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鲍寿柏

鲍寿柏

男，汉族，江苏宜兴人，1946年6月23日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学研究员、教授。197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安徽省阜阳6377部队农场锻炼，后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此后先后在马鞍山市企业、局、市工业管理部门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

80年代以来从事经济研究和决策咨询及相关工作，曾任马鞍山市政府经济研究室主任、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对外开放办公室主任。

期间，1980—1982年与1989—1990年先后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研究班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班；

80年代国家恢复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后，首批获经济学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格。

90年代初开始从政经历。

1993-2002年先后任马鞍山市副市长、中共马鞍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中共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等职，主管工业、科技、计划、外经贸、对外开放。期间，2000年代理市长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一年。

2003-2005年任中共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第一书记，主管公检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宣传、统战等方面的工作。

2006年起，任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正厅级），主持人大工作。

工作业绩与学术成果：/鲍寿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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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寿柏

曾先后荣获“全国科教兴市先进个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个人”、“全国科技进步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三次受到国家科技部的表彰与嘉奖。

经济研究与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从政前，领域主要涉及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曾在《经济研究》、《经济科学》、《管理世界》等国内外主要核心期刊及有关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在国内最早提出城市与区域竞争理论，多篇论文获奖。

多次主持和组织国家和省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其中1986—1988主持研究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城市系统动力学发展模型》，最早在国内将系统动力学运用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模型，填补国内空白，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2年主持的国家重点基金项目《工矿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先后组织了国内外数十个城市进行协作研究，成为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研究中提出的政策目标在工矿城市转型中已逐步付诸实施。

兼职：/鲍寿柏

鲍寿柏在耶鲁大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特别顾问、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邀研究员。并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运筹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著作：/鲍寿柏

鲍寿柏

《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 1988年

《改革时期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年

《专业性工矿城市发展模式》 科学出版社 1999年

《厉以宁经济学著作导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

译著：德国麦斯顿《计算机专家系统应用》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回忆我的母校丁蜀中学/鲍寿柏

鲍寿柏和母亲

鲍寿柏

我是1959年进入宜兴丁蜀中学的。在小学毕业前，生了一场伤寒，病得很重。毕业后，丁蜀片很多小学一起会考，榜上竟然也考了个全片第三名，被丁中录取。一上中学正好遇上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里经常饿得饥肠骨碌，两眼发花，我和同桌的徐福明便经常上午上完第二节课后，趁课间操时从学校后面沿菜地逃学回家。天长日久，竟从未遭到老师的查处和惩罚。我想这大概与当时的班主任钱宪钧老师的宽厚与仁慈不无关系。初中三年，我的主要兴趣是看小说，看闲书，这一时期，大概是我一生中看中外小说最多的阶段。小说读多了，出于好奇，甚至深入去查阅关于小说的各种评论文章。在我记忆中，整个初中阶段我在课外从来没有看过课本，晚上经常泡在丁山工人文化宫的阅览室里看闲书。除了看小说，打乒乓球和逮蟋蟀也是初中阶段的两大爱好。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其贫苦，但最大的好处是从未感到课业的负担和压力，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啊！

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中学教育，片面强调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些教材尤其是几何与代数等课目，几乎删掉了所有有关逻辑与理性的内容，我对此已引不起任何兴趣。因此整个初中阶段，大概只有语文课给我留下了印象。初中教我语文的先后有蒋建平老师和潘文浩老师。那时的初中不开外语，每天的早读课主要是用来朗读和背诵语文课文。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熟记并背下了他们所教的那些古典名诗和名篇。我至今能一字不拉地背出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当时只感到文中透出的气势和美妙，但并没有弄懂其文的真正含义。真正明白该文的深遂其实是到了长大成人并真正有了人生体验以后的事。潘文浩老师夫妇那时刚从嘉兴师专毕业分配到丁中，就教我语文并任班主任一直到初中毕业。他人长得很秀气，为人和蔼，他租住的小屋离我家很近，因此常到我家走动。我从小最怕的是老师，见到任何老师都心慌，总想躲，而潘文浩老师是个例外。他是我中小学时代唯一的一个见了不觉得害怕且不感到拘谨的老师。1962年初中毕业时，正逢国家政策大调整，丁蜀片有好几所初级中学共几十个毕业班，只在丁中招一个50人的高中班，考高中比后来的考大学难多了，但我当时竟全然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成绩又很一般，稀里糊涂去参加考试，竟然靠运气考了个第37名，被丁中录取。发榜那天，潘文浩老师倒比我自己紧张，问我录取了没有，听说取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对我说，我想你应该会考上的。

进了高中，班上强手林立，我的成绩仍然一般般，但随着两次危机事件的出现，最终改变了多年养成的满不在乎、得过且过的心态，促成了我对学业态度的转折。一次立体几何考试，在全班大部分同学及格的情况下，我只考了40分，坐在我前排的女同学们成绩都比我好，我很震撼，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我也终于第一次找了几本数学书来仔细研读，探究雪耻的途径。此举使我发现进入高中阶段的数学其实是一个神秘的王国，我立即被数学那蕴含的无限风光和魅力所深深地吸引。这出于好胜心的一次偶然，实际上是完成了由偏爱文学改而进入理科王国的重要转折。不久，我便成了全校数学的冠军。

高中阶段触及到我心灵深处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家境的贫困与继续学业的矛盾。我父亲是陶瓷工人，每月50元工资的微薄收入，维持着全家九口的生计。七个孩子大多上学，我排行老大。那年头，我家穷得经常揭不开锅，母亲只得到街上去卖茶水，以支撑孩子们上学。当时班上已有几个同学因生活所迫而辍学提前就业，父亲所在单位也几次来人动员，让父亲把大儿子送进厂干活以解全家困境，但只有读过两年私塾的父亲毅然作出了当时常人难以理解的决策，再穷也要咬咬牙让儿子念完高中，走出丁山到外面去念大学。在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关键时刻，父亲忍痛不得不中断了正在上小学并是优等生的二妹的学业，靠她捡煤渣的微薄收入来协助支撑儿子念完高中，再进而争取当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大学梦。。我那时已16岁，风雨飘摇中的严酷现实终于使我认识到，自己高中的学业其实是与我的父母、与我那贫穷家庭的前途与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自己，才有可能改变家庭贫穷的命运。这其实是自己在丁中六年求学生涯中心灵上的一次脱胎换骨。在这里，我要永远感激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父亲，是他老人家的选择使他的儿子在丁中的六年求学生涯成为一个完整的延续，没有这个代价高昂的沉重选择，我的人生道路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每每想到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我的眼睛就会变得湿润和模糊。

丁中良好的学习环境和老师们的关爱，把我推向人生新的目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丁中求学生涯中的哪怕是每一点、每一滴，凝化到以后漫长人生中定格的份量都是那么的沉重。这大概也是处于人生起点选择时期的共同特征吧！

1964年夏天，高二班主任羊峰老师特地把我们几个同学安排到宜城高考考场，为高三应届考生服务。这实际上是一次预热，让我们提前一年亲历考场并感受高考的气氛，从中可见老师用心之良苦。1965年临毕业时，高三班主任余寿松老师一一审查我们填报的志愿，并亲自将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我那时担心万一真考上了会买不起到北京的火车票，但老师说这是与学校研究的决定，态度坚决，我只得听命。班主任的这一小小的决定从此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轨迹。

在临高考前三个月，大概又是命运的故意作弄，我突然患上了急性肾炎，卧床休息，竟未能上完高三的全部课程，也未能如期参加迎接高考的复习。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王佩兰老师和余寿松老师的焦虑和期盼，几乎超过了考生的家长和亲人。正是这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撑，使我能在病中坚强地通过了高考，化解了困难，度过了难关。

我记忆中的丁中，校风是很有特点的。有些长处与一些名牌学校相比也毫不逊色。前面说过，我的初中年代，是在一种很宽松、很轻松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样的氛围，使我这只小鸟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广阔的空间自由飞翔。自由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终生受益。到了高中时代，一个严谨务实但又配合默契的教师团队把莘莘学子带上了发奋求学的轨道。三年高中任过我课的老师有：王佩兰老师、周定一老师、程启鹏老师、余寿松老师、戎友龙老师、羊峰老师、吴福寰老师、徐汝霆老师、路继斌老师、季节老师、高金仙老师、夏听海老师、汪兴老师、吴再清老师，以及当时担任过教导处主任的钟士模老师、尹九初老师、施雄度老师等。这些教师尽管个性迥异，执教风格各有千秋，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对学生的负责精神。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有的已经告别人世，但是他们亲切的身影，连同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永远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回忆高中时代，不能不提到袁亭校长和蒋甲生校长，以及他们先后主政时期形成的那个早读风气。当时规定每天早晨五点钟必须开始早读，为此我们这些走读生每天四点钟就要起床，跑步赶到学校才能确保不迟到。东方还没有透出鱼肚白，丁蜀中学已是灯火通明，在朗朗读书声中迎接黎明晨曦的情景，不禁想起古人“黎明即起”的豪情，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心驰神往。

但是母校那个相对严肃的高中时代其实不乏轻松与活泼。1964年的元旦，老师们在大礼堂演出话剧《年轻的一代》，徐汝霆、高金仙等老师的激情表演，使丁中少年学子经受了一次难忘的心灵洗礼。还有那白雪寒夜迎接新年钟声的狂欢，这可能是我有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辞旧迎新活动。高二以后的学习生活很紧张，但我们还到善卷洞去远足；梅宏老师带我们步行翻过龙背去宜城参加体育比赛。更有那全班革命歌曲大联唱，那激越的《太行山上》、《我们青年人有颗火热的心》，如今已经成为时空遥远的历史回声……。

丁中虽然是我人生的一个驿站，但在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在她的怀抱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那里是我步入人生的起点。那个时代的多少欢乐，多少忧伤，多少落寞，多少惆怅，都和母校丁中联系在一起，还有那浪漫与天真，茫然与暇想，幼稚与无知，那青春的躁动。人生就象那短暂的流星划过，弹指一挥间，但当年丁中的六年又曾经是那样的漫长，仿佛是一幅画卷。我真想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座落在水乡蠡河边的母校，重新感受她的温暖，重新回到那曾经使我梦魂缭绕的时光。但这一切都已变得朦胧。前不久，我有幸见到母校的现任校长郑耀中老师和当年高中任教的路继斌老师，读到母校近些年来的巨大变化，心中感到无限欣喜。母校的前身以东坡命名，她的渊源曾经是我敬仰的大文豪苏东坡当年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在欢庆母校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衷心祝愿这座被苏东坡灵气浸润的学府永远地保持浪漫与率真，永远充满青春的活力。丁中，我的母校，我永远为你自豪。

写于2008年10月11日夜

（本文作者为丁中校友，原中共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现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