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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

什么是资本下乡

资本下乡,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广义上,资本也可作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

资本下乡的背景

所谓的资本下乡就是把城镇工商业积累了庞大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以解决农村面临的困境。“资本下乡”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专家认为,“资本下乡”进行“城市反哺农村”和“工业反哺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方”,因为资本是现代工业社会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

在当前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三个。首先是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就是农民在自己承包土地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收入。在目前的环境下,农民土地分散、狭小,生产资料不断上涨,农副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农民在农业收入上的增长空间有限。

第二个收入来源为打工收入。打工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打工收入来源具有一些非确定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中国,对制造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沿海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停产,农民工大批返乡,增收形势堪忧。即使将来经济形势好转,由于其缺乏知识和劳动技能,以及资本面前处于弱势,工资增长空间有限。

第三个收入来源是,国家的转移支付。比如停止征收农业税费,以及各种粮食的补贴,都算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同时,教育、医疗等的支付也属于此类。但是此类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低。因此单靠农民、农业,要达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任务是艰巨的。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开辟新的途径,必须依靠外力推动,尤其是资金投入。

外来资金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财政投入;二是城市资本投入。在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方面,从2004年的2357亿元到2006年的3397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各项支出合计5625亿元,增加1307亿元,增长30.3%。可以说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增长是快速的。国家财政主要投资的是两个领域: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利、道路、饮水工程、电网改造等;二是公共服务,如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财力,它需要整个社会的合力。“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农业、农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城乡对立的问题,是发达的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农耕文明的对立,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城市生产方式是依靠资本、知识、管理、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要素参与,而农村基本上还是靠土地与劳动力。因此农村要发展,就必然要求更多的生产要素来参与。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生产要素的参与,特别是资本的参与,因为资本是核心,资本的投入必然带来其余的生产要素的参与。因而城市资本下乡就有其内在的需求性。

资本下乡的操作

资本是逐利的,如果资本不能获得有利可图的资源、项目,它不会奔着亏损去的。在广大的乡村,有一些什么资源呢?不同的地方,资源禀赋不一样,有的地方富有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但有的地方则资源贫乏,不过,中国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有土地。在资源丰富或城市郊区,资本有利可图,农民也受益颇多。但是大部分农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唯一能吸引资本的就是土地,每个乡村都有土地,如果能最有效地利用土地,土地带来的利润将取之不竭。

土地与资本结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如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搞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这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如被誉为中国包产到户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在2006年,推动成立一个养猪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采用的办法是,村集体向农民反租土地再租赁给企业。一家外地商人来投资兴建了“小岗村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规模化的养殖,雇佣本地农民,月薪800元。当地村民对此颇为欢迎。

另一种是资本进入非农领域,主要是资本与土地结合,用于非农生产。如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开发旅游业,或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租用村集体土地,投资设厂。土地从农业生产转为非农生产,其中的差价是巨大的,据上海市社科院提供的数据,长三角农地征用价格为37.5万~45万元/公顷,农地出让价格为210万~525万元/公顷(一级市场),农地市场价格为1125万~2250万元/公顷(二、三级市场)。因此,这强烈吸引着城市资本,虽然中央严格限制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但是城市资本依然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比如上面提到的赤塘村就是通过将集体用地通过长期出租的方式,长期租赁给城市资本,用来进行旅游开发。这种将集体用地长期出租进行非农用途的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

资本下乡的意义

从理论上讲,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由资本与农民通过平等谈判而实现土地流转,让资本与土地结合,对农民与资方都有利。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并不总是如此,如《南方周末》报道的《资本上山,林改失范 江西铜鼓平息林权纠纷》,就为“资本下乡”敲响了警钟。这次林农与资方的冲突,根本原因是林农不能分享不断升值的山林收益。在一开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林农将林地以低价卖给资方,但是随着原材料的暴涨,木材价格也不断上升,导致林农因为林地价格的巨大反差而产生极大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引起了资方与林农的冲突。从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土地流转,虽然能使双方都获益,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农民在资本的面前的弱势地位,从而导致利益格局严重不均衡,引起双方的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在许多农村也出现了无房无地或有房无地的农民,他们或认为土地无利可图,或长期在城市居住,或急需用钱,从而将土地以一定价格长期转包出去。一旦经济形势严峻,或者投资失败,被迫返回农村,将无地可种,甚至无处可住。他们失去了土地的生活保障,沦落为农村底层。这样农村贫富分化不可避免,阶层矛盾将加剧,成为农村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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