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宿舍劳动化体制

宿舍劳动体制指外来工集中地居住在由工厂或当地政府在工厂之内或附近提供的宿舍之中并被隔离于当地社会之外。从表面上看，工厂或政府提供的宿舍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福利设施。但是，这种劳动体制不但建立在外来工的工资水平无法支撑其在市场上租赁住宅的基础之上，而且意味着外来工的生产活动和个人生活高度重叠。实际上，“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本土组装企业为满足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外国发包企业对加工规模、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而采取的战略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之下，通过构筑“宿舍劳动体制”，这些企业获得了随时调动大量劳动力来回应外国发包企业在产量和敏捷性方面的要求的能力。

宿舍劳动体制的历史追溯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工厂地处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在其他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运作，因此很多国家的资本家都为其雇员提供住宿。一般的看法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忠诚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使企业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因此，工厂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认为是西方“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Ackers，1998)。在传统的家长制管理中，提供住宿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公司或企业的一项长期的、制度化的设置。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国，很多羊毛厂、棉厂、矿山以及钢铁厂与铜厂等所共同构成所谓的“工厂村”(Pollard，1965)。在工厂村的雇工方式中，大多数雇主都为雇员提供住宿，这种方式有助于将潜在的罢工者或制造麻烦者驱逐出去，使工人受制于租金与管理的控制之下。

另外，对日本工业化的研究表明，提供宿舍是日本家族主义管理方式(Hazama，1997)的一个组织特征，宿舍意味着“工厂即社区”(Dore，1973)。但是，Brinton(1993)也曾指出，宿舍劳动曾是一种性别化的雇佣形态，是为了短期雇佣的女性以及不断更新的劳动力市场而特设的一种独特的劳动形态。有些日本学者则认为宿舍是一种强迫雇佣的形式或者一种监狱式的制度，雇主通过宿舍制度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则失去几乎所有自由(Tsurumi，1990)。

在近代中国的工厂，西方家长制管理方式的引入也带来了类似的历史实践。Elizabeth Perry(1993)曾经对一间上海丝厂如何通过采纳西方的家长式管理方式最后发展成为最大的纺丝工厂进行了描述。她指出：“为了鼓励年轻的纺丝工人达到高水平的产出，公司发起生产竞赛，支付高工资，并且提供各项服务：宿舍、餐厅、诊所、图书馆、夜校、俱乐部以及运动队等等”(1993：183)。另外，Honig(1986)在对同一时期上海工厂的研究中将宿舍描述为既可以将津贴最小化，又可以对合同工的生活进行严格控制的模式。因此，宿舍曾被认为是一种向外来女工提供住宿与“保护”的劳动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全能机构”也曾经广泛地为其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的、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及保障(Walder，1986；Shenker，1996)。

中国向全球生产开放始于1981年的深圳经济特区，采用宿舍劳动形态的工厂组织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之下通过外资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联手推动而大规模出现。位于工业开发区的雇主企业为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雇员提供宿舍已经成为一种规范，有的是从当地的有关部门租用，有的则是由工厂自建。因此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看起来更像是系统性的生成，而不是一种伴生物。更确切地说，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广泛实践的宿舍劳动体制既不是西方所定义的家长式模式，也不是日本的家族主义管理，同时更不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的工厂实践中，宿舍主要提供给那些短期雇佣的单身工人，因此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并且排除了具体的企业与具体的工人个体之间关系延续的可能性。更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在企业中的实践与其产品特征、生产周期、地方特色或者雇主偏好等并无明显相关。最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中，企业为其雇员提供住宿并不是为了收买劳动力的忠诚或者保住稀缺技术，而是为了确保在短期内获得单身的、廉价的、年轻的外来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让他们将短暂的“黄金时间”——通常3-5年(Pun，2005)——留在工厂；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这种有保障的劳动力获得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的出现既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特别过剩，同时也由于中国在经济上与全球生产链条的接轨。

外来工与宿舍劳动体制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其充足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都已成为全球生产的最大资源。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给中国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方面,全球化过程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构成。以“铁饭碗”和“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用工制度发生了改变;私有化、合并以及破产等改制过程使中国的“单位”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私人、外资以及合资等类型的企业开始遍布中国沿海,并导致城市就业机会急剧增加。一个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构成的新劳工阶级——或者说打工阶级(Pun ,2005:7 – 8) ——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从20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农村的去集体化改革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同时,国家部分地放宽了户口限制,于是中国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从农村涌入城市打工的热潮。跨国企业(来自欧美、韩国、日本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 及其分包生产厂在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开发区雇用了上千万的农民工。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已经接近9 千万。

随着大规模的农民工涌入工业城镇,由工厂提供宿舍供其栖身便成为全球生产企业的一个重要组织特征。具体来说,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外来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已婚还是未婚——大多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部分是楼房,通常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集体居住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 – 12 个工人,位于每间房、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铺之外(通常挂着床帘) ,没有任何可以容纳个人隐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这种工厂利用宿舍安置劳动力,并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劳动体制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相比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几种主要的工厂宿舍形态,当代中国全球化过程中广泛出现的“宿舍劳动体制”与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从历史上来看,在“工厂”这种专门的生产空间出现之前,劳动是以家庭成员的分工为基础的,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空间相互重叠,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分化。有些学者认为,工厂(专门化生产空间) 的出现是出于容纳大型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加强劳动控制的需要(Marglin ,1974) 。无论生产空间专门化的合理性为何,19 世纪晚期在西欧出现的工厂并未能将劳动空间与居住空间彻底分离开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工厂地处偏远或者运作条件特殊,因此很多工厂主都为其雇员提供住宿。一般的看法认为,提供住宿可以确保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忠诚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能使企业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因此,这种工厂为雇员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认为是西方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Ackers ,1998) 。在传统的家长制管理中,企业为雇员提供的住宿并非暂时性的,而是一项长期性的制度化设置。在18 – 19 世纪的英国,很多羊毛厂、棉厂、矿山、钢铁厂以及铜厂等共同构成所谓的“工厂村”(factory village) (Pollard ,1965:197) ,其中的大多数雇主都为雇员提供住宿。有些学者认为,这种雇佣方式有助于企业将潜在的罢工者或制造麻烦者驱逐出去,使工人受制于租金和管理的双重控制之下(Pollard ,1965:198) 。

对日本工业化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工厂提供宿舍是日本家族主义管理方式的一个组织特征,宿舍意味着“工厂即社区”(Hazama ,1997:68 – 71) 。但也有学者指出,工厂提供宿舍是为了能够短期地雇佣女性劳动者,使劳动力市场可以得到不断更新,因此可谓一种性别化的雇佣形态(Brinton ,1993:141) 。还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宿舍是强迫雇佣的重要表现,雇主通过宿舍制度控制劳动者,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自由(Tsurumi ,1990:108) 。

中国近代一些工厂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历史实践。裴宜理曾经描述过上海一间丝厂通过采纳西方家长制管理方式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过程。她指出:“为了鼓励年轻的纺丝工人达到高水平的产出,公司发起生产竞赛,支付高工资,并且提供各项服务:宿舍、餐厅、诊所、图书馆、夜校、俱乐部以及运动队等等”(Perry ,1993:183) 。另外,韩启澜在对近代上海工厂的研究中发现,工厂通过提供宿舍既可以将工人的津贴最小化,又可以对工人生活进行严格控制。因此,宿舍被视为一种主要为外来女工提供住宿和“保护”的劳动管理制度(Honig ,1986:105)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为其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李培林、张翼,2000;杨晓民、周翼虎,2000;Walder ,1986) 。

与此相比,现今的宿舍劳动体制更加具有规训的特征。中国向全球生产的开放始于1981 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之下,采用宿舍劳动形态的工厂组织在工业开发区大规模出现。由于工厂大量使用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工厂为工人提供宿舍已经成为雇主、当地政府和劳动者三方的一种共识。这些宿舍有的是从当地的有关部门租用,有的则是由工厂自建。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看起来更像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性生成物,而不是一种伴生物。更确切地说,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广泛实践的宿舍劳动体制既不是西方工业化早期的家长制模式,也不是日本的家族主义管理形态,更不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其原因在于:在当代中国的工厂实践中,宿舍主要提供给那些短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并且排除了某个具体企业与某个具体工人个体之间关系延续的可能性。另外,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与其产品特征、生产周期、地方特色或者雇主偏好等并无明显相关。企业为其雇员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主要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特别是女性) 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这种持续性的劳动力获得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它的出现既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特别过剩,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生产链条的接轨。

宿舍劳动体制具有其他生产体系(尤其是现代的灵活生产体制以及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所难以比拟的生产条件。这一体制是可以将劳动力成本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有效用工形态,并具有生产效能高的特点。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即使在劳动力长期雇佣机制缺失的情况之下依然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它与西方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在于: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不会受到地方性规范、工会制度以及地方化实践(这些通常是与各个地区的具体社会条件相联系) 等因素的限制,而这些因素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Storper &Walker ,1989:157;Herod et al . ,2003) 。在宿舍劳动体制中,为工人提供宿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保持新鲜劳动力更替的连续性,降低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并且限制了工人集体组织在具体的生产空间中建立的可能性。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空间政治意义正在于此:它促使工人聚集在一起,但却不会导致固定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因为大部分劳动者的正式身份是农民,具有高度流动性,其作为工人在城市工厂中的停留是短暂的。工人在空间的意义上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难以形成属于自己的社区、建立有效的组织和制度以及表达其自身的诉求(Harvey ,2001:374) 。

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中国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市场力量、劳动契约、雇主的雇佣自由以及国家的劳动力配置自由等相继出现,但是由于对人口进行控制的户籍体系等传统制度遗留依然存在,因此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与农民工的劳动、生活以及流动等都通过宿舍劳动体制被紧密地扣连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空间之中。

从宏观层面来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支撑着国家、雇主以及国际产品市场之间的联结,能够让一个流动的年轻打工群体为全球市场提供越来越成熟的劳动力。具体来说,在全球化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同时处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之下: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给予了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流动自由;而另一方面出于城市秩序以及资本积累的政治需要,国家依然通过人口流动的政策法规限制着农民成为城市人的自由,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中生根。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使城市和资本可以获得一支永远可以保持年轻、廉价和新鲜的劳动力队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与总体性体制传统相互混合的产物。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资格是与其劳动雇佣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劳动合同期满,他们就必须返回农村老家或者找寻下一份临时性工作。这种政治与经济运作逻辑的矛盾,塑造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Pun ,2005) ,并使这个半工半农的群体走向工人阶级化的过程充满坎坷。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大量的外资和私人企业的实践中,很难发现曼所提出的为了解决流动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相互依赖”责任,相反,工厂中对待流动更为普遍的实践是,放宽(而不是减少) 劳动替代,提高工人流动率和劳动力更换速度。另外在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往往不是通过已经制度化的正式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广泛存在的家族、亲属以及族群等非正式社会网络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们对雇主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单纯由个人来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或者结构的问题。农民工们通常会跟随他们的同乡,相继进入同一间工厂打工(Lee ,1998;Pun ,1999) 。此外,到“哪里”打工(即打工地区) 的问题,同样也受到上述各种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影响(孙立平,2004;黄平主编,1997;王汉生等,1997;李培林,1996) ,并且劳动力通常会倾向于流入经济较发达地区。

从微观的层面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双重劳动异化过程的产生。一方面,宿舍劳动体制的劳动—生活居住一体化使得工人处于工厂的全面控制下,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从而增加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获取,导致劳动生涯被浓缩。宿舍劳动体制与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是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宿舍劳动体制中的劳动力是“灵活的”,但是却不同于强调提高劳动分工灵活性的劳动力形态。相反,工厂可能对生产过程进行大规模分解,以便适应劳动力的高流动性,这些无疑都加深了工人的劳动异化程度。同时,高流动率使得工人难以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有助于抑制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由于缺乏以劳资双方合意为基础的劳动管理,对工人的控制以建立在罚款基础上的劳动纪律为主,管理往往带有某种强制性。制度性结构对流动空间的限制使企业在竞争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缺乏对工人进行培训的动力,倾向于使用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非法手段抑制工人的主动转工意愿和行为。

另一方面,工厂对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实行统一控制(居住、食物、出行、社交以及休闲等全部在生产组织中获得) 。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成本被各个企业自行消化(企业总是倾向于控制和压低再生产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由于宿舍并非提供给家庭居住,因此劳动力的世代再生产无法从企业获益,其再生产成本依然要由农村社会(主要是其流出地的家庭) 来承担。作为生产体制的一种典范,宿舍劳动体制管治着一群以女性、单身者、年轻人为主的外来工(Andors ,1988;Lee ,1998;Pun ,1999) 。他P她们离开了家人(尤其是父母) ,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家乡的食物、语言以及周围环境) ,聚集在工厂,并经历工厂的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所进行的同质化重塑(Pun ,2005) 。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从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