烟草行业的商业事务和它的重要影响，企业认识到它最好不要抵制管制，他们承认有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同时企业应介入政治中。企业需要在议会中获得发言权，游说组织就是这种需求的一种表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随着政府干预的继续，在议会、白宫、立法机关代表企业利益的组织也在增多。

过去，企业领导人对政治不太关注，把它看作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就像杜邦的前任主席和企业圆桌会议的领导人之一欧文·夏波尔所说：“过去的一两代人，遵循以下四条原则便可以生存：坚持商业规律，避开麻烦，参加合适的俱乐部，不与记者交谈。”然而，他指出，在今天“管理者认识到高高在上的企业领导人的封闭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有很多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受政府管制的行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很明显，要想在华盛顿取得胜利的美国企业领导者，必须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做出转变，也就是说按华盛顿的游戏规则行事。”在一些公司里，进行这个游戏成了政府关系部门的工作。今天的企业必须熟知政策的消极影响，及改变那个政策的可能性。他们必须承认国会观念和议程已改变，要有能力准确识别发展的趋势。通过熟悉政府和参与制定管理政策，企业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不公平和有害的制度的损害，同时学会利用规章制度提供的机会。

在华盛顿，代表企业的最初尝试常常失败。戴维·沃基尔把这些失败归因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和企业没有识别出这些变化并适应这些变化。政府和公共政策不再由华盛顿政府阁员和议会重要成员秘密协商决定；然而政府机构实行更加分权化的管理，同时政府中也发生了其他决定性的变化。媒体影响政治的作用增强了，在华盛顿，利益代表集团的数目在增加。政治争论的周期扩大了，政治党派的重要性下降了。而且，消费者和环保组织站在了美国政治的最前线，并成为政府中的重要力量。

最终认识到政治结构的决定性变化之后，企业开始建立新的行动纲领来适应政府和社会。例如，他们为自己的目的利用媒体，并努力改变公众对企业的态度。他们赞助研究工作来影响精英们的观点，并发展民间下层组织和民间上层组织在国会选区争取支持者。企业以特别联盟来使他们的政治影响“最大化”，并且全面地避免过去导致他们失败的政治策略。

公司与政府关系部门的发展

公司在政府事务中获得了更大、更重要的发言权，来对抗他们的反对力量。政府关系部门的发展壮大是通过借鉴其他公司的方法、聘请顾问、争取大众支持、学习恰当地利用媒体、组建联盟、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与华盛顿政府内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等方式。在这样的策略下，企业开始在华盛顿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并且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强的把握能力。企业代表开始在政治活动中运用经商和营销技巧，利用传统的和先进的技术方法组织起来，例如，计算机协会会员，电子与书面通讯。

因此，今天的世界被联合起来的行业、强有力的游说者和强大的贸易同盟所支配。政府承受了多方压力，就像经济历史学者小阿尔弗莱德·D．钱德勒主张的，“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经取代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企业已经接管了迄今为止市场所具有的功能；它已成为经济决策制定者中最有影响力的集团。”

企业在政府事务中已取得了发言权，他们继续寻求通向政府的通道。例如，矿业公司和公共事业公司通常寻求在州政府立法机关的影响力。其他行业尝试去影响他们在国会的代表，使得议员可以在国会中代表他们去战斗，被管制的行业希望影响管理他们的机构。从本质上说，“立法者和管理者倾向于把他们自己变成经济势力派别的代表，两者为保卫和促进各自代表的经济利益集团而互相周旋。”

支持这种论断的证据可以从小企业在政府的影响中看出来。例如，在华盛顿有一个小企业协会，它是由100个地方办事机构1 000多个雇员组成的行政网状系统。小企业协会每年从国会至少得到八亿美元拨款。克林顿总统曾把一位小企业协会的管理者提拔到内阁中，他说，“这个任命和提拔是我关心国家的小企业利益的坚实承诺。”这样，企业最终打到政府的“内部圈子”。国会小企业班子、环境保护署和国内税务署这样的重要机构中的小企业事务办事机构相继建立。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参政并且经常成功地在管制法规中加入有关企业条款。

立法和政治领袖的变更也可以帮助或阻止企业参政。例如，竞选资金改革法案，使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合法化，为企业创造出通过对国会议员的经济支持获取参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