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 – 个人简介

高攀龙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上书指责”陛下深居九重”，被贬谪为揭阳县典史，又逢亲丧家居,30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间,他与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抨击阉党、议论朝政,影响较大,时人称为”东林党”。高攀龙为首领之一。天启元年(1621)，被召入朝任光禄寺丞，又升少卿。后因”红丸案”，上书责□臣，帝不听，反被夺禄一年。后又议任大理少卿、刑部右侍郎。天启四年(1624)擢升左都御史，与左副都御史杨琏等上书弹劾太监魏忠贤，揭发魏忠贤的党羽崔呈秀贪污受贿事状，被革职返乡。后崔呈秀派锦衣卫缇骑前往逮捕，他投池水自尽。

高攀龙 – 生平概述

高攀龙 高攀龙，字云从，改字存之，号景逸，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十三日生于无锡城内水阙(今水曲巷)。19岁时以品学兼优，为邑诸生。万历十年(1582年)中举，曾就学于顾宪成。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先后任职于大理寺、行人司。公余研读二程与朱熹的著作，以程朱理学为宗。万历二十一年因上疏痛责首辅王锡爵排斥异己，被贬为广东揭阳县典史。万历二十三年弃官回无锡，在五里湖畔建筑“水居”，家居27年。万历三十二年与顾宪成等合力重修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指斥时弊。时称参与东林讲学活动的人为“东林学派”和“东林党”人。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长达22年。世称“高顾”。 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起用被贬谪的诸臣，高攀龙入朝为光禄寺丞，次年升光禄寺少卿。这时山海关外已被清兵攻陷，危及京师，他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专理守战的疏奏为皇帝接受。孙承宗出关督师，收复了辽河以西失地。高攀龙后调任太常少卿，升太仆卿。天启三年春，他利用出公差机会回无锡主持东林书院讲会，同年调任刑部右侍郎，弹劾宦官魏忠贤的党羽、御史崔呈秀。天启四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时魏忠贤已结成阉党，矫旨指责他与吏部尚书赵南星谋结朋党，高攀龙被迫辞职回乡。天启五年起，魏忠贤大兴冤狱，捕杀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员，打击东林党人。四月，高攀龙被追夺诰命，削籍为民。十月，东林书院被毁。十二月，魏忠贤一伙颁示“东林党人榜”，他被列入榜中。

高攀龙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崔呈秀合谋诬劾高攀龙和前应天巡抚周起元等7人。锦衣卫缇骑四出追捕东林党人。三月，缇骑在苏州逮捕周顺昌等人，激起大规模的市民抗暴斗争。高攀龙得到消息，自知不免，写下遗表，于三月十七日凌晨从容赴水，终年64岁。崇帧初年得以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遗著经后人整理为《高子遗书》和《高忠宪公集》。

高攀龙自杀前曾遗言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多做事的正直大臣终于走上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袁可立在朝堂上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阉党益怒。几个月后，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遂被魏忠贤排挤出朝，致仕归里，而以阉党爪牙刘廷元代之。随后魏忠贤欲加害袁可立，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高攀龙 – 东林党肇始

高攀龙高攀龙，家乡有东林书院，原为宋代杨时讲道之处。被革职后，高攀龙与其弟允成将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顾宪成、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这里讲学，“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一些被滴黜的士大夫，或世不能容而退居山野者，知道这个消息后，全都来响应归附。他们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朝内官员也遥相应和。东林书院渐渐自成一党，后来遂称东林党，顾宪成也被尊称为“东林先生”。

高攀龙曾言：“字辇毂，志不在君文；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所以虽然是在书院讲学，却还经常讽议时政。其后，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正直君子，被朝廷所黜，亦赴东林相继讲学。他们自负气节，与朝廷相抗，这便是东林党议的开始。 高攀龙 – 相关图片

高攀龙 “东林旧址“石牌坊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获地方官员支持干宋朝杨时讲学遗址上创建东林韦院。天启六的(公元1626年)韦院被阉党强行折毁。思宗即位后东林之狱得到平反思宗下诏复建。

高攀龙 – 《高子遗书》

明高攀龙（1562～1626）撰。攀龙出赵南星之门，其学以格物为先，兼取朱、陆两家之长。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初自辑其语录文章为《就正录》。后其门人嘉善陈龙正编为此集，凡分十二类。一曰语，二曰札记，三曰经说辨赞，四曰备仪，五曰语录，六曰诗，七曰疏揭问，八曰书，九曰序，十曰碑传记谱训，十一曰志表状祭文，十二曰题跋杂书。附录志状年谱一卷。其讲学之语，类多切近笃实，阐发周密。诗意冲澹，文格清遒，亦均无明末纤诡之习。盖攀龙虽亦聚徒讲学，不免渐染于风尚。然严气正性，卓然自立，实非标榜门户之流。故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以异于伪欤。。来自(四库全书)

高攀龙 – 主持东林书院，坚持讲学议政

高攀龙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从北京回到家乡泾里。高攀龙在朝中因公务繁忙，积劳成疾，再加遽遭削职，冤屈难伸，因此在长途跋涉回到家中后体质极弱，病痛频发，好几次生命陷入垂危。然而他绝不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抱负，尽管已不能在朝中实现自己的志向，也要在故乡做些有益的事。顾宪成认为：讲学，可以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持正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和自己重人才、重舆论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讲学上来，高攀龙一生最辉煌的事业就此展开。 由于高攀龙在学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慕名来请教他的人很多。高攀龙不顾病体，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后来，他看到前来泾里的人很多，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宇、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还容纳不下，就与长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高攀龙的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使学生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辉，一派日以继夜奋发攻读的景象。即使许多已有功名、才学亦高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高攀龙在居家讲学的同时，还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高攀龙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顾宪成和吴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重建工程开始于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大力。顾宪成又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高攀龙会同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的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社会和学人的共同需要兴举起来的。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这就将原来士绅的分散游学形式变为集中固定的有组织的讲学活动。而且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还提供食宿方便。讲授方式十分灵活，有时采用演讲方式，讲了一段时间后，就穿插朗诵一段诗词以活跃气氛、开发性灵，主讲者还随时回答提问。有时采用集体讨论方式，沟通思想、交流心得。

东林讲学博采诸家合理之言，去短集长、不执门户之见，讲学内容也较为广泛、丰富、适用，主要以儒家经史著述为主，但也兼及并包括一些必要适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具体实际的应用与管理方面的知识在内，还与评论政事得失、乡井是非连在一起，还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要求学生身体力行。由于东林讲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赴会，学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不大的书院竟成了当时国内人文荟萃的重要会区和江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便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东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则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高攀龙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本是儒学祖师孔子、孟子的传统，但在汉以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儒生，不但多数沉溺为科举功名之士和从事考据、词章之士背离了这种精神，只是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猪取名利的手段，即使连标榜义理之学的儒生，也多半只是脱离社会实际地空谈玄理。高攀龙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各家的学术观点，从现实和封建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沉溺功名或空谈心性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两种学术思潮都将导致人们对现实社会和具体学问的漠不关心。他认为如今的政治形势已危机四伏，如同把干柴放到烈火之上那么危险，因此顾宪成强调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社会国家民生所用，他认为如果眼光短浅，营营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学问很深、修养很好也不足挂齿，提倡士人不管是作官为民，身处何境，都要明辨明非，注重气节，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在东林书院的讲堂里，就挂上了顾宪成在青年时代写的那付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同时，高攀龙也以一庶民身份积极参与事务和评论朝政，将注意乡井民情和关心国事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万历三十二年，以贩粮谋点微利的赵焕在江阴长泾（今江阴长泾）为税棍俞愚、金阳暗下设计，被活活打死，并将尸体沉入附近河内。他的儿子赵希贤多次为父讼冤，由于乡宫相互包庇，一直得不到申雪。顾宪成为此一面写信信巡抚江南的地方官周怀鲁，请他代呈灾情，上达朝廷，以便量情及时给予救济。高攀龙又写信给漕运巡抚李三才，向他反映灾区情况，恳请他尽力通融接济灾民。顾宪成对朝局的败坏十分关心，但他鼓励东林这员不管时局千难万难，一定要坚守职责，直言敢谏，精诚谋国，“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天下有一分不可为，亦不可犯手”。意思是说，只要天下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坚决地干不去，切不可知难而退，归居林下，使一邦宵小奸党全面控制朝政，同样，只要有一丝一毫不该做的，也绝不参与插手，绝不能同流合污，使政局更为糟糕。

高攀龙 – 个人成就

高攀龙（一）文章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格调清遒。他的记叙性散文，如《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深情地描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东林书院建立经过及顾的为人品德，亲节感人。文中称：”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素淡几笔，写出一位以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仅载几件小事，而将薛□公正廉明、敢于力谏的品德勾画如生。他的游记散文虽不多，但也可见出善于借景抒情的功力。如《武林游记》，记杭州数日游，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由此想到”张旭、右军观之，书法当更适”，颇有深意。 （二）诗歌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风格。沈德潜称他”无心学陶,天趣自会”。如《夏日闲居》：”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

高攀龙 – 墓地遗址

高攀龙高攀龙墓，原在无锡西郊璨山之东，1966年遭毁，1985年由无锡文物管理委员会移地重建于西郊青山，今青山公园内。

高攀龙（1562一1626），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明万历进士，东林党领袖，官至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反对阉党被革职回乡，与顾先成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天启六年（1626）遭魏忠贤陷害被逮捕前仿屈原之志，投水自尽。

原墓地形制宏伟，占地4．7亩，坐南朝北。清雍正、乾隆及以后各朝，曾多次加以修整。咸丰年间，因兵灾致使墓园严重破坏，光绪元年（1875）又加重修，1985年移建于其父母安葬之地。现墓园四周用砖砌罗城，墓墩用石块围砌，上部有封土，墓前有石刻墓碑。上镌“高攀龙之墓”。1986年7月，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