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外交、军事、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崇圣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御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

中国人崇圣、狭私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极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系统性的客观存在，它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大面积的改观，认清这个特点，对正确地推进中国整体改革是有帮助的（容另文分析）。

研究

思维方式中国人”>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在此传统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首先，这一研究从理论上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解释，文化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其次，这一研究从实践上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评论，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新兴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关于《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

认识

思维方式一、认识要清。

1、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2、中国人思维方式独特在哪里？3、它是怎么形成的？4、它对个人、他人和社会造成哪些危害？5、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客观性，并由之造成中国人有哪些特点？6、改进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重点要明。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重点，尤其是扭转崇圣思维方式时更应该去刻意地多想想实际，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我们对一切理论、观点、概念，包括那些已成定论的、那些风行于世的、那些貌似高深的以及自我积累形成的，都要抱着科学的怀疑精神，都要有一股冲破桎梏的锐劲。尤其对那种自己比较信服的理论，更要警惕被其束缚，注意经常拿新鲜的实际情况去对照检查一下，自己的思考、说话、写作，也应尽量避免引用其现成的观点思想。要时时、事事、处处注意锻炼自己从实际中抽象观点思想，或用实际来检验各种思想观点的能力，让思维方式逐步走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三、方法要新。

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提出改进要求可能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因此工作方法也应求新。这里结合个人经验，谈一下“围绕目的思维”的新方法。“围绕目的思维”实质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它将事物各个可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预先进行评估、权衡，从中找到一条最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作为选择标准，继而确定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依据。我体会，“围绕目的思维”可对很多（一切？）事物，包括大到国家的发展进步、小到个人的生存生活都进行高深度的理性思考，既能把那些纠缠不清的大理论问题明晰化、简洁化，又能把流弊丛生的日常琐事条理化、有益化，使沉重艰深的思维转换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便捷和实惠。

差异

思维方式差异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