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陈宗胜

陈宗胜

陈宗胜，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10月生，山东人。1993年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毕业。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教授。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农业委员会顾问。陈宗胜，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起，先后在南开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天津财经学院特聘教授；天津市农业委员会顾问；《管理与科学》杂志评委。“在总结以往走过的路时，我多少有一种没有虚度年华的安慰；在浏览过去发表的论着时，我为自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有时还能站在潮头作点召唤性的工作而感到欣慰。诚然，我知道理论上的满足感不代表心理满足和行动止步，理论创新的愉悦只寓于艰辛的努力之中。毫无疑问，更让我心存感激的是南开大学和我的老师和同事们。我所取得的点滴成绩，是南开校园里激励人奋进的学术氛围熏陶的结果，是教授我知识的各位老师指点的结果，也是同事们帮助的结果。”这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教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话语中充满了他对南开的深切感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陈宗胜，共同感受他那浓浓的南开情结。山东省威海市下辖的乳山市（原为乳山县）是陈宗胜的家乡，那是一个濒临黄海、三面环山、一面靠河、风景秀丽的小山村，距离《苦菜花》故事的发生地仅几里路之遥。中间隔着的河叫黄累河，清澈见底的河水，静静地从村后向东拐了几个弯后汇入黄海。陈宗胜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在弟兄四人中排行老大。父亲是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母亲年轻时也背过药箱，因为专攻常见多发病，民间还流传着一些他们治病救人的小故事。文化大革命初期正是陈宗胜接受启蒙教育的时期，小学生停学回乡村劳动他亦随之前往。据陈宗胜教授自己讲，除了扶犁耕地，他几乎干过所有种类的农活。后来被推荐到当时公社所在地南黄镇第五中学学习，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在那样一个无法被现在年轻人所理解的动乱年代，他还是努力学完了已被简化了的数理化课本，并在当地工厂参加务工实践，还在校办工厂学会了制作“六二○”生长剂（一种生长激素）的技术。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回忆起那段日子时，陈宗胜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教过他的各位老师，特别是老师们在那种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教学的敬业精神令他永生难忘。1971年中学毕业后，陈宗胜在当地招待所干过服务员，后来在物资局协助一位老工程师搞基建，扎过脚手架，绑过钢筋，做过水泥板，其间也曾作为局里的物资采购员前往烟、青、沪等地。1972年底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警备区入伍，负责驻守青岛信号山、崂山，先后担任排级和连级大功率无线电台台长。严格的军旅生活使他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军人光明磊落、互帮互学的优良传统更使他深受感染。或许正是因为品尝过跋山涉水急行军脚底打泡的滋味，体验过刚入梦乡又被紧急集合惊醒以致后来露宿乱坟头的心境，感受过烈日下走正步练拼刺、风雪中站岗放哨的艰难困苦，经历过无线兵晨昏颠倒值夜班的单调枯燥乏味，他才在后来面对艰辛而枯燥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付出的体力上的透支和精力上的损耗的困难时，表现出比平常人更加坚定的意志和勇气。1977年，陈宗胜走进南开大学，在近三十名应试人员中，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经济系，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南开大学的第一批本科生。大学四年中，他表现出了对经济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初步掌握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并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外语、数学和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从三年级他便开始撰写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短文和札记，有的还被专业杂志刊用并获奖。在赴安徽省凤阳大包干发源地进行一个多月的调查后，撰写了题为《论包干到户的适应范围》的毕业论文，在这一制度还远未全面推开之前，试图从数量界限方面证明它的广泛适应性。1981年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有步骤地系统地阅读经济学专业文献，参与课题研究，并不断发表学术论文。为探求计划体制改革的思路，他与同学一起以京津地区为基础，北上辽吉，西去川陕，中经徽苏，南下沪杭，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有关计划体制改革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重要学术杂志《经济研究》上，随后被几家报刊转载。1984年，陈宗胜来到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动态部协助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新朋友，也培养了对宏观动态分析的兴趣和敏感，撰写了几篇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其中有些还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的好评。1996年，陈宗胜重返南开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开山弟子。此后作为研究室主任多次参与或主持若干重大研究课题，陆续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得到学界同仁赞许。他在博士毕业论文《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创造性地提出“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差别倒U理论”，此文略经修改即以同名在当时颇受社会瞩目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主持的“现代经济学文库”中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1年这本书就曾经入围孙治方经济科学奖，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有人认为书中阐述的“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曲线”（后被称为“陈氏倒U曲线”）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私有经济的“收入分配倒U曲线”似有“阶级渊源”，结果与其擦肩而过，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1991年，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陈宗胜远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经济增长中心读博士后，师从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GustavRanis和费景汉教授等。两年多的国外学习使他收获颇丰，先后撰写了几篇论文，使“陈氏倒U曲线”理论更加完善；其间，他多次参加在耶鲁、哈佛、波士顿等大学举行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其中两次应邀宣讲论文；同时，他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时尚、风土人情等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作为校友，他聆听了布什总统在接受母校耶鲁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的演讲，与回母校发表竞选演说的克林顿总统（当时还只是总统候选人）握手致意。1993年在归国途中陈宗胜在台湾进行了短期的访问，粗略的考察使他对台湾的发展水平、台北市容，乡下的农庄生活、茶园风光，桃园县的民主尝试及所谓阳光法案等，有了更加贴近实际的了解，并就交通和通讯方面在美、台、中的发展比较中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由于工作和研究的需要，他与国内外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自美国做博士后回国后，又先后多次到国外或港澳台地区进行访问讲学：1996年先后到香港理工大学商学系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问；1997年赴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经济学系访问并作学术报告；同年8月应邀赴澳大利亚佩斯西澳大利亚大学参加“大中华经济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演讲；1999年赴德国各地考察访问等等，为扩大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影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考察过程中也开扩了视野，积累了很多其他国家进行学术研究的规范作法和经验。1994年，作为年轻的经济学教授，陈宗胜出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第八任所长，全面主持这个历史悠久、在海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经济学研究机构。按照国际上对类似机构的认识，他试图引导其沿着新的路径走出特色，恢复研究所创建之初的功能——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以进一步提升其整体研究水平及在国内外同类学术研究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南开经济研究所始建于1927年，其创始人何廉先生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从翻阅了几遍的《何廉传》中陈宗胜教授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识和启迪。他说：“从他（何廉先生）坚持进行《东北移民》、《高阳土布》及《物价指数》等研究中，我坚定了今天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从他穿梭于大江南北国内国外筹措资金的艰难过程中，我悟出了建立学术研究基金的迫切和必要性；从他出洋留学、归国治学，到转向仕途、从政治国的曲折丰富的经历中，我体味到一个学术机构和一个学者可能遵循的道路。”此后，陈宗胜教授与他的同事一起开始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探索，有所谓“五个一工程”之称：制定一项讨论会制度，建立一个学术研究基金，开展一个大型课题研究，出版一本有影响的专着，召开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他在南开园首倡国际上流行的“学术讨论会”制度，时至今日，这一制度已经被许多兄弟所系乃至院校所借鉴；他尝试建立了以导师谷书堂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谷书堂经济学基金”，用于支持经济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他还带领所里的青年教师及部分校外研究者，开展了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课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着，获得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学界同仁公认的成果。1996年开始，陈宗胜教授在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挂职副主任，2000年后转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得以亲身参与到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此期间，他开创了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制定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与措施，并协助领导完成了新时期天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的金融服务体系。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他熟悉了制定政府决策的主要思路和程序，并且掌握了抓住制约决策做出的关键性环节的工作方法。工作中他发现，经济学家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为了讨论和分析问题的方便或用数学方法建构经济模型的客观需要，侧重考虑问题的学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舍去或抽象掉了一部分实际因素。而往往这些被忽略的内容就决定了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作为实际工作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更多地考虑政策的实施与完善的过程，因而理论与实践的反复结合与修正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他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认识到公务员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应当承担的使命，也不了解现代公务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和技能，仍然停留在机械地听领导、等命令、看文件的低水平层面，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严重滞后，工作没有激情与创造性，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支队伍中迫切需要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修养和研究能力，并富于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来改变这种现状。基于此，陈宗胜教授提出了三点体会：一是理论的深度决定行动的水平，因而进行理论研究是必需的；二是理论家必须密切关注实际情况，否则理论就可能离开现实生活太远而成为无用之物；三是即使再好的理论也必须用之于实践。他认为，一方面，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一个优秀的学者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学术功底外，还必须有甘于坐书斋“冷板凳”的心境和气度，这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甚至也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身处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日新月异，各项事业及人们的观念飞速变化与发展的年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善于从新的实践中不断提炼和概括新的理论。这当然比从书本中演绎理论要难得多、复杂得多，但唯因其不易才有深度和生命力。陈宗胜教授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好的庖丁善以其锋利的尖刀剥除皮肉将牛的骨格展现出来一样，好的理论应当是好的经济学家以其理性思考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作尖刀，深入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内部而“解剖”出其运行规律的结果。因为受到长期的经济学正规训练和熏陶，陈宗胜教授一直认为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除研究对象之外，应当同物理、化学等科学具有相类似的性质，使用类似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此，他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归纳为：提出现实问题，规定假设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导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得出科学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理论探索始自假设，没有假设就没有理论；理论假说须经统计检验，未经验证则不必然是科学；而通过验证的科学假说，其中就寓含着指导行动的建议和政策。这个思路也给定了新时期经济学家的根本任务和经济学科的发展出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对于这一经济学国际标准化的研究范式，陈宗胜教授在其博士和博士后论文的写作中作了初步尝试。他研究的主题“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别的趋势”，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初是国内外经济学界较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依据对公有经济实践的切近观察，他以实证分析为主，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作出了一系列只同公有经济相联系的假设前提下，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考察了公有经济中同时制约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别的诸种变量，论证了“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U理论”，并运用大量资料进行了检验。这些分析受到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好评，其核心内容被称为“陈氏倒U曲线”（与关于私有经济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相对应），美国纽约《侨报》对此做了专门介绍，称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收入分配问题是在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除了提出“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之外，陈宗胜在做博士后期间进一步把制度因素引入收入分配中分析，将体制变革作为影响收入差别的重要变量，得出了“阶梯型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结论（《经济研究》1993年），使关于收入差别趋势的研究更加接近实际，一俟发表就引起学界广泛重视。近几年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陈宗胜教授又主张把居民收入分为正常收入和非正常收入，从而提出了颇受称道的“两个95%”的理论（也被称为“两个大多数”），即我国居民中95%的人获得的95%的收入都是正常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差别扩大是适当的、应当的；政府政策的关注点应是消除非正常收入，救助贫困失业人口。这一观点受到学界及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视，成为制定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陈宗胜教授的关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观点。如在宏观调控理论方面，1988年在《经济研究》第七期上发表了《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分析》一文。该文是参加《经济研究》和《中青年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讨论会”的入选论文，受到与会者的称道。在《经济研究》随后发表的会议观点综述中被称为区别于“需求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制度学派”或“体制学派”的代表，开以体制变革解释宏观经济变动的先河。《亚太经济时报》也在报道中将此文观点突出列出。此文还是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讨论会”的入选论文；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陈宗胜教授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1987年在《经济学家》上发表了《论企业家主权》一文最具有代表性。这是国内讨论企业家问题的较早的论文。文中首次把企业的经营主权划分为“所有者主权、经营者主权、职工参与、职工主权（劳动者主权）”四种类型，把“企业家主权”作为“经营者主权”的主要形式，并从效率、公平、激励、职工地位等几个侧面，论证了企业家主权的合理性。发表后被几家报刊转载。而学术界类似观点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于报章；在所有制方面，他八十年代就写出一系列论文，其中1987年在《南开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混合经济》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国所有制的改革模式应是“相对优势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主张以国有制的主导作用代替其主体地位；并且指出混合经济包括双重：国民经济大范围的混合和企业内部小范围的混合。此文发表后引起学界重视，并为《人大复印资料》等多家报刊转载。十年后在党的“十五大”的文件中明确地使用了混合经济的概念。在这方面陈宗胜教授提出的另一新的理论是，把所有制作为资源配置的组织形式或手段（《从产品性质出发探索所有制改革的形式》）。此观点首次于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经济学家讨论会上提出后，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陈宗胜教授发表的系列论文，包括“一论、二论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其中提出了衡量“适度增长”或“最佳速度”的标准，从结构、分配、效益、速度几个方面进行测度。此外，关于“滞胀”问题他也较早地给予了关注，1996年就有专论《走出滞胀困境》的着作问世。在担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陈宗胜教授主持并组织所里的大多数学者参加，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这部专着，第一次用五种方法、从三个侧面、采用200多个自己设计的指标，全面测度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向世人宣布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大半，当时的市场化率已经达到65%。2000年，这部着作的英文版由美国NOVA出版社出版，并立即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图书馆收藏，有书评称其是“20世纪末关于中国的发人深思的着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其“具有开创性”、可能形成“新的南开指数”，并引起一系列后续的类似研究。2003年，这部书获得了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标志着陈宗胜教授领衔的这项研究被学术界所赞赏和认可，有评论者承认为其“先行研究功不可没”。陈宗胜教授的经济学研究之路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的。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着和参编着作20多部。主要代表性着作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走出滞胀困境》，《改革、发展及收入分配》、《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等。主要代表性论文有：《倒U曲线的阶梯形变异》，《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背景－双重过渡》，《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分析》，《论企业家主权》，《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别理论模型与假说（I-II）》，《再论国民经济适度增长》，《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等。《中华儿女》等媒体曾对他进行专访，称其为“与经济学发展同脉搏的经济学家”，或“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陈宗胜教授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失业与通货膨胀等方面。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共承担和主持并完成了1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目前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作为博士生导师，先后为南开大学校内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讲授《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着作选读》，《收入分配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等课程，先后指导了博士后六名，博士生近二十名，硕士生约八十名（含校外班学生）。1996年，陈宗胜教授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入选原国家教委首批“跨世纪人才”，1998年被学校授予“优秀青年教师”称号，1999年被国家人事部列为“百千万人才工程”的第一、二层次人选。他的多部学术论着多次获得不同层次的学术奖励，特别是2003年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之前分别二十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计委、科委、教育部以及天津市、南开大学和其他学术单位颁发的一、二、三等优秀着作奖或优秀论文奖。此外，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担任兼职教授或特聘研究员，担任过全国经济学会理事，在天津经济学会、科学技术协会等多个学术团体先后担任过常委或秘书长等职；在《经济管理科学》、《生产力研究》等多个学术杂志担任匿名审稿人。“我的经济研究之路基本是直的，时有歪斜也是培育我的老师们帮助我扶正的。回首当年的稚嫩时我记着他们，站在国际学术讲坛上宣读论文时我想起他们，我深信今后将继续得到他们的指点与帮助。我庆幸走过的每一步都有名师指点，魏勋教授引导我进入经济学的神圣殿堂；谷书堂教授扶我攀登上硕士、博士的阶梯；杨敬年教授在治学方面给我以耳提面命；吴敬琏教授的思想和热情使我受益匪浅；Ranis教授熟练的经济学分析技术使我大开眼界，也深感新一代中国经济学者肩头上的责任重大。”谈到这里，陈宗胜教授满怀深情。在采访的最后，陈宗胜教授坚定的说“我坚信，再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经济学研究一定会站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前列。我也坚信，再经过几代南开人的不懈努力，南开大学也一定会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生平/陈宗胜

1978年至1984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85年至1986年，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动态部工作；1986年至198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1987年至1990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社经室主任，天津中青年经济学会副秘书长；1990年至1991年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发展室主任；1993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经济学教授，天津经济学会副会长及经济杠杆学会副会长；1991年至1993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至1998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政府津贴”获得者、“跨世纪人才”；1996年5月至10月，香港理工大学商学系学术访问；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6年至2001年，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2月至7月, 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经济学系访问； 澳大利亚佩斯西澳大利亚大学参加”大中华经济国际学术会议”；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德国社会发展基金会“政府职能与社会市场经济”研讨会及考察；1999年，国家人事部人专司函45号批准为1999年度“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2000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2001年，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2015年1月政协天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正局级）

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经济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天津财经学院特聘教授；天津市农业委员会顾问；《管理与科学》杂志评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外事活动/陈宗胜

陈宗胜

陈宗胜精通英语读说写，并粗通俄语，经常出国（境）进行访问考察或开展学术交流：1991年5月-1993年6月，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6年以前多次去美国斯坦福、香港理工大学等地访问学习；1997年2-3月去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经济系演讲访问；1997年7月4-13日赴澳大利亚佩斯（PERTH）西澳大利亚大学参加”大中华经济国际研讨会议”；1999年1-2月赴联邦德国参加”政府职能及宏观经济”研讨会及考察；2000-2001年几次去香港理工、香港城市大学考察访问。

教育成就/陈宗胜

陈宗胜有丰富的教学经历，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博士、硕士毕业生。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他主要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作选读”。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为硕士、博士生开设”发展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发展”，”发展理论与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专题”，”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发展经济学着作选读”。由于能够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讲授经济学原理，揭示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故颇得学生和老师们的好评，多次被提名为全国及省市优秀教学奖候选人，曾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课程开发方面，为博士生开设的三门课程均为近几年根据研究成果和教学任务，逐渐开发的新课程。几年来共培养硕士生30多名、在读和毕业的博士生10多名，协助培养6名，培养博士后3名。

作品/陈宗胜

陈宗胜自从事经济学以来，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着和参编着作8部。

论文

2002a, 关于收入差别倒U曲线及两极分化研究中几个方法问题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第五期；

2002b，关于收入差别总体基尼系数测算的方法的一个建议，《经济研究》，第五期；

2002c，以开放推动经济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业绩与发展前景，《宏观经济研究》，第7期；

2002d, 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及制约其变动的某些因素，合作，《经济学（季刊）》，第一卷第3期；

2002e, 中国的城乡差别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合作，《南方论丛》，第二期；

2002f,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调控政策，合作，载《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7版；

2001a, 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合作(周云波)，《经济研究》，第四期；

2001b, 加速市场化进程，推动经济体制转型，合作(周云波)，《天津社会科学》，第三期；

2001c, 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天津收入差别再研究，合作，《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

2001d，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三论发展的影响，合作，《南开经济研究》，第四期；

2001e, 行业特征等因素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合作，《中国经济论坛》，第10－11期；

2000a，简论把所有制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天津社会科学》，第三期；

2000b，利息、遗产“二税”的理性思辨，合作（与孙凤），《宣传广角》第七期；

2000c，中国地区差别研究与西部大开发，合作（与曹桂全），《环渤海经济了望》第二期；

2000d, 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深入研究—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再研究》，《经济研究》，第七期；

1999a, 联邦德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框架特征及其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启示，《天津经济》第三期；

1999b, 中国农业市场化进程测度，合作（与陈胜），《河北学刊》第二期；

1999c, 鑫茂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创新模式，《天津经济》，1999年第三期；

1999d, 21世纪初期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别趋势―――论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及与库兹涅茨倒U理论的比较，载张卓元主编《21世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1999e，关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研究，合作（陈晓东），《环渤海经济了望》第六期；

1998a，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合作（周冰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号；

1998b,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Ligh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hinese Community Forum, No.18. 1998c, 对《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一文的答复——兼议经济学学术争鸣，《生产力研究》第五期；

1998d, 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再生资源研究》，合作(周云波),第四期；

1998e,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ina’s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Yanrui Wu and Qiang Ye, NCDS Asia Pacific Press. 1998f, 还是提倡力争完成8%的计划速度为好，《环渤海经济了望》，第五期；

1997a，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现状、趋势及影响因素，《经济研究》,第三期；

1997b，天津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天津社会科学》, 第三期；

1997c，人口、就业与收入分配，载刘佩琼编《中国经济大趋势1997》，香港商务印书馆，1月；

1997d，中国经济学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合作者：徐刚、刘书祥）《经济学动态》，第七期（收入同年于光远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e，所有制的改革方向──相对优势公有制的混合经济，《求知》第9期。1997f，失业、就业及2020年的前景预测和对策，合作（谢思全、张灿）， 载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编《迈向2020年的中国》，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9月。1997g，所有制改革、工程中心改制与推动科技进步， 载国家计委科技司编（内部资料）：《国家计委1997年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与工业界合作研讨会文集》。1997h，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研究—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剖析，《经济研究》第11期。1996a，人口迁移与就业问题，载刘佩琼编《中国经济大趋势1996》，香港商务印书馆，2月；

1996b，论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与趋势，《经济学家》，第四期；

1996c，增长方式转型与技术进步及劳动密集技术的选择，《管理世界》，第三期；

另该文经与顾颉改编后以《技术进步与劳动密集技术的选择》为题载陈德华、 王裕国、程民选编《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书,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6d，增长方式转型与技术进步，《沿海企业与科技》，第二期；

1996e，滞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新趋向，合作，《南开学报》,第一期；

此文的部分内容以《深化体制改革 摆脱”滞胀”》为题载陈德华、阑子荣、潘石、于良春编《深化企业改革与治理通货膨胀》，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f，突出优势深化改革稳步推进海口市的下一步发展，载中共海口市委办公室编《专家论海口》，8月；

1996g，增长方式转型与劳动密集技术的选择，《吉林石油化工》，第一期；

1996h，技术进步—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光明日报》，1月25日；

1996i，推动增长方式转型必须考虑劳动密集技术的选择，《天津工人报》，1月25日；

1996j，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国改革报》，4月5日；

1996k，天津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跨世纪战略研究，合作（顾颉），《南开经济研究》，第三期（获天津市体制改革协会1997年一等奖）。1995a，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背景—双重过渡，《天津社会科学》，第五期；

1995b，提高中股比例，克服买断弊端，合作，《南开经济研究》，第三期；

1995c，沿海地区“民工潮”及其对策，合作，《天津社会科学》，第三期；

1995d，“民工潮”状况调查，合作，《经济研究》资料，第四期；

1995e，从无序状态到规范化市场的有益尝试，合作，《理论与现代化》 ， 第四期；

1995f，新的新古典理论，《发展导报》，1月4日；

1995g，从微观入手求稳定，《中国市场经济报》，1月17日；

1995h，顺水行舟－民工潮现象纵横谈，《天津日报》，1月24日；

1995i，生产资料市场将结束无序状态（上），《北方市场导报》，5月9日；

1995j，民工潮的起因、利弊与对策，《天津工人日报》，1月30日；

1995k，民工潮：辨因析利话对策，《中国市场经济报》，2月7日；

1995l，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0家中外合资企业经营管理调查（1－8），合作，《北方市场导报》，1月21日－3月20日；

1995m，产业深化分工细化收入分配，《中国市场经济报》，4月19日；

1995n，完善失业保障逐步解决失业问题，《开放导报》，第三期；

1995o，收入差别跳跃上升，《北方市场导报》，8月28日；

1995p，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合作，《改革》，第五期；

1995q，读杨敬年教授的新着《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合作，《南开经济研究》，第五期；

1994a，深化企业改革与抑制通货膨胀，《上海金融》，第十一期；

1994b，失业、通胀、收入差别扩大，《经济学消息报》，12月1日；

1994c，The Estimation of Incide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of Abnormal Income: the Case of China, Nankai Economics Studies, Vol.I, No.II；

该文最初于1992年在美国东北部大学发展讨论会上宣读；

1994d，失业、失业保障及劳动市场，《天津社会科学》，第六期；

1994e，倒U曲线的阶梯形变异，《经济研究》,第五期；

1994f，可贵的探索可喜的成果－评《比较经济体制》，《南开经济研究》，第三期；

1994g，充分就业三策，《天津日报《专家论坛》》，5月31日；

1994h，当前通货膨胀原因复杂，《天津日报《焦点访谈》》，11月15日；

1994i，产业深化分工细化与收入分配，《工人日报《社会之声》》，12月23日；

1993，公有经济中减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南开经济研究》，第六期；

1992, Theoretical Model and Inverted-U Hypothesi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 EconomicDevelopment under Public Ownership, reserved in EGC, Yale University；

1991a，库兹涅茨倒U假说理论论争评析，《上海经济研究》，第三期；

1991b，库兹涅茨倒U理论统计检验评析，《学术季刊》，第二期；

1991c，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别理论模型与假说(I)，《南开经济研究》, 第三期；

1991d，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别理论模型与假说(II)，《南开经济研究》, 第四期；

1990a，天津市二元经济发展状况，《南开经济研究》，第三期；

1990b，收入分配与二元经济发展，《经济学家》，第三期；

1990c，论经济增长模式、速度与周期，《经济研究所年刊(1990)》；着作

2002a,《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合着，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b,《体制转轨中经济问题研究》，专着，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收入分配及发展经济学的其他主题》，编着，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a，《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迈向富裕》，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b，《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专着，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c，《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主编第四篇，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d，The Extent of Marketizati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China，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USA.

1999,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合着，上海人民出版社（简装、精装两种）；

1998, 《改革、发展及收入分配》，专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反不公平贸易法概论》，合译，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专着，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5，《走出滞胀的困境》，合着，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a)，1994(b)，《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专着，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联合第二版（简装、精装两种）

着作

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走出滞胀困境》、《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等，并发表了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他的《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一书，写于80年代末我国居民收入差别迅速扩大之时，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并引起大学及研究机构的重视，被称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经典着作”。该书的核心内容在美国耶鲁大学以”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为题用英文发表，被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教授称为”陈氏倒U曲线”。《体制变革中的客观经济分析》一文，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讨论会”的入选论文，受到入会者称道。该文被选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讨论会”的入选论文。

观点/陈宗胜

融洽会是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具体措施之一融洽会在设计、筹备开始阶段的确是作为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很重要的内容提出来的，这个措施的采取也是同当初提出的中国直接融资太小的问题相对应的。2006年全国直接融资比重才不到10%，间接融资占到90%多，而发达国家的间接融资比重很少，直接融资通常占到60%-80%，甚至更多。通过融洽会吸引基金方，就是天津金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可以说融洽会是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具体措施之一。第二，金融改革创新在天津确定有直接融资、完善金融体系、综合经营的实验，外汇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金融服务的改革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都需要一种机会向全国、向全球来展示和宣传，所以通过融洽会可以把金融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向全国、全球宣传出去，在全国寻求更多的支持，这是一个联系。第三，促进了基金的设立。融洽会本身的目的就是吸引国内外的中小私募股权基金，通过融洽会达到了这个目的，这跟金融创新的第一条就非常的吻合了。通过这几年天津创立的人民币基金有350多只PE基金，有一百五六十只VC基金，合起来直接融资的基金就有500多只，所以现在在国内说天津是基金的大本营或者叫基金运营管理大本营、基金运营的基地，这个说法已经初步形成了，这就是融洽会起的作用，这就是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第四，在融洽会的推动下，天津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股权基金协会，使股权基金内部有了自律性组织。第五，在融洽会的启发下，我们学习国外基金的经验，制定了天津吸引、促进基金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已经被国家发改委作为一个典范向全国推广。第六，天津建立一些正常的融资平台，这是指天津这里建立了一个天津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这个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实际上是融洽会的常态版。在开会的时候基金方、企业方、中介方一块来两三天进行交流，等会议散了之后到哪融资呢？我们建立了一个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把基金方和企业方挂在网上，通过网络实现对接，这也是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一种，是在融洽会推动下来实现的，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融洽会实际上是金融改革创新很重要的措施。中国经济调整还存在五问题第一，中国采取这些措施对收入差距的调整还不够重视，工农产品等价差仍然扩大。（和讯财经原创）第二，产业结构、增长源结构调整不明显。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低于79%，一些高耗能污染企业上马。（和讯财经原创）第三，信贷扩张对小企业的支持远远不够。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和讯财经原创）第四，存在通货膨胀潜在的风险。（和讯财经原创）第五是对社会保障的软投入还需要加强。

荣誉/陈宗胜

陈宗股本人曾获天津市第三。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五届社会优秀成果三等奖；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评价/陈宗胜

陈宗胜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家。有报导称誉他”是与经济学发展同脉搏的经济学家”， “这位脚踏实地的经济学家，正站在改革的前沿，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理论和向往”。 陈宗胜的理论以规范概括实际现象为特征，并有着鲜明的实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