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赫鲁晓夫改革

赫鲁晓夫改革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的改革。赫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在冷战中，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与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曾多次访问美国。1962年，他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苏联和美国站在核战争的边缘，但最终危机得以平息。1960年代，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计划。

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渡假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十月政变，赫鲁晓夫“被退休”，赫鲁晓夫改革就此失败。

赫鲁晓夫改革的背景

长期以来，苏联的传统观点一直认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完 成阶段，到30年代后半期，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宣布1937年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三个五年计划 (1938—1942)是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开端。可以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斯大林模式），是发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和雏形。斯大林的这一模式的基本战略决策是，把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给予低标准的满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把国家高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当然，不可否认，斯大林时 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斯大林模式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当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之后，仍继续沿袭这种体制，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

到50年代，问题暴露了出来。虽然工业发展很快，从1913年到 1950年增加了12倍，但是农业却徘徊不前，只提高了40%。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还有所降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农业集体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32公斤。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副食供应不 足，多数消费品质量低劣。农村情况更差。有的农庄的工分只有几戈比。

面对这一现实，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他首先从农业入手，采取了三次重大改革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种植玉米，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61年10月，在苏共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新纲领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纲领》强调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业务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是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纲领》提出的上述三项原则，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利别尔曼建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18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并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决策重大问题时的主观盲动性。

赫鲁晓夫改革的内容

经济改革

农业方面

赫鲁晓夫种植玉米运动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但垦荒政策也带来了生态上的灾难，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

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8年2月，党中央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到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了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了农庄的决策进程，结果使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在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工业方面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苏联工业仍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1959年，作为苏联经济改革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美国商品展览会”，将百事可乐等美国著名商业品牌引进苏联国内与东欧市场，同时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厨房辩论”。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开启的经济改革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后陷入停滞。

政治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国家安全机关成员的审判特权被废除，对政治犯的起诉只得通过地方党委。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了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1958年，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人数扩大到数百多位官员。1962年，赫鲁晓夫将省的党委划分为两个平行的机制，它们分别负责农业和工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但也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

军事和航空

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军和海军。1955年－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了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了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这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史泼尼克一号，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显示了苏联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科技。

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第一，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指导，不进行改革总体设计和改革措施的试验；

第二，赫鲁晓夫性格上有鲁莽有余，冷静、修养不足的缺点，在其执政的10年间，虽然试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但往往是政策上前后矛盾，行动上虎头蛇尾，最后以失败告终。

赫鲁晓夫改革的结局和评价

从总体上看，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浅层次的，形式的变化远大于内容。它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措施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赫鲁晓夫的个人意志起着重要作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随着他本人政策举措的失误，权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苏联体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显，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又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但是赫鲁晓夫推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带有探索和开创的性质，极大地冲击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各种弊端。赫鲁晓夫专横的工作作风和改革的严重失误，使党内和社会上对他的不满之声越来越大。1964年6月被苏共中央要求“自动退休”，解除了其第一书记职务，退出了苏联政治舞台。

赫鲁晓夫改革与中国改革的比较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与赫鲁晓夫的改革既有某些相同点，更存在明显的区别。

与中国改革的相同之处

中国在改革初期，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同赫鲁晓夫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有类似和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

1．从进行改革的背景来看，都是在国家和社会发展面临各种问题和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改革。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面临一系列问题，斯大林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主法制的破坏、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很大的压抑；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现象，人民群众对此十分不满；特别严峻的是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迫切需要去处理、纠正、平反；经济上消费工业品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迈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的第一步。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一方面，需要重建党和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重新振兴，还有其他领域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当时面临着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另一方面，当时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僵化阻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面对这种现实，中国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因此，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苏联，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都是在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的状况下开始进行改革的。

2．从农村改革来看，二者在农村的改革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赫鲁晓夫通过在农村实行鼓励和扶植发展家庭副业，扩大农场和农庄自主权等一些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儿年，“农业总产值由510亿卢布增长到868亿卢布，增长70％。各类农产品分别增长29％-130％，每个集体农户的年均收入增长了347.6％。”中国通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中的生产力，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粮食产量快速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增加1倍。”通过农村改革结束了中国农业生产多年徘徊不前，主要农产晶短缺的局面，农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区开始走上致富道路，1984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达到400公斤。此后，中国农村改革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全国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3．从工业经济改革来看，都采取过一些类似的措施。在工业改革方面，赫鲁晓夫曾采取过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中央权力、减少国家计划指标、改组计划体制等项措施。如1956年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关于下放中央有关部门直属企业归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以及因此而采取的组织措施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将食品工业部、肉类乳液制品工业部、渔业工业部、农产品采购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造纸及木材加工工业部、汽车运输及公路管理部、内河航运部、卫生部、零售商业网、公共饮食业等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管理。在扩大自主权方面，厂长(经理)在计划管理、基建投资、物资处理、人员编制、工资基金、财务管理等方面，国家给予较大的权限。虽然赫鲁晓夫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有些带有盲目性，有的半途而废，有的甚至引起了经济生活的混乱，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有些措施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苏联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

我国在改革初期，也提出要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也提出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改革。在计划体制改革方面，国家计划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少，如到1987年，国家计委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

4．从政治生活领域来看，也实行过一些大体相同的政策。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先后进行过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个人崇拜、恢复民主法制、改善党内政治生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等项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实行得不彻底，其措施本身也不完善，但毕竟给苏联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初也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恢复国家民主法制秩序、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个人崇拜，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此后又提出了要实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5．在改革的成果上看，赫鲁晓夫通过改革，在他执政期间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1953年到1964年苏联的农业产值增长了70％，工业产值增长了1.8倍，使苏联的国力日益增强，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

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更是为世人瞩目，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了生产力，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万亿元，在世界已位居第六位，外贸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在世界上居第五位。“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864亿美元。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到18914亿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70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476元。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①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7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

6．从国际影响上看，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从理论到实践对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冲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改革，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它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不可改变的框框，挣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突破了不少清规戒律，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

中国的改革不仅对本国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也有重大的国际影响，通过改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信，使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强权政治、主持国际正义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经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为世人所称道。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越来越把中国看作是2l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所在。可见，中国的改革不仅有国内作用，而且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与中国改革的区别

1．中国的改革是与时代特征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进行改革不仅有深厚的国内因素，而且还有广泛的国际背景，中国的改革是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基础上进行的。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渡过了大动乱的年代，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独立后，迫切要求发展；尽管局部战争仍有发生，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这些表明时代主题开始由战争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越来越需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中国的改革正是在这种时代特征要求下，抓住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挑战而展开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山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对社会主义旧体制进行的一次重大变革，通过这样的改革，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与时代发展要求紧密地联系起来，是一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改革。

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虽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在这一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正在形成之中，而革命和战争的特征仍在延续。众所周知，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帝国主义阵营在政治上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以防止共产党扩展的幌子，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上，以经济封锁的手段扼杀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一些重要产品对社会主义国家禁运。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了东西方关系，但对整个世界来说，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改革的。

2．中国的改革是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在这种趋势下，各国的生产和消费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谋求本国的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分工，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国家要想发展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强调：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想发展起来，就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因为， “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如果我们不积极参与分工与竞争，长期游离于世界之外，就越来越落后。因此，中国必须对外开放。在改革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实施对外开放，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这一时期还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这样中国改革在起步时，对外开放的序幕也在拉开，伴随中国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领域与地域逐步扩大，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改革与开放便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合的两个动力。通过这样的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逐渐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特别是在加入WTO后，利用世贸规则，参与国际合作与分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

返观赫鲁晓夫的改革，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所限，再加之他本人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外开放基本上是没有实施，苏共并没有制定这样特定的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如赫鲁晓夫提出了“三和”的对外政策，改善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发展一些正常的经贸关系，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非常小。而发展与一些国家的经贸关系，并不等于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因为对外开放政策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显然，当时赫鲁晓夫在对外开放方面，既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采取这方面的措施。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并不是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一种孤立的国内改革。

3．中国的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和经济建设中错误的指导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开始了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一1984年，是以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取消原来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第二阶段，从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决定》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特别是提出了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在这一时期还开始了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多方面的体制改革。第三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2年3月邓小平南巡谈话，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阶段。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压缩了过大的社会需求，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良好开端，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第四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第五阶段，2002年十六大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层次的系统改革。主要包括对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公有制经济在调整和改革中发展壮大，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金融、财税投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逐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确立，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外开放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控制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而赫鲁晓夫在位只有11年，实际上他进行改革的时间还不到11年，他进行的改革，虽然也在不同领域开展，但并没有制定出阶段性目标，政策缺乏连续性，他的有些改革措施半途而废，有的相互矛盾，甚至自己还违背初期的改革政策。赫鲁晓夫对旧体制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对旧体制存在的问题认识肤浅，因而对整个体制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个体制产生的各个方面的原因缺乏合乎实际的认识，仅仅归结为由斯大林专横跋扈的性格造成，不触及体制本质的东西，进而有效地提出改革政策。在改革过程中，赫鲁晓夫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和朴素的感受，他本人在自以为是和草率冒进中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改革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他的改革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改革措施之间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既不能坚持始终如一的方向，也不能触动问题的根本，许多改革措施前期效果明显，到了后期带有盲目性，甚至引起了混乱，使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4．中国的改革做到了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进行。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措施始终是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主要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邓小平强调，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目标，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党的十三大又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在改革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改革措施，都是基于改革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都是稳妥扎实推进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措施的出台，注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顾及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认真研究社会现实条件，先搞试点，然后再全面推广，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一下子扑到河里。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进行的，改革措施的实施，没有引起一些大的社会震动和混乱，在改革实践中都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常常是凭借权力和热情，不讲条件、不注重实际、不顾后果，盲目蛮干、快速推进。他执政11年，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年年有新花样。1953年整顿国家安全机关，改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954年提出改革干部队伍结构，按教育程度选用人才；1955年改组政府最高领导机构，扩大地方和企业领导人的权限；1956年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批撤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1957年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1958年改革国家计划体制，扩大地方有关权限；1959年提出“国家职能转移论”，扩大社会管理范围；1960年大批撤换各级领导干部；1961年通过新党纲，提出“全民国家”、 “全民党”理论，规定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进一步批判斯大林；1962年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组织，成立工业党和农业党；1963年把经济行政区域由105个，调整合并为47个。他的这些改革措施，很多带有草率性、盲目性，对实际条件和现实可能性不进行认真考虑，改革措施有许多漏洞，实施的结果往往引起混乱，以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改革措施进行了多方面的“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