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关系部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府事务。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努力寻找影响政府的方法。他们羡慕工会在游说方面的能力，并敦促他们的公司采用相似的方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了解你的国会议员，就像一位管理者所说，“如果你不熟悉哪些参议能为你说话，你就没有为你的股东做好工作。”70年代发生的政治事件使企业担心他们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74年和1976年的选举使很多民主党党员进入了上议院和参议院，一些企业人士担心“企业会被国会搁置一边，并被扔进垃圾桶。”民主党在上议院中成了多数党。1976年，一位民主党总统就任。就像一名游说者所述，“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必须为生活而战。”

企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公关机构。1981年，一项调查表明，400家大中企业中有361家设立了公关或政府关系机构，其中半数以上是1970年后成立的，1975年至1979年之间成立公关机构的企业约占l／3。

政府关系部门配备了很好的职员，并且一年至少有五十万美元的预算开支。部门管理者受到更多的尊重。就像康宁玻璃公司的政府事务部门的副主席艾伦·考尔斯所评论的，“50年代和60年代，企业界兴趣所在是与政府保持距离。现在企业领导需要并希望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关系?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设立一个部门来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原因。”《华尔街日报》进一步阐述说“政府关系事务部门长官的职位散发出更多的光彩。得到提升的快捷方式是到政府关系部门工作一段时间。”

研究为这种论断提供了证据：《财富》500强中的3／4把政府关系部门的资深官员在五年的时间内提升为副总裁。当问及他们原因时，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为了在公司中使政府关系受到足够重视，86%的人坚持说，提升足因为政府事务重要性的增强。

首席执行官参与政府关系事务

关于政府关系事务重要性的进一步例证是越来越多的总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这种趋势并没有令大多数管理者惊讶。就像AT&T的前任主席约翰·德布茨在1978年所说，“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我的观点来看，当首席执行官满足于把与政府关系事务委托给他的公关专家来处理时，那他就忽视了他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方面。”杜邦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夏波尔支持德布茨的论断，补充说：

在最近的几年里，很多总裁采用的手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亲自参与政府关系事务。由于政府行为对企业运作的影响日益增加，处理与政府关系事务与熟知如何制造某种产品和管理薪金同样重要。

夏波尔这位首席执行官是“现代企业领导人”的化身。他因为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的能力而得到提升，他是第一位没有自然科学、工程学和金融背景的村邦总裁，他的处理政府关系的能力把他推到了职位顶峰。他是一位在企业界和在政府中同样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卡特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总裁更多地参与政府关系事务，出现在华盛顿的企业代表机构更多了。在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里，设有公关部门的企业的数目比以前增加了五倍，从100家左右增长到了500家。不仅仅是设立与政府关系办事机构，而且这些机构也变得更加壮大、更加重要了。同样，游说者在华盛顿也变得更加普遍。1971年，有175家公司有登记注册的游说者，197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50家。1982年，据华盛顿政府的统计，包括注册了的和没有注册的游说者，2 445家公司在政府中有一定形式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在华盛顿的另一种企业代表形式是企业圆桌会议。企业圆桌会议是有史以来许多企业咨询顾问团体中最新的一种形式。在进步党时代，联合委员会成立，在新政时期，自由党、企业联合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相继成立。所有这些团体都是企业在华盛顿的代表机构，它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圆桌会议本身是由两个更小的特别团体合并而形成的。建筑使用者反通胀圆桌会议、前进集团(由希望增加企业的政治影响力的总裁组成的集团)和劳动法研究委员会联手组成了圆桌会议，成员都是大公司的总裁。圆桌会议在游说和咨询方面非常有效。就像一位立法助手所说，“他们极其有效，因为他们把自己组织到一起。到这里来的不是一些公关副总裁，而是通用汽车或杜邦首席执行官或其他什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影响力比其他游说者大得多。”政府对于企业的影响如此重要，以至于总裁自己亲自进行游说，并会见一些国会成员。这个策略非常奏效，它使企业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小企业也同样获得了政治影响力。职业安全和医疗法、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等通过之后，很多小企业加入到受联邦政府的管制之列。现在那些企业团体也受政府影响，他们也开始在华盛顿创立代表自己的组织。1977年，建立了小企业立法会为小企业游说。1980年以前，这个组织代表着四百多万个公司，大约相当于全美企业组织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