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释义

证据裁判原则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奉行证据裁判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强调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同时，一般都规定了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一方面要求裁判必须依靠证据，同时严格规范法官调查证据的程序，以规范法官权力的行使，并最终达到发现事实真相的要求。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大都明文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法国刑事诉讼法第427条明确规定，在轻罪的审判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其内心确信判决案件。法官只能以提交审理并经双方辩论的证据为依据作出判决”；第536条规定，对违警罪案件中证据的处理，同样适用第427条的规定；第537条规定，违警罪或由笔录或报告证明，或在无报告和笔录时由证人证明，或由其他事实证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款规定，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照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对裁判有意义的所有事实和证据。第261条规定：“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根据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决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7条规定：“认定事实应当根据证据。”这一规定被认为是立法上对证据裁判原则的经典表述。

在英美法系国家，其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决定了法官在诉讼中相对消极的诉讼地位，因此，英美法系国家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法官一般不会主动调查证据，也就无需关于约束法官调查证据的规定。虽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和诉讼理论中没有直接明确证据裁判原则，但其刑事诉讼中大量存在的规范证据关联性、可采性的规则以及刑事程序中关于证据出示、认定等规定，都与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当然，英美法系国家中大量存在的有罪答辩及辩诉交易的情况，使得英美法系国家严格的诉讼程序所体现的证据裁判的精神只在少数经过正式庭审程序的案件中得以体现。即便如此，这种法律规定的正式审判的可能性以一种预见的结果制约着控辩双方辩诉交易的过程，加之辩诉交易的进行需要法官在审查有无事实根据的基础上予以认可，因此，可以说辩诉交易的进行，也有赖于证据裁判的保障。

历史发展

刑事诉讼在诉讼证明史上，证据裁判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三个侧面进行考察：第一，根据证据对于裁判的意义，经历了由证据非裁判所必需到没有证据不得进行裁判的转变；第二，根据裁判所依据证据的性质，经历了依据非理性证据进行裁判到以理性证据为依据的证据裁判；第三，根据证据的价值内涵，经历了片面强调证据的真实到真实性与合法性并重的证据裁判。

（一）从证据非裁判所必需到没有证据不得进行裁判。

证据裁判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有社会，就有纠纷。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为了解决纠纷，各民族已经开始了运用证据认定纠纷事实的尝试。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人证、物证等证据形式已开始被用以诉讼活动了。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证据却并非裁判的必要依据。神明裁判制度下，对事实问题的裁判是交由神灵来完成的，司法官员的任务只不过是对神灵显现的答案予以宣示罢了。“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所以，在神明裁判制度下，对于事实裁判而言，证据并非裁判的必要条件，裁判的关键在于“神灵指示”而非反映纠纷事实的证据。

在西方社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证据制度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英国，神明裁判是在与陪审团审判的竞争中逐渐被逐出历史舞台的。陪审团最初是由本乡本土的邻里组成，“陪审团并不审理证据，而是基于审判前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回答某个问题或事实……他们回答问题无需经过审判中询问证人的过程……”。在当时的陪审团审判中，证据对于裁判是可有可无的。裁判所依据的不是其它人提交的证据，而是陪审团成员自己的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事实。随着“知情陪审团”逐渐转变为“不知情陪审团”，陪审团依靠证人证言进行裁判也变的越来越普遍，并最终导致了必须据证裁判的强制性要求。台湾学者周叔厚认为，至1600年以后，陪审员已经不得在其陪审案件的审判法院外收集证据资料，而仅以陪审案件法庭上表现的证据为限进行裁判。

在欧洲大陆，神明裁判废止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从教会法传播而来的法定证据制度。在西欧法制史上，罗马帝制时期的纠问程序中已出现了法定证据的萌芽。罗马法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努力下，法定证据制度逐渐在意大利城市国家与教会法的纠问程序中得到确立。从十三世纪开始，作为教会法向世俗法渗透的一环，法定证据原则也逐渐向西欧大陆各主要封建国家扩散，并得以普及和发展。法定证据制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与神明裁判衰落后司法力量为追寻案件实质真实而导致的恣意司法密切相关的。欧洲历史上，“在纠问程序和实质证据制度的发展初期，由于对追求真实的目的过分强调和摆脱传统形式主义举证方式的需要，纠问官吏搜集、审查证据的活动出现了无形式、无条件的倾向。只要纠问官认为能够发现真实，一切方式方法都委诸于他的自由裁量。即几乎不受任何程序制约的纠问。其结果是导致了事实认定上的恣意性。……对这种情况的反省导致了抑制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意识产生，其结果就是法定证据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另一方面，正在形成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及为了统治秩序而有效约束分封割据的地方势力的迫切需求，则为法定证据制度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更直接的推动力量。在法定制度下，司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必需以证据为根据，事实的评判即证据数量的加减。在此制度下，证据裁判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只要法官把起诉方提供的证据加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他就必需做出有罪判决；如果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明，他就必需做出无罪判决。在这两种情况下，判决都不受具体案件中法官内心对证据确信程度的影响。”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扬弃，自由心证制度尽管否定了法定证据的机械性，证据裁判却作为司法传统的一部分被继承了下来。

（二）从依据非理性证据裁判到以理性证据进行裁判

与人类认识能力发展同步，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也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神明裁判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恰如人类学家霍贝尔所言，“从法律这一方面来说，一旦其手段不能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来解决案件的争议时，它便总是转而求助于宗教。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事实是非常普遍的。”在神判制度下，裁判是根据那些被普遍视为体现了神明意旨的事实或现象做出的，其间的推理方式不是理性，而是对神明的信仰和崇拜。

在西方民族的历史上，以神明裁判或以决斗解决纠纷的方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以西欧为例，直到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神明裁判才被废除。对此，美国学者伯尔曼评论说，“……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禁-

止教士参与神明裁判的法令。这项法律有效地终止了通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明裁判，并由此而迫使世俗当局在审理宣誓案件时接受新的审判程序。”但具体到各地区，神明裁判被废除的时间却可能更晚。在意大利地区，直到1231年弗雷德里克二世编纂的《奥古斯都法》颁布之后，神明裁判才被彻底废除；至于决斗裁判，却在极少数刑事案件中仍得以延续。在英格兰地区，1290年神明裁判被法律禁止。罗马帝国亦在同年废除了神明裁判。在法国地区，神明裁判于1260年被明令废除，至于决斗裁判的彻底废止则要等到1663年了。

神明裁判在中国绝迹得非常早。法制史学界一般认为，商朝时期的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神判”色彩。西周时期，尽管有“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的记载，审判却已主要表现为“听狱之两辞”。瞿同祖先生曾就此论述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较其它民族为早，有史以来即已不见有神判法了。”

随着神明裁判被逐出历史舞台，包含人之理性和经验认识的证据方法开始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如前所述，在我国，西周以降，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勘验、书证等证据形式已经开始普遍用以诉讼活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西周开始，与“五听”的审问方式相连，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由法官结合自己的一般生活经验来完成。《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对此，《注疏》注解说，“依狱官令，察狱之观，先备五听，又验诸证言”，即要求断狱在审讯时必需依据情理审查供词的内容，然后还应同其它证据相比较，进行检验。晋朝注释律学家张斐曾对此中的道理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进取诸身，远去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利。”

在欧洲，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但是，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在英国，理性裁判是伴随着陪审团裁判的推广逐渐战胜“神明裁判”并以渐进的方式日积月累地发展起来的。在欧洲大陆，理性裁判则以体现王权意志的“凝固的理性”首先被刻划进法典之中，形成了法定证据制度；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自由心证制度的兴起，司法的理性开始转向普通人的理性。时至今日，“以前用超自然力量或其它‘机械形式’裁决的事情，现在都用理性的方法来裁判了。”

（三）从强调证据的真实性到真实性与合法性并重

证据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什么是证据，什么不是证据，不取决于法律，而是由生活事实决定的。因此，在证据裁判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因实行陪审团审判而积淀了众多的证据规则，一项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接受法庭的调查必需通过证据规则的检测。然而，在普通法历史上，各种证据规则却主要是为了保障证据的真实性而产生的。“普通法的成长伴随着对伪证、造假和滥用或阻碍司法程序之种种图谋的持续恐惧。这种恐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排除那些被认为尤其容易被滥用的特定种类的证据（传闻证据再一次成了罪魁祸首），而且表现在对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及其配偶充当证人的一概否定。”以传闻证据为例，一般认为，“反对采用传闻证据之一般规则的基本考虑在于对这种证据可靠性的担心。再换句话说，法律所关心的是对方律师无法考察传闻证据的可靠性。”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实质真实的追求曾一度具有压倒一切的至上价值。在法定证据制度下，为了查明案情，对被告施以刑讯是一种普遍的取证方法。大革命后，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深恶痛绝，则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反对法律对证据加以任何形式的限制，一项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接受法庭调查，完全是一个法官依据自由心证予以裁量的问题。在此，证据问题主要是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加以裁断的。此种倾向在法国大革命后制定的《重罪审理法典》中体现的尤其明显。该法典在重罪案件中引入了陪审团审判，却没有借鉴英美证据法规定纷繁复杂的证据规则。然而，此种立法形式上的差别或许只仅仅是技术性的。在对证据的甄别上的内在标准上，两大法系几乎都是以证据的真实性为判断标准的，差别仅仅是操作方法不同罢了。

然而，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并日渐受到强调，国家权力应当守法成为法治的第一要义。但如何保证国家权力遵守法律呢？对此，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韦德教授以行政权为对象将法治具体化为四方面的要求：第一，任何事件都必须依法而行，将此原则适用于政府时，它要求每个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己所作的事情有法律授权；第二，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为此，法院既从实体法，也从程序法上发展把行政权力控制在恰当导向之内的普通原则；第三，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要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第四，法律必须平等地对付政府和公民。

现在，不仅排除非法取得的自白证据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也开始为多数国家所接受。尤其注目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变化。在大陆法系国家，曾一度反对立法对证据资格问题预先加以规定，但在非法证据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了有关证据规则的立法和判例。在非法证据问题上，两大法系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在中国证据法学上，曾一度只承认客观性、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属性。表现在实践上，即，只要证据材料是真实且具有相关性，无论其取得手段是否合法，都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此种观念对真实证据的执着追求表现在证据制度的方方面面。如，抛弃中华法系对亲情的认可和尊重，不承认“亲亲相为隐”的合理价值，致使现实生活中，一人犯罪，往往会由包庇罪、窝藏罪、伪证罪而波及全家；允许非法证据接受法庭调查，导致了“执法人员违法受奖，老百姓违法受罚”的谎谬现状；诸此等等。然而，在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日渐强劲的今天，证据的正当性问题也开始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初步形成了一些体现价值优先的证据规则。　

原则内容

证据裁判原则在现代诉讼制度下，证据裁判原则至少包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对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事实。

在诉讼证明中，事实问题的裁判应当依据证据，这是证据裁判的基本含义。在此，需要区分的是裁判意义上的事实问题和证明意义上的事实问题。如前所述，在证明对象中，事实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作为具体证明的对象与作为有证明必要的要证事实。显然，这里所说的事实问题是指要证事实。因此，证据裁判原则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对于要证事实，没有证据就等于没有该项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鲜明地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此项要求。

证据裁判原则的否定性表达是，如果没有证据，不能对要证事实予以认定。从否定的角度看，证据裁判原则强调了证据对于裁判的必要性。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裁判制度不同，证据是裁判的必要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没有证据既包括没有任何证据，也包括证据不充分的各种情形。没有证据固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即使仅有一部分证据，或者有证据但没有达到法定程度，亦不能对事实进行认定。也就是说，不能仅凭一些证据对全部案件事实作出推测。在此，应当把推测与推定区别开来。推定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两类。适用推定，首先必须确认基础事实，同时，不存在相反的证据推翻该项推定。推定与推测的区别在于：推定的对象是指全部案件事实中的某一事实，而推测的对象则是全部案件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具有很大程度的必然性，是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而推测的前提事实与要认定的事实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对要证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因此，在现代证据法学中，通说认为，事实裁判者不得以自己所亲知的具体事实（personalparticularknowledgeoffacts）迳行作为裁判的根据。例如，如果被告人A声称案发时自己在北京，而恰巧负责该案件的法官B在案发当时在当地遇到过被告人A，那么，该法官不得迳行以自己的认识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原因很简单，法官B像其它证人一样也可能会出现认识上的种种错误，而且未经不利方当事人的反驳、质证，在程序上也缺乏公正性。

第二，裁判所依据的必须是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

裁判必须依据证据。然而，这里说的证据只能是法律视野中的证据。——显然，一项材料，即使对裁判非常有价值，如果没有进入法律的视野，它将不具有任何裁判上的实质意义。因此，在诉讼证明中，我们所谈论的证据永远是法律规范下的证据，而不可能是事实意义上的证据。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更赞成以下主张，即将法律视野以外的对裁判有价值的材料称之为“事实”，此种事实只有进入诉讼的视野才会成为证据。

由于证据是法律规范下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法庭调查的“证据”也具有不同的样态。如前所述，从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制度，何者可以作为证据差别很大。但任何时代的证据都必然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即当时的人们普遍承认该项材料具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神示证据是与特定的不容质疑的神学信念密不可分的；法定证据则与普遍存在的对权威的遵从直接有关。

在现代法律制度下，一项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接受法庭调查，有两种立法模式：英美法国家的规则调整模式和大陆法国家的自由裁量模式。在英美法国家，为适应陪审团审判，形成了一系列规范证据资格的法律规则。由于规则的存在，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被进一步分解为两部分：事实上的关联性和法律上的可采性。二者的关系是：除依法律应当排除的外，一项具有事实关联性的材料可以采纳。在司法实践中，要想在法庭上出示一项材料就必须通过法律规则的审查、过滤，因此，从外观上看，一项材料是否可以作为接受法庭调查的证据，似乎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是否可以接受法庭调查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形作出判断的，立法一般不对证据的关联性问题作预先的规定。因此，在此种模式下，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主要是一个事实问题。然而，两种立法模式的差别仅仅是一种操作方式上的不同。在英美法国家，作为裁量依据的证据规则具有“可见性”，但其实质却是过去司法经验的总结；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裁量时尽管没有这种明示的规则，却仍然要依赖积累的司法经验对具体问题作出判断。因此，尽管在外观上，大陆法系诉讼中的证据只与事实和经验有关，并不产生证明能力问题，但事实上，法官在准许对特定证据进行调查时，其所作判断却相当于英美国家证据规则所具有的过滤机制；而且，此项判断也并非纯粹的事实判断，而必然包含着价值上的选择。如，因某项材料的调查纯属多余而不予准许、因某项材料的调查可能过分拖延而不予调查，等等。

第三，裁判所依据的必须是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

这是证据裁判原则对裁判者认识方式的要求。证据裁判原则的核心是裁判者对事实的认识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然而，从可能性上看，裁判者对证据的认识可能有很多种方式。由于不同的认识方式直接影响着裁判者着认识的准确程度，在现代诉讼制度下，讨论证据裁判原则不得不涉及其必然包含的认识方式问题。

在现代诉讼制度下，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者对证据的认识必须以法庭为时空条件，以证据调查为其认识方式。在约束对象上，证据裁判原则是对裁判者的要求。根据该项原则，裁判者对事实的认识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裁判者确实遵守了该项要求。显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裁判者对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在心理层面上展开的，而此一过程根本无法被观察，更遑论监督。因此，在无法了解裁判者内心世界的条件下，只好加倍地重视其认识的形成过程。法庭活动是可以观察的，将法官的认识活动局限在法庭的证据调查，我们就有了评判法官认识活动的可能性。而且，如此要求，至少从外观上更容易让人相信法官的认识来自证据而不是其它途径。因此，在现代证据理论中，一项普遍的要求是，没有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即使该项证据确实具有证明价值。

在现代证据制度中，证据裁判原则是所有证据法和诉讼法制度的核心原则。首先，整个诉讼制度就是围绕如何正当地利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设置的。离开这一点，诉讼制度将不会存在。其次，证据裁判原则与其他诉讼法和证据法原则相比，具有优先性。上文提到自由心证原则必须在优先适用证据裁判原则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就是一个例子。另外，直接言词原则、裁判中立原则、控辩对等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都不能削弱证据裁判原则的作用，甚至有些原则对证据裁判原则还有强化作用。比如要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就必须在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而在有罪推定原则中，对公民定罪量刑，就不一定要求有明确的证据了。

适用范围

证据裁判原则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事实应当根据证据。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证据裁判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对此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立法应当明确，在诉讼中对事实包括实体法上之事实及程序法上之事实的认定均须以证据为其认定的根据。而且，裁判并非专指狭义上的审判。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在精神要求，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进行的各类裁判均必须依靠证据而进行。按照通说，严格意义上的证据裁判，适用于实体法事实的认定。尽管在对程序法事实进行的自由证明中，也需要依据证据，但证据裁判原则对程序法事实的认定，并不起支配作用。

首先，证据裁判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目的决定了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证据裁判是否定神判的产物，是随着近代理性主义的兴起，形成的一项证据法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林钰雄教授认为，证据裁判原则是证据规定的帝王条款，支配所有犯罪事实的认定。因此，证据裁判最初的作用，在于认定实体法事实。

其次，与证据裁判原则相对应而存在的自由心证制度决定了证据裁判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具备证据能力者，才有证明力的问题。”“证据禁止法则形成自由心证的外在界限，已经因此而排除的证据，法官不得认其有证据价值而采为裁判之基础。”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蔡墩铭也提出，“近代刑事诉讼法所采之自由心证主义与证据裁判主义，不失为事实认定之二项基本原则，且由于此二项原则之密切配合，使真实发现与人权保障皆成为可能。”

最后，在学说方面，也主要强调证据裁判在认定实体法事实中的作用。在日本，学术界的通说是建立在对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7条“认定事实应当根据证据”的规定的基础上的。通说认为，该条的“事实”是推断罪需要的事实，即公诉犯罪事实；该条的“证据”是具有证据能力且经合法调查的证据，即需要严格证明的证据。就是说，第317条规定的证据裁判主义意味着对公诉犯罪事实，需要严格的证明。在中国台湾地区，普遍认为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无证据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是指，无证据则无法进行裁判，法院之裁判必须使用证据。检察官对被告犯罪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检察官既起诉，必有证明犯罪事实之证据存在，但为使裁判正确起见，法院应促使两造当事人尽量提出证据，尤其是在认定被告是否犯罪上，不仅应鼓励被告提出证据，法院更应给予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或辅佐人以辩论证明力之适当机会。因此，在中国台湾地区，证据裁判原则也指对犯罪事实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