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企业主义

都市过程脚色的一个阶段

城市企业主义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Harvey认为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都市过程脚色的一个阶段，新都市政治与都市政权与都市治理并非仅是都市对全球化的响应，而是触发竞争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的开始（Ward, 2003）。而都市并非完全无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藉由开发或再开发相较于其它竞争都市的比较利益，都市仍有调节和创造其命运的能力，也因此彰显了企业主义中地方依赖利益与地方经济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都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在全国和国际上都变得重要。有人认为企业主义是指都市治理中的行为模式,它混合了国家权力(地方,都会,区域,国家或超国家),以及市民社会里各种组织形式(商会,工会,教会,教育和研究机构,社区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等),以及私人利益(企业与个人),以便形成推动或管理某种形式之都市∕区域发展的联盟。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有众多研究,显示这些治理体系(有各种名称如「都市政权」(urban regimes),「成长机器」或「区域成长联盟」)的形式,活动和目标,随著地方条件和运作其间的各种势力的混合,而有极大的变异。这种都市企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形式之全球化里的角色,也已经有相当仔细的探讨,最常见的是摆在地方–全球关系和所谓的「空间–地方辩证」的标题底下。

正确地得到结论

大部分曾经探究这个问题的地理学者,都正确地得到结论,指出若认为全球化是影响地方发展的因果力量,便犯了个范畴错误。他们正确的主张,此处攸关利害的是跨越不同层次,相当复杂的关系,地方的创制可以向上浸透到全球层次,反之亦然,同时位居特殊界定之层次——都市间与区域间的竞争是最明显的例子——里的过程,可以重塑全球化所依存的地方∕区域形貌。因此,全球化不应该看成是没有分化的统一体,而是全球资本主义活动和关系,在地理上接合起来的模式化(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

企业家精神

都市管理主义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ism）是与商业风险承担和利润导向的企业活动相联系的价值与实践。随着全球政经体制由「都市管理主义」(Urban Managementalism)转向「都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1迈进的时刻，各地域形塑新型式的竞争体制，必须以独特的「地方特质」吸引全球有限的流动资金(Harvey,1989a)。“城市形象营造”（place making）与“城市推销”（city marketing）是近些年来城市规划与管理中非常热门的概念 (叶嘉安, 200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间对资金、人才和其他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以至于有人将1990 年代称为“地方战争”（place wars）的年代（Haider，1992；Kearns & Paddison，2000）。“地方”（place）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简单的地理概念，它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时代正被赋予更加动态、多元化的内涵（Madanipour，Healey & Hull，2001）。在营造城市形象的热潮中，“地方”本身被当作一种商品（commodity）来经营和推销，其目的是通过改善城市面貌来提高竞争力、吸引投资和游客，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的管理体制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管理体制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西方主要国家，原来以政府为主的城市管理模式（urban managerialism）正让位于所谓的“城市企业化”（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模式（Harvey，1989），即象经营企业一样来管理城市，政府放弃了以往长期采取的福利主义原则，而把依赖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外来投资放在首要的位置。在这样一种转变中，城市中各种利益集团，如政府、商业机构和民间团体等，为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趋向于结成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即Logan 和Molotch（1987）所称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或“增长机器”（growthmachine），或Stone（1989）所称的“城市政体”（urban regime），来进行“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高流动性，使得政府必须付出种种努力，挖掘潜力、发挥优势，提高区域竞争力，才能将资本留在本地并且吸引其他更多投资。

这种以伙伴关系为基础

多元化的城市管治模式正在取代原来由政府主导、指挥型的传统模式，成为城市发展、建设与管理的重要趋势。都市企业主义甚至成为评估国家竞争力的指标。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调查全球60个国家的竞争力，就用到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人均研发投入和企业化主义水平（entrepreneurialism）等指标。以色列这三项分列1、8和4名。

公民部门也开始体验到创业精神

竞争激烈与注重表现等有益的效果

公民部门也开始体验到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ism）、竞争激烈与注重表现等有益的效果。例如印度尼西亚在二十年前只有一个独立的环保组织。今日该国的独立环保组织已超过两千个。孟加拉与发展相关的工作大多由该国的两万多个非政府组织推动，这些组织几乎都是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成立。印度的公民组织数量超过百万，斯洛伐克也有一万两千多个公民组织。过去这些组织被界定为负面的意义——「非」营利或「非政府」组织。今日人们认为这些组织组成了一个新的「部门」，称为「独立部门」、「非营利部门」、「第三部门」，或是本书所偏好的「公民部门」（citizen sector）。美国有数以百计的大学，包括哈佛、史丹福、耶鲁、杜克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内，已开设相关课程，致力研究此一部门。今日的公民组织不再受到教堂与政府的阻挠，事实上，他们给政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如国际反地雷组织〔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与国际犯罪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这些组织与企业、学术机构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改善了政府的代表功能。由于这个过去受到限制的部门，突然间变为「开放加入」（open entry），自然导致互相争夺位置。新加入的成员涌入这个领域，公民部门开始体验到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ism）。

深刻影响

大学也感受到城市企业主义的深刻影响。由于社会的急速发展和不断变化,面对政府资助下降，社会责任增加的外部环境，传统的大学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许多高等学校的应变能力不足，致使学校发展陷入被动。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普遍问题。美国教育学家克拉克认为，因此，大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如何改革，根据在欧洲五个不同学校所做的研究，他提出，传统大学只有向创业型的方向进行转变才有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重新焕发生机，否则就会日益消退。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指出，环境剧变与高校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是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突出问题。然而，也有一些学校表现出了相当好的应变能力。它们非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通过战略与管理创新，使学校获得较大发展。为什么这些学校能逆流而进？为了给改革提供依据，给其他学校提供榜样，克拉克开始调查欧洲的创新型高校。

创新型学校的五个组织特征

在《创办自主创新型大学》（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1998）一书中，他总结了创新型学校的五个组织特征：

（1）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

（2）拓展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社会提供广泛多样的服务；

（3）拓宽的服务多样化使学校经费来源多样化，从而减少了对单一经费来源如政府资金的过度依赖；

（4）通过组织与管理创新，激发全校各学术单位参与新发展战略；

（5）最终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一种独立自主、敢于创新、勇于承担风险的新的组织文化。他特别使用了“entrepreneurialism’’ （自主创新精神）一词来标志创新型学校组织文化的基本特征。它被用来描述高等教育机构在需求拉动下所采取的策略，如调整课程设置、更新教师队伍、加快设施现代化等。包括：寻找新的、有效的方式，教授更多的学生，如远程教育；与产业界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如合作研究中心；通过咨询、应用研究等方式，增加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企业化主义视大学如同一个企业一样运作。用克拉克（Clark）自己的话说，这个研究是“在正确的时间击中了正确的问题”。该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关注。1996年欧洲成立了创新型大学联合会。2000年欧洲院校研究会把创办创新型高校作为该年度年会的主题，而东南亚院校研究会以此为 2004年年会的主题。中国也存在所谓环境要求与高校应变能力之间的不对称性问题。在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下，有些学者从2001年起选定了7所学校做深入的案例研究，探讨中国的创新型高校的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