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家庭背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生于奥匈帝国的兰堡，也就是现在的利沃夫。他的父亲在那里担任建筑工程师。后来成为物理学家的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也是路德维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则死于婴儿时期。当路德维希和理查德还小的时候，全家搬回了他们原先的祖居地
维也纳。
　　在1900年他就读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受到了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大量影响。米塞斯的父亲死于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学位。

职业生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米塞斯1900年入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09～1934年，他是维也纳商会的经济学家。其间，一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1921年还担任了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之职，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
　　1927年元旦，他创建的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
　　1934～1940年他移居日内瓦，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
　　他在1940年移居美国的纽约市。此时美国学术界的“
凯恩斯主义”盛行，米塞斯的
自由主义显然不合主流，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1945年通过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会的推荐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所谓“访问教授”，就是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可，但由于碍于情面而给的虚职。当时的纽约大学甚至拒绝给他薪水，他的薪水一直是由这家基金会提供的。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人类行为》，即便如此，他仍然只能当他的访问教授（至1969年退休为止）。1973年10月10日逝世。

对经济学的贡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米塞斯以
古典自由主义者自居，撰写了大量的作品、也进行了许多的授课，他被视为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导人之一。
　　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辩论。米塞斯用他的理论宣称：
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当时主流的学术思想是相信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或者相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能够兼容。
　　米塞斯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造和研究范式：1、货币经济与通货膨胀。他认为对于货币的需求纯粹是出自于它能用以购买其他货物的功能而产生的，而非为了货币本身的目的，也因此任何在没有黄金支撑下对于货币供给的扩张都会导致商业周期。1912年他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货币问题——随着货币量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货币就会贬值。当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太多，边际效用为零时，货币将一文不值，发行银行必然倒闭。
　　政府控制的经济体制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差异。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1922年他在《
社会主义》一书中说：“没有
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
　　他在《Interventionism，An Economic Analysis》（1940年）一书中写道：一般人对于政治术语的使用是相当无知的。什么叫做“左派”，而什么又是“右派”？为什么
希特勒会是“右”，而
斯大林会是“左”？谁是“反动派”和谁是“革新派”？对抗一个愚蠢的政策绝不应该被谴责，而推行会导致大混乱的“革新”绝非可取的行为。任何东西并不会因为它是新出现的、激进的、和时尚的就会被接受。“正统”的原则如果真的正统那也绝非邪恶。究竟是谁在反对劳工？是美国的那些资本家吗？还是那些企图将劳工地位降至和俄国一样水平的人？谁才是“
民族主义”？是那些希望保持国家独立的人？还是那些企图将自己国家置于纳粹魔爪之下的人？
　　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7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在这个研讨会中，除了出了米塞斯、
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
考夫曼、
舒茨、弗格林等。
　　1927年元旦，他创建的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他的好学生哈耶克没有辜负他的栽培，于1974年代表自由主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人的行为》一书。

评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在20世纪经济学的殿堂中，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米塞斯是一位极其重要的
思想家。长期以来，尽管米塞斯的思想一直不大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接受，但他对20世纪人类社会的思想影响以及知识贡献却是是无人能忽视、无人能置否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可以说，讲述20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史，如果缺了米塞斯，就不可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2000年美国的《自由》杂志把米塞斯称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米塞斯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当代思想史上占据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在对理解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基本原理方面，米塞斯曾做出过诸多理论贡献。除了他在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市场交易学（Catallactics）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的理论贡献外，米塞斯的最主要理论贡献还在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洞识：在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会导致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米塞斯的这一深刻洞识，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与
兰格（Oskar R. Lange）、
勒纳（Abba P. Lerner）和
泰勒（Fredrick Taylor）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争论焦点和核心问题。具体说来，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提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这一洞识，曾使当时许多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还是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哈耶克）从迷梦中苏醒过来。正如哈耶克在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言：“《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改制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一些毋庸置疑的历史史实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性的理论判断，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了。然而，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发生，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陷入自1929~1933年大衰退以来前所未见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又使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层人士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极其优长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怀疑。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以及在目前的所谓“后危机”时期，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这一转型国家中，政府均采取了“大剂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手段，以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乃至过去已经弃而不用的政府行政控制和驾驭经济的做法又在各国大肆回潮。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处于转型和发展双重变奏曲中的大国，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急速下滑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增速锐降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加上近年来实际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国进民退”，导致一种强势政府统御社会的所谓独特“中国模式”正在沿着一种自身演变逻辑而渐进成型。伴随这种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经济的体制模式的渐进成型，在中国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也不断发生，并正在积累，以至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断增强。因而，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化是否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前行还是掉头倒转逆行的选择问题。在一些西方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目前政府管理乃至调控经济运作的形式和范围也在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各国政府决策层和一些咨询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转、自我调节以及自我平衡的运转效率产生了诸多怀疑，政府干预和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今世界，良序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制度条件和基本原理有待于进一步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从这个视角来看，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勒纳和泰勒等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计算可能性大论战的一些问题，又若隐若现地投射到了理论界的争论中来。在此情况下，认真且全面地研究米塞斯这一“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的思想和观点，不但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选择，乃及对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的选择，也有着切近的现实意义。
　　当然，在研究和介绍米塞斯这一二十世纪的思想大师的学说和理论观点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其理论的积极和进步意义外，米塞斯本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不是没有问题的。米塞斯一生坎坷，其学说和学术活动一直不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甚至受到一些无言的排挤和冷待，加上米塞斯一生执着的治学风格，使得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现实政策主张在某些方面有些偏执和过于极端。譬如，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为》，其思想方法的逻辑起点现在看来就甚值得商榷和怀疑。在这部学术巨著中，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很显然，米塞斯经济学的这种逻辑建构和叙事方式，如果说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是同归殊途的话，那至少也可以说是进行了某种“类似套路”的“演练”，尽管由各自理论进路所达致的政策结论有些差别。
　　尽管在米塞斯的经济社会理论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从整体上来评估，米塞斯经济社会理论中的问题是“瑕不掩瑜”，因而并没有怎么“湮没”这位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的诸多理论专著和文章中所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以及所提出的诸多理论洞识。我们今天甚至可以预期，米塞斯在20世纪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所阐发的诸多理论洞识，会在人类走向新的21世纪征途中不断发出新的理论光辉，启迪人们在应对新世纪出现的新经济社会问题时做出确当的应对之策，确保人类诸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更加顺畅、平稳和健康地的成长和扩展。
　　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米塞斯的思想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西方世界遭遇了“冷处理”，但现在看来，米塞斯在中国的遭遇可能远比在西方各国还糟糕。到20世纪结束前，国内可能还没有一本米塞斯的专著用中文翻译出版过，对米塞斯思想、学说和生平的研究，也可以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在1978年之前的近30年计划经济实践中，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些社会主义体制的强烈批评者被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而强行拒斥在国门之外。可能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和介绍米塞斯思想、学说和生平的专著出版过。当然，奥地利学派思想家在中国的“待遇”在最近一些年的情况有所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们的“思想解放”步步深入，米塞斯的学生、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哈耶克的思想和学说在中国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随之，一些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开始较系统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理论和方法，并新近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思想、学说和方法的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