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定义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2009年9月，中共《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现象
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另一方面，现在有那么“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特征
2000年以来由农地流转引发的个案较为突出、尖锐，群体性事件日增，社会矛盾日炽
数量增多 规模扩大
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
涉及的部门行业多 主体成分多元化
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 维权内容不同
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表现方式激烈 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
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
组织程度高 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
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主要特点
群体性
指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制造和参与的。这是群体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遍及各个省（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厂矿企业退休人员，现在则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
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组织性
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
效仿性
指当前群体性事件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传播性。一些群体事件在开始之初，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一旦甲地发生群体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现象。例如，2002年以来，黑龙江大庆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对全国其他省（区）、市、县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在一些整个东北、华北老工业基地和化工、煤炭、建筑、军工等多种困难行业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
破坏性
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越来越多采取各种极端行为发泄不满情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为了迫使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其问题，许多群众较多地采取在政府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办公场所前聚集、静坐。少数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强行冲击政府机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砸坏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二是堵塞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2003年10月14日，山西省近五百余名企业军转干部推翻铁路防护网，强行进入太原火车站内，并在铁轨上静坐，制造铁路交通瘫痪2小时20余分钟，损失极其严重。三是极易引发暴力，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发泄不满时，常常难以控制其情绪，往往形成大规模的械斗，或与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从而造成较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反复性
由于群体性事件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不同的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大，所以经常反复。同时部分群众把政府或有关单位化解矛盾及时解决一些问题，误解为群体性事件“闹”的结果，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造成事件反复不断。
直接原因
一。社会不满群体存在。
二。群众缺乏表达渠道。
三。政府管理能力应对能力不足。
四。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
深层原因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
3）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
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
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
行政应对
1）社会情绪掌控
2）信息公开要领
3）社会组织介入
4）紧急处置措施
事例
2005年06月 安徽 池州发生群体性事件
6月26日下午，安徽池州，4名乘车者与行人刘亮发生争执，将刘亮殴打致伤。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汽车撞人纠纷。然而到当天晚上，这已经发展成为一起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多名武警和民警受伤，4辆车被毁，派出所被砸，一超市被抢。据记者调查，事态的发展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有不实的传闻，有不法分子的煽动，有处置的不当……其中不实的传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实，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有类似的特点。池州“6·26事件”就像一个标本，反思这一事件，对预防其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07年01月 四川 达州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许，大竹县莱仕德酒店一女员工因不明原因死亡，引发一起群体性事件。目前事态已平息，涉嫌强奸的犯罪嫌疑人刘持坤（系莱仕德酒店员工）已被刑事拘留，涉嫌违规参与该酒店经营的民警徐达祥已被部门“双规”。
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大竹县公安局接到该县莱仕德商务酒店报称：该酒店员工杨代莉在送至大竹县人民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死因不明。接到报告后，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对案件展开了调查和侦破。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
为加快案件侦破和做好群众疏导工作，大竹县立即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事件处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做出了具体工作安排。16日下午，在得知有关情况后，达州市委书记李向志、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高度重视，对事件的处置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迅速组织精干警力，加快侦破进度，尽快查明真相，并坚决依法处理。二是做好死者善后及其亲属安抚工作。三是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对群众反映的干警违规参与该酒店经营问题进一步开展调查，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指派市委副书记胥健，市委常委、副市长邓宏志立即赶赴现场，指挥事件处置。
1月17日下午4时许，少数人员冲入酒店，与酒店员工发生冲突，引发了打砸烧，并起数千群众围观，事件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对处置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赴现场指挥。为迅速平息事态，避免伤及群众，在公安干警、武警、消防官兵、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现场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火势很快被扑灭，围观群众陆续被劝离，事态得到平息。
2007年06月 广东 河源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8年06月 贵州 瓮安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9年06月 湖北 石首发生群体性事件
2010年04月 黑龙江 富锦长春岭发生群体性事件
2010年06月 安徽 马鞍山发生群体性事件 马鞍山611事件
新机制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8.26”群体性事件日前已基本得到妥善处置，群众提出8个方面的诉求已有7个获得解决。以陆良事件为起点，云南省正在探索建立“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收录辞典
2009年9月，中共党建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小村官、网络反腐、带病提拔、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观点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
对群众的感情有多深，解决问题的力度就有多大。说到底，应对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每个部门的各个层面都不等不靠，勇于负责。只有将“第一位”的基础工作做好了，宣传部门的工作才会游刃有余，权力部门的公信力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稳定也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一）依靠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群众工作。
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规模大，对社会和稳定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预防和处置群众性事件工作政策性强、难度大。因此，政法机关要在主动了解民意，掌握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时，分析社会动态和潜在的矛盾，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根据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并采取必要措施，力争把群众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造成危害。在做群众工作中，树立群众观念，讲究工作方法，防止随意抓人，切忌公安干警言行不当，而激化矛盾。
（二）加强农村基层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1、要把开展依法治村同健全基层组织结合起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配套组织建设，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强化监督机制。实行上下互动，官民互约的治理；既要依靠法律的约束、惩罚性的治理，又要运用教育，说服的疏导性，奖励性治理；既要体现法治精神，又要运用民主的方式；既要管理农民，更要约束干部。2、要增强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我国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往往异常激励烈，对于社会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必须会去占领。“干部万万不能忘掉或者偏废肩上的政治使命，必须坚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信念，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够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识别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而不至于陷入迷信的深潭。 3、为全面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有关部门要切实抓好农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保证他们具备基本的法律书籍、资料，同时要做好基本法和新法的辅导，培训工作，要把法律知识水平的高低作为任用和考核农村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
（三）充分发挥基层治保，调解组织的作用，促进农村稳定。发挥好基层治保，调解组织的作用，笔者认为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要选好人员。治保，调解工作做得好，主要是因为治保，调解人员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广大村民的信赖和支持。因此，治保，调解主任及委员，要挑选那些热心于治保，调解工作，作风正派，处事公正，在村民中威信较高，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同志担任。（2）村主要干部及两委会要关心，支持治保，调解工作，把治保，调解工作作为维护稳定的重点环节来抓。要注重增强治保，调解人员的政治素质，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树立他们在广大村民中的威信。在鼓励他们发扬奉献精神的同时，也要适当提高他们的待遇，尽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治保，调解工作。（3）严格执行依法调解的原则。调解民间纠纷不能搞违法调解，违法调解不但是无效的，有时反而带来负面效应。如刑事犯罪案件就不能调解，一旦调解就会产生放纵犯罪的严重后果。治保，调解人员还要注意防止治保，调解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倾向，对于当事人要一视同仁，不分地位高低，不论贫富贵贱，决不能因为有利可图就积极主动，认真负责，而无利可图则推三阻四，敷衍了事，甚至放任矛盾激化引起犯罪发生。对突发性，容易激化的案件，要及时，果断处置，平息事态，坚决避免因态度冷漠和作风粗暴引发农村不安定事件。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
当前许多农村公民的法制观念淡薄，多年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收效甚微，普法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在普法宣传工作中，应将重点守法和用法上，教育公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敢于揭发各种违法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当前要依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组织的配合，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形式，到热点问题比较多，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区和单位，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严防一时冲动造成不良后果。切实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的规范，但二者又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律作为一种刚性的社会规范，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它的主要作用是惩恶。道德作为一种柔性的社会规范，是靠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舆论，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扬善。概括的讲：法治治身，德治治心；法治治近，德治治远；法治禁恶于已然之后，德治禁恶于将然之前。正因如此，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共同构成了两大基本的治国方略。农村基层组织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农民教育的意义，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提高普法质量，同时要教育农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他们打工经商要有职业道德，在公共场所要遵守社会公德，在家庭中要讲究家庭美德。从而不断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五）加强调研，做好群众性事件前期预防和善后工作。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社会治安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掌握社会各阶层情况，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应该摆上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公安机关的议事日程，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要及时了解社会各阶层对现行改革措施、政策的反应，对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和正当要求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给予解决。对确因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向群众说清楚、讲明白。切忌工作方法、方式欠妥而激化矛盾。二要加强廉政勤政建设，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甘当人民公仆、树立在群众中的威信，一旦发生问题，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三要加强基层公安派出所、农村治保会建设。对辖区内可能制造事端，铤而走险的人进行调查摸底，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要提前介入。做到抓准、抓早、抓苗头，及时做好疏导教育和缓解矛盾工作。四要抓准季节规律，把预防工作做在前头。如春秋两季争水争地多，农闲争地盖房突出。春节期间因宗教、迷信等引发的问题多。群体性事件平息后，要按照属地原则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是哪个辖区、部门、单位的问题，就由哪个辖区、部门、单位负责，尽快拿出办法，限期予以解决，给群众以满意的答复。一时无法解决或群众要求过高无法满足的，有关辖区、部门和单位领导要继续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避免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
（六）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做到发现事态迅速制止。
群众性事件有突发性和潜伏性两种。潜伏性的事件占大多数，不论是突发性还是潜伏性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公安机关必须建立快捷灵敏的预警机制，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实践证明，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成功在于情报灵，失误在于情报滞。因此，要把大力加强情报信息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争取工作主动权。要落实全员预警责任，发挥公安机关的整体优势，形成公秘结合，专群结合，纵横交错，覆盖整个社会的情报信息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多方位、多层次信息网络和反馈制度，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信息来源多样化，上下联系一体化，分析信息专业化，综合反馈网络化。要着重做到对重点部位、重点地区信息灵、情况明。要充分利用治安调解网络建立信息点，兼有及时发现报告群众性事件苗头这一任务。要积极开展不安定因素的排查工作，坚持日常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及时掌握突出问题，把矛盾解决在萌芽或初始阶段，对于群体性事件要坚持治“早”，防止形成事实。
（七）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依法办事、文明办案、取信于民。
加强执法队伍的组织、纪律、作风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提高执法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敏感性。有针对性开展队伍整训、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提高业务素质。在执法过程中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依法执勤、文明办事、讲究政策和斗争策略，对一些业务素质差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以管人者自居，言行粗鲁、随意动手打人，时常与群众发生争执冲突的执法人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育或岗位轮换。对教育后仍不改正的，要采取有效措施，调离执法队伍，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执法的灵活性，实现工作方法的策略性，保持执法队伍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使执法队伍真正成为人民信任和拥护，能够统一指挥，能够应付各种重大事件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八）加强侦控工作，严格区分事件性质、分类处置。
公安机关要认真研究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特点、规律，采取不同的方法，正确处理。要加强侦察控制工作，掌握斗争主动权。对纯属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要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的合理和正当要求给予耐心的解答，讲明道理，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属于敌对分子插手操纵的问题，要把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与一般群众区分开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时控制幕后操纵者和组织者。对一些犯罪分子从中进行打、砸、抢、烧、爆炸、杀人等严重威胁人身、财产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活动，则要讲究方法，及时果断地处置，决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