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改变自身来满足政府的需求的同时，政府也在改变自己来满足企业的需求。美国商会，一个在华盛顿曾经不被承认的组织，增加了它的成员数量并把预算增加到5 500万美元。

20世纪70年代，从总体上说，是一个重要的“企业的政治复兴”时代，正是在这个期间，今天企业中负责与政府关系的部门使用的很多方法建立起来或臻于完善。例如，行业联盟成为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形式。过去很多企业都各自为政，只代表各自的利益。当一个特定的行业处于困境时，尽管很多时候它所做的努力与很多其他的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它也只能孤军作战，这是当时的事实。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政府管制的方式变了。虽然以前管制只影响一个或数个行业，有关消费者安全、劳动和工资改革的新立法，即使不是影响到全部企业，但也是绝大部分。这样，企业最终“学会了不再单兵作战”，联合在一起与立法机关斗争，或争取发言权。当一个行业会被一项新的法令所影响时，一个公司就会找到其他处于相似状况的企业组织，这些公司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这样的联盟形成之后，公司除了在更多的国会选举区和更多的州有了更多的支持外，在行业层次上也有了更多的支持。这样的联盟在与消费者保护机构、劳动法改革和防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权力江河日下的斗争中格外有效。

随着国会权力更加均衡地分布和下放，企业发现它们的一些传统的游说形式不太有效了。然而，民间组织却非常适合这种类型的国会。这样，企业开始采取这种策略来施加对国会的影响。就像《财富》所述，“企业的最伟大的新发现就是它在永久既得利益地区征得意见的能力。”基层民间组织被证明行之有效，特别是代表很多小公司利益的企业协会更有效。国会议员经常说征询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意见是多么有效。

民间游说

美国商会进行的游说活动是最老练和最有效的民间游说活动。美国商会分会遍布全国的许多州和地方，并有很多公司是其成员，这是商会的广泛的工作基础。到1980年，它已创立了2 700家“国会行动委员会”，由熟识两院代表的工商管理者组成。华盛顿政府办公室的新闻公告使他们熟知华盛顿所发生的事件，并负责与两院代表保持联系和需要的时候拜访他们。这种游说方式非常有效：“在一个星期之内商会可以完成有关立法议辖区的某一提案对该区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并通过它的地方分支机构及时组织一次‘民间运动’，来影响表决的结果。”

有些民间游说特别有效，受其启发很多大公司都建立了基层民间游说组织。截止1980年，260多个公司采用这种参政方法。它也是一种普遍的运动，因为“一个谨慎管理的民间游说组织可以说是一种团队建设的实践。各等级的大多数雇员都对可以影响现在和将来公司行为的立法信息感兴趣，建立一个雇员民间组织，使雇员成为这个团队中的一部分。”这样，基层民间运动是公司和它们的雇员参与政治的非常流行的方法之一。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兴起

另一个同样受欢迎的参与政府行为的方法是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思想来自于工会，它的目的是筹集竞选资金，支持竞选活动。政治行动委员会很普遍，这可以用数字来说明：截止到1980年有1 204个公司建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财富》排名前500家企业半数以上建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

为了取得效果，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管理层需要得到有关候选人和他们所支持的竞选的信息。他们需要知道把他们的钱投到哪儿是最有效的。这样，行业政治行动委员会诞生了。这个委员会资助候选人，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研究候选人和识别出胜负难分的竞选。这个委员会在每一个选举年里每月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管理者汇报，并开展电话服务项目，提供国会竞选的每日最新消息。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行动委员会消息灵通，并且能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资金。

虽然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只有不到1／5的国会竞选资金，正如一个公司游说者所说，它“在影响国会的均衡思想体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议员也可从其他地方筹集竞选资金”。然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加强了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参政意识，今天这种意识继续加强。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被视为基层公众运动的扩展，以及公司管理者和总裁参政意识的提高。它们也是雇员参与政治、参与企业的未来发展活动的重要方式。它可以在公司中创造忠诚和友情，政治意识和政治知识——它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物，因为美国建立在代表制体系之上。一位管理者认为，“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使个体参与政治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另一位管理者进一步阐述道，“我们最初的目标是使我们的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我们只用大约5％的时间来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而95％的时间都用在政治教育上。我们的理念是鼓励对政治过程的长期理解和持续参与。”

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其他的企业参政形式，是企业参政制度化和专业化的象征。它们鼓励企业协调政治活动和与其他企业的合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治知识和政冶手段，企业成功参政和大量渗入政治活动说明了企业参政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