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詹姆士·托宾
1981年詹姆士·托宾（JamesTobin）
1918年3月5日，詹姆士·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香槟。
1935年9月，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年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的六年期间，托宾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
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90天军训，后任驱逐舰指挥官，随舰到达大西洋和地中海，并参加了进攻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退役时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
1946年，托宾离开部队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当选研究员的副研究员，他利用副研究员的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了《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流动偏好与货币政策》的文章。194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
1950年以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升为经济系教授。同年，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柯立芝经济研究委员会迁移到耶鲁大学，并更名为柯立芝基金会。从1955年至1961年和1964年至1965年，托宾担任基金会的主席职务。在托宾担任基金会负责人期间，曾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经济学家发展的无私帮助，赢得了同事们对他的喜爱，正像他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一样。经济学界对他尊重反映了对他宽厚、谦和的绅士风度的赞许。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真挚美好的评价。
由于托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1957年，他成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副会长，第二年又担任该学会的会长。1961年至1962年，担任美国肯尼迪总统顾问，成为总统经济委员会的三个委员之一。1962年8月又回到耶鲁大学任教。196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1967年到1980年间被授予锡拉丘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达特茅思学院、斯沃恩莫尔学院法学名誉博士及新里斯本大学经济学名誉博士称号。1968年到1969年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0年至1971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为全国科学院成员。1972年至1973年到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讲学，并被该校聘为发展研究学院的客座教授。1974年至1977年任五院行为和社会科学秘书。1974年到1978年再度出任耶鲁大学经济行为和社会科学秘书。1974年到1978年再度聘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7年任美国东部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至1982年任经济科学部主席。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托宾写了一系列关于当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名为《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托宾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在经济计量方法、风险理论、家庭和厂商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经济理论、增长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实用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他最突出的研究贡献是金融市场理论中的资产选择理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即传动机制分析。前者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作为对付风险的行为的流动偏好》一文中提出的，后者是在他1952年发表的《资产的持有和支出决定》、1968年的《建立金融模型的陷阱》（与别人合写）和1969年的《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等论文中提出的。这些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主要论著。七十年代以来，托宾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71年），《新经济学的过去十年》（1972年），《增长过时了吗》（1972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年），《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政策》（1982年）等。
资产组合选择的开创者/詹姆士·托宾
詹姆斯·托宾获得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托宾的贡献涵盖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在诸如经济学方法（econometricmethods）、风险理论（risktheory）等内容迥异的方面均卓有建树，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householdandfirmbehaviour）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纯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方面独辟蹊径。“不要将你的鸡蛋全都放在一只篮子里。” ——詹姆斯·托宾
人物自传/詹姆士·托宾
我研究经济学并且使它成为我的事业有两个原因。这个学科在学术上过去是，现在仍是非常动人而且有挑战性的，特别对一个有理论推导和定量分析有兴趣和才能的人是如此。同时它曾提出希望，现在仍然提出希望，增进了解可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对于三十年代中长大的我，这两个动力强有力地互相增强。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痛苦的失败是世界性社会和政治灾难的根源。萧条也意味着既不能解释事件又不能开药方的正统经济理论的危机。危机引出一个经济理论中充分酝酿和革命时期。激动人心的事情波及像我那样刚进大学的学生。1936年我的大学二年级开始时，哈佛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斯宾塞.波拉德提议我们一起阅读一位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写的一本新书，于是我入了迷。
我的母亲和父亲铺平了道路。玛格丽．爱裘顿．托宾，今年九十岁，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在因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断十六年之后，在1932年的紧急救济中恢复了她的事业，在以后二十五年中，她领导伊利诺州香槟–欧班那家庭服务处。从她的第一手记录中，我了解到人们在失业和贫困中的痛苦。路易．密海尔．托宾(1879–1943)是一位记者，还在我儿童时代的初期，她就是伊利诺大学运动队的宣传部长。在我们的生活中，伊利诺运动队的命运肯定是一件大事。我的父亲也正好是一位知识分子，和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学问，有文化，知识广博而有好奇心。他从不强制而很随便，使我的聪明而和蔼的老师。处在其保守的《芝加哥论坛》的根据地，我家常见到外来期刊，如《民族》，《新共和》，以及孟肯的《美洲信使》。在我们的城市里以及在威斯康星的我母亲的亲戚中，我的父母，有时还有我和我的弟弟，被认为有非正统的但是理由充足的政治见解。1932年在大部分是大学教师的子女的高中二年级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我一个人投了罗斯福一票。
1918年我在香槟出生。我从附近的小学和中学到了孽生城市欧班纳的大学附中。这个学校是大学教育学院办的，主要给它的学生以实际教学训练。指导实习教师的主任教师们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教育。每年只有30至40个毕业生，但是他们在全国竞赛中赢得了许多奖学金。两位校友，菲力浦．安德逊和汉弥敦．斯密，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宣布我得奖的同时，传来新闻，该校因缺乏经费可能关闭。
对于我来说，大学附中的一件好事是，在一所小规模学校中我能在学校篮球代表队得到一席位置，实现了在我儿童时代似乎无法达到的运动壮志。另一件好事是它使我进哈佛前有极好的准备，虽则学校和我都未曾想到，中西部十几岁的人能到千里以外的一个著名的费钱的东部学院去。我高兴地自以为我会进很好的当地大学，而且大概进它的法学院。哈佛是我父气亲的想法。凑巧那时哈佛的校长詹姆士.B.康南特发起全国性全费用奖学金,目的为了分散学生的地理,学问,和社会来源,而且他正在从中西部各州开始。所有这一切我父亲都知道，因为他有在公共图书馆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所以我在6月份进行了三天的入学考试，对此我未进行任何特别准备。在8月份得到使我惊讶的好消息，在1935年9月份我第一次离开中西部乘火车到波斯顿。
四年后我得哈佛学士学位。我的骄傲的父母参加了毕业典礼，自从他们在1916年在纽约度蜜月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东部的旅行。1939年大战爆发后，冲掉了旅行年，为此我已经得到一笔履行奖金，以后两年，我在哈佛当研究生。那六年是一段伟大的经历。我的同学们，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终生好友，有着不同的背景，兴趣，和才能。我的老师是从快退休的阿尔弗雷，诺斯.怀特海，到积极的青年讲师们。我参加了关键的战前年头吸引人的哈佛校园的热烈的政治辩论和活动。在经济学方面，当时学术讨论中心的哈佛正在享有一个黄金时代。约瑟．熊彼特，阿尔文．汉生，西摩．哈里斯，爱德华．钱伯伦，爱德华．马逊，高特弗里德．哈伯勒，生纳．斯里希特，和华西里．列昂惕生，保罗．萨缪逊，劳合．梅兹勒，保罗．斯威齐，J．K．加尔布雷思，阿伯兰．伯格森，理查．穆思格来夫，理查．古德温，理查．吉尔伯特，劳合．雷诺，约翰．P．米勒和其他人，他们在以后的年代将是这个行业的领袖。
1941年春我离开哈佛。我参加爱德华．马逊的研究班时曾写过一篇关于应用统计预测与稳定经济的论文。这时我被介绍到华盛顿的一个新机关工作，它负责限制发展国防生产需要的金属和其他材料的民用，例如用于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除麦尔文.德.卡韶和亚述．R．伯恩斯外，我们都是年青人，忽然担负规定分配额并向做出牺牲的单位进行解释的责任。
在美国参战后，我加入海军后备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集体宿舍花九十天学习当一名海军军官。我的朋友，按字母排列，有西乐思．万斯和海曼．沃克。沃克在《凯因兵变》中以稀薄的伪装提到了我，直到最近以前是我的恶名的主要来源。我花费将近四年时间，在驱逐舰基阿尼号上当一名战斗军官，以后当炮兵军官，然后当领航员和指挥官(第二位)。我们的船大多数从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护航以及其他反潜艇任务，但是我们也参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我喜欢并且珍视这些经历，正因为它的要求和测验与学术工作如此不同。但是，当护送占领军船只到日本之后，我们把船丢在查尔斯顿海军船坞封存起来的时候，我和船上的同伴们都兴高采烈。
有机会引诱我回华盛顿，但是哈佛经济系主任哈罗德.H.布班克及时地来了一封信，指明我的前途是在学术界，于是我回去在1946–1947年完成我的哲学博士学位工作。我永远感谢布班克教授，主要为了一个原因，在这个故事的下文将说清楚。我写了一片博士论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这是我的一项长期兴趣。在1947年我当选研究员会的副研究员，这项任命给我三年的自由，可以学习、研究和写作。像我所上的高中一样，研究员会出了若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今年就有四位。哈佛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延伸到战后这些年代，这是几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汇合在一起。我利用我的副研究员薪金补习我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一本社会学—经济学书，《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写一些宏观经济学，统计需求分析，和配给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0年在英国理查．斯通的剑桥应用经济学系做的，在剑桥我特别因与亨德里．郝塞克的有效合作以及和他及已故密海尔．法来尔的生动讨论得益匪浅。
1950年以来我一直在耶鲁。它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教学，和生活的地点。经济学系的规模和地位都在增长，1955年考尔斯基金会(以前称为委员会)，由于它的卓越领袖佳林．库普曼和雅格．马夏克的来到，得到很有力的帮助。在他们的指导下，在芝加哥时的考尔斯委员会是历史上最有成果的研究中心之一,创始了现代的经济计量学和活动分析。曾在该会工作过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罗，赫伯特．喜梦，和劳伦斯．克莱因。从1955至1961年和从1964年至1965年，我是在耶鲁的基金会的主任。
那时我个人的研究目标是为凯恩斯经济学提供更严格的基础，并且加强和发展宏观经济和货币理论的逻辑。我的诺贝尔讲演在一种意义上是一个总结性记述。主要由于我的兴趣，基金会在它以前的研究路线中增加了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考尔斯基金会的后勤支持，研究帮助，和学院背景是极其可贵的。最重要的是我从我的同事和学生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得益最多的是已故的亚述．奥昆和威廉．布兰纳德。我与他们一起教学，一起协作；我与他们争论，而他们通常是对的。在我的讲演有关的题目上我曾与之密切而有效工作的其他人包括大卫．巴克斯，马丁．奈尔．贝来，威伦．毕特，约翰．西梭罗，华尔特．道尔德，哈罗德．古斯里，卡里斯．霍尔，考其．哈马达，唐纳德．赫斯特，苏珊．雷派，乔治．德．马奇多，哈里．马可维兹，唐纳德．尼柯尔斯，威廉．诺德豪斯，爱德孟德．S．费尔浦斯，詹姆士．庇尔斯，理查．C．波特，理查．罗赛特，加里．斯密，克来格．斯万，哈罗德．华茨和李乐．威勒；而且系里有了来．费阿，威廉．费尔纳，雷蒙．高尔斯密，理查．路格斯，罗伯特．特里芬，和亨利．华里奇，使耶鲁成为一个从事宏观经济学，货币，和金融工作的深受鼓舞的环境。在耶鲁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逊，与我有许多共同兴趣和观点，使我得到很大好处。同样，由于若干年来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顿那，詹姆士．摩根基其他人，以及与已故的哈里．约翰逊保持友谊和接触，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我的讲演中说明了在学术上得到其他人的教益，包括这个领域内的巨人们的教益，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通过他们的著作而产生的。 耶鲁非常重视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我喜欢教学，并且教了不少。我从未忽视为了达到清晰地向学生们陈述思想的要求而必须学习东西。我交到了许多不同年龄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持久而丰厚的报酬。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有时写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文章，给普通读者看，不只是给职业经济学家们看。这些文章的一个集子，《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我常在国会各委员会前作证，而且我向政府机关和政治候选人提供意见。从1966至1970年我是新海文市计划委员会主席。
我的主要一段公共生活是在1961–1962年当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与华尔特．海勒主席，及已故的寇密特．高登一起。在我回到耶鲁之后，有好几年我是委员会的一名积极的顾问。肯尼迪委员会网罗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包括奥昆，梭罗，和阿罗。我们的集体主要著作是1962年《经济报告》，它对与那时报界称为“新经济学”的东西有关的稳定和增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充分陈述。在委员会工作要求高，令人激动，而有时令人失望。但是我们的意见逐渐得到很大程度的接受，并且到了1965年末，我们的基本宏观经济目标实现了。可惜，在越南战争期间和七十年代的滞涨中失去了这些胜利。
1946年我回到坎布里奇,遇上了最大的好运气,那年春天我认识了伊利沙白．费．林哥。几个月后我们结婚了。碰巧蓓蒂是萨缪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新学生，我们会面是在威斯里学院教经济学。更大的巧合是，她在威斯康星杯部长大，离开我一生中几乎每年夏天必去的家庭休养所不远。我们现在仍到那里去。我引导蓓蒂的兴趣离开经济学，她有时候说救了她。但是她对有意义和无意义，是和非，公正和不公正，穷和富有清楚的辨别能力，使我在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有明确的爱憎次序。在我们的前三十五年中我也学会许多其他东西，分享她对动物，特别是纽芬兰狗，棒球，火炉，鸟，自然，钓鱼，跳舞，和爵士音乐的热心。我们是热心的不过是平庸的滑雪运动员，登山和横越全国的游行家，以及网球运动员。在威斯康星我们喜欢在河里划船以及在我们的小湖上游泳和划船。在六十年代，蓓蒂回去教学八年，是在城里公共小学，它比大学教室的要求搞得多，并且远远更具有挑战性。 我们共同养育了四个优秀的孩子，一个大女儿和三个儿子，我们目睹婴儿很快长大成人，共享迷恋，欢乐，以及有时焦虑的感情。他们的个性，兴趣，和才能不同，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都不比我们教他们的少。我们的女儿是一个时装设计家和作家；两个儿子都已结婚，是律师；最小的是物理学研究生。我们的第一个孙女在1981年诞生。我们仍住在我们在纽海文头一年买的房子里。我们全家常常在那里，或在威斯康星，或在维尔蒙州我们的滑雪小屋团聚。
获奖致辞/詹姆士·托宾
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决定把1981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经济科学奖授予美国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教授,为了他对金融市场及其与支出决策、就业、生产和物价的关系进行的分析。
詹姆士。托宾的主要成就/詹姆士·托宾
詹姆士。托宾的成就涉及宽广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如此求同的领域如经济计量方法和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和经济政策应用分析，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最显著的和最有意义的研究贡献属于金融市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关系的理论，为此他被授予1981年诺贝尔纪念经济学奖。
托宾的最重要的贡献系以一种理论为基础，这种理论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资产的构成。这种理论称为证券箱选择理论，他是其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全部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送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送机制。这个经济研究的古典问题以前并未满意地和结论性地研究过。托宾的研究成为中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证券箱选择理论
证券箱选择理论被用来研究家庭和企业保有各种实物和金融资产并同时发生债务的决策。托宾阐述这些决策是怎样受风险和期望报酬率的权衡支配的。不同于这个领域中的其他理论家，托宾的分析并不仅仅限于货币，而考虑全部资产和债务范围。
对证券箱选择理论有贡献的其他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于指出合理投资决策的规则。托宾的目标在于提供一个基础，以便理解人们在取得各种资产和发生债务时，其实际行为是怎样的。其直接成果是金融市场和经济中的各种流量的描述和分析。托宾的雄心是要找出以前分析从金融到实物市场的冲击中缺乏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关系，或者“传送机制”
托宾强调金融时间对实物资产的需求—及投资—和消费者需求的影响。这方面，他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例如税率的变化或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如何影响国民收入的—“传送机制”。第二个问题研究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带来的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化将如何分布在生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变化之中。为了回答后一问题，托宾注意到工资形成问题。由于短期中工资不易变动，商品和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变化导致就业变动而不是价格水平和膨胀率的变化。工资不易变化也使家庭和企业在实践中和在短期内难以按照新信息调整它们的计划。这是托宾批判“合理期望”理论很厉害的原因，这种理论以上述调整的可能性为基础，在当前经济政策辩论中已经变得如此重要。
由于研究了各种各样的资产和债务，托宾的传送机理分析与研究类似问题的其他人的研究比较，扩大了金融市场和实际支出决策之间的接触渠道。按照托宾的理论，不是通过一个“一般”利息率水平或以某种方式定义的货币存量，而是通过整个金融结构发生影响。他也考虑了不同的制度条件。早期研究者忽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这样的情况，金融系统并非主要由银行组成，而是由具有不同证券箱选择政策的许多不同单位组成的。
由于指出了金融和实物现象之间的接触渠道，托宾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阐明了金融资产实际价值的变化对消费量的影响。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影响企业实际投资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托宾成功地重新写出了一个早期的假设，这些投资强烈地受现有实物资本的市价和取得相应的新生产的实物资本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影响。当取得新实物资本的成本是给定的或上升的时候，如果股票价格之类的现有实物资本的价格下降，则投资被抵消。这个关系被若干国家中最近的发展所证实。
托宾根据他对金融系统和传送机智地研究，对近几十年中经济状况和稳定政策进行了彻底分析。托宾的证券箱选择理论和金融市场分析被证明对于他构思他的理论时所没有设想的领域中有用，这个事实提高了他的理论的重要性。与此有关的一个例子是七十年代中部分地以托宾模型为基础的，支付平衡和汇率分析的迅猛发展。
托宾的影响
托宾队分析金融市场和金融与实物现象之间的传送机理的创造性的和广博的工作无疑的启发了七十年代中对货币政策效果，政府预算赤字和一般稳定政策的影响的大量研究。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生动而高质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宾的基本贡献为基础的。他的努力还发动了有关领域中的研究，例如支付平衡分析和经济增长研究。托宾的贡献大概在今后长时间内将继续鼓舞经济研究。今天很少经济学家能说是赢得了这么多的追随者或对当代研究工作有如此影响。
学术理论/詹姆士·托宾
1981年12月8日讲演
一、引言：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分析结构
宏观经济理论的历史性领域是解释全面经济活动的水平和波动。宏观经济学家一直特别关心不同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由于J•M•凯恩斯的《通论》在1936年出版以及J•R•希克斯(1937)和别人用数学陈述他的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的语言变为联立方程系统。各个关系式描写整个国民经济，不仅是一个具体产业或部门，这些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是相互依赖的全部均衡系统。这些系统通常不完全封闭；它们依赖外生参数，包括决策者控制的工具在内。这些模型寻求政和其他外生变量与经济后果的确切的定性定量关系，牺牲细节和普适性，依靠将经济主体，商品，资产，和时间加总，以限制变量和方程的数目。
这个或那个牌号的理论宏观经济模型是很有影响。它们指导经济计量预测模型的建筑师们。它们塑造决策者们和他们的顾问们对于“世界运转的方式”的思路。它们影响记者们，经理们，教师们，主妇们，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的见解。几乎每个人想到经济，设法了解它，并且有如何改善它的表现的意见。这样做的任何人使用一个模型，即使它是模糊的和不拘形式的。
(一)凯恩斯―希克斯巧夺天工模型和另外一种结构
希克斯的(1937)凯恩斯和古典理论的“IS-LM”版一直特别有影响，不仅达到专业经济学家们，而且作为教科书的标准宏观模型，也达到几代的大学生，它的简单设备在我们面对政策和分析问题时是我们许多人的训练出来的直觉知识，不论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中可能使用什么更详细的方法。但是这个结构有一些缺点，限制了它的有用性而且使它受到批评。在这次讲演中我想描写另一种结构，它设法修补那些缺点中的某一些。同时我将论证，凯恩斯―希克斯设备的主要结论仍然不错。我将总结的改建工作已由我进行了很长时间，我必将吸收以前的工作。
区分提议的结构与标准宏观模型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一些：
时间的精确性。一个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确定模型必须指一小段时间。它是一个动态序列的一步，而不是经济稳定下来的一种不断重复的均衡。
存量的追踪。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是流量和存量，投资和资本，储蓄和财富，储蓄的具体形式和资产存量。借口分析针对这么短的时间，所以存量不能显著变化，而忽略这些关系，并不总是理由充足。
几种资产和报酬率。一切非货币资产传统加总为单独一项资产和一个通用利息率，不能分析一些重要政，制度结构，和事件。我的另一种结构原则上能容纳适合手头目标的那么多的资产类别，虽则下面陈述的讲解性应用只区分四类资产。对于在其他现象中分析资本积累和政府赤字的筹款，货币和债务管理政策的细节，国际资本运动和外汇市场，以及金融蹭作用而言，资产的分解是重要的。
金融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模拟。常见宏观经济模型把货币政策描写为一个存量M，其时间轨迹由一个中央机关自主选定，而不清楚地描述实施政策的业务。事实上货币供给的变化是由于政府与公众交易，商品或非货币金融资产换成货币，或者由于银行和非银行公众之间的类似交易。那些交易是货币存量变化之源，是有所不同的，决定于它们如何改变经济主体的财富和有价证券状况。
华尔拉定律和相加约束。“华尔拉”定律说，一个主体的各个超额需求函数，对于作为任何函数中自变量的各个变量的每个向量而言，相加必然为零。这个“定律”规定，经济主体通知她参加的一切市场的供求表，必须具备符合预算约束的一致性。例如，建于下文模拟的资产市场，其含义是对于决定资产和财富需求的因素的每一组数值，家庭对期末几种资产拥有权的需求相加等于家庭对期末财富的需求。这一点意味着资产需求，例如，任何利息率的偏导数相加必然等于财富需求对同一变量的偏导数。
我的合作者威廉•布兰纳德和我发现(1968)，在金融市场的理论和统计模型中，并不总是明确遵守这个一致性要求的。如果没有对所有各类资产明确的资产函数可能以模型建造者始料未及的方式表现奇特。举例说，如果货币需求与一种利息率负相关，而总财富需求不是负相关，其含义是，非货币资产函数携带利息对货币的效应的镜象。最好的作法是明确写下所有函数，即使其中一个是多余的，而且在所有函数中放进去同样的自变量。
(二)微观基础加总，和期望
J•R•希克斯的1935年论文对我和许多其他货币经济学家一直是一种启发和挑战。它鼓励我们寻找在人们持有资产的意愿下面的，货币和将来支付货币的期票的性质和功能。了解这些基础，我们可以寻找货币和货币代用物的需求的能观察的决定因素。对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的这种探索促进了对交易媒介的需求的库存――理论模型(包莫尔，1952；托宾，1956；米勒和鄂尔，1966)和有价证券选择模型(托宾，1958)。它仍然没有完结。我想，原因在于，在经济理论的基本范例中，要解释为什么人们要保存对效用或工艺没有内在贡献的纸，而且纸在与商品和服务交换时具有正值，颇有困难。我对那个深刻问题，肯定解决不了，我也不认为它是实际货币理论的先决条件。
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我承认，我提倡的那类宏观经济模型与各个主体的优化行为只有松弛的联系。遵照一项较老的传统，全经济结构方程是个人行为的混合物和对许多不同个人的加总。这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另外两种方法则有严重缺点。其中一种方法是保存充分的全部均衡模型中允许的各个主体的偏好和财产的多样性；优化加在各个人超额需求上的弱限制完全不意味着对全市地需求表的限制。另一种方法是所有经济主体彼此相似或分成两、三类(例如，老年人和青年人)，在一类的内部彼此一样，但各类之间按照人为规定的方式互相不同。虽然这种构造(例如，萨缪逊1958年各代交叉模型)是有前途的而且已经产生了一些有教益的比喻，它们仍然如此抽象和有任意性，以致对政策分析和经济讲师模型建造是无用的。
在现今经济学中另一个有影响的方法论潮流是重视信息和期望，要建造这样的模型，其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根据对现在和将来的信息，按照模型本身，经济主体人得到这些信息(卢卡斯，1976)。这是一个好原理，但是我自己设计一个改进的结构的努力有不同的目的和重点。我要在此讲演中展示的系统涉及期望，和金融得为的任何行为一样，认为各种资产对储蓄者和有价证券经理的吸引力决定于他们对资产的收入和资本利得的联合概率分布的估计。这些期望变化的后果可以追踪，例如只要情绪，信心，和“生气”是外生地变化的，凯恩斯认为它们通常中这样的。在动态应用和模拟中，卢卡斯的合理预期原理可以受尊敬，但在这里我要报告的工作中我没有这样做。
(三)宏观经济学和充分的全部均衡
1972年的肯尼思•阿罗的诺贝尔讲演是全部均衡理论的一个优美的阐述，既承认它的力量又承认它的局限性。如果所有商品有完全一套同时清洁的市场，包括将来的和偶然栥的商品的市场，不会有宏观经济问题，不需要货币，而且财政和货币的稳定政策没有用武之地。以充分全部均衡为出发点的理论家自然会把不相容的现象解释为“市场失灵”。阿罗讨论了分散竞争市场不能按照最优数量提供集体或商品的问题。我相信，普通货币记帐单位和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的公共商品性质是全部均衡范例容纳货币后为什么带来麻烦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要强调的与那个范例的背离，是引出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舞台的背离，也是凯恩斯强调的背离。背离在于除货币本身外任何商品根本没有将来市场，当然也没有偶然支付的市场。凯恩斯说(16936，210－212页)。
“一次个人储蓄行动意味着――譬如说――一个今天不进正餐的决定。但是它并不必需一个一星期后或一年后进正餐买一双靴子，或者在任何规定日期消费任何规定的东西的决定。因此它压缩今天准备正餐的业务而并不鼓励准备某个将来消费行动的业务。它不是用将来消费需求代替现在消费需求，――它是这类需求的一次净减少……如果储蓄不仅在于约束现在的消费而是同时发出一个将来消费的具体订单，效果可能确实不同。因为在那个情况中，从投资等到某种将来收入的期望可能改善，而且从准备现在消费释放的资源可能转向准备将来的消费……
所以麻烦在于，不是用某种具体新增消费来代替现在的消费，准备新增消费需要的现时经济活动与价值等于储蓄金额的现在消费需要的经济活动一样多，而是一种对“财富”自身的欲望，也就是说没有规定的时间消费没有规定的物品的潜力。
简言之，金融和资本市场至多不过是储蓄和投资的高度不完善的协调者，我怀疑合理期望不能补救这个缺陷。这种不能协调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一个基本源泉。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或许过于只注意劳动市场，凯恩斯也曾发现竞争不能协调劳动的供求。
(四)资金流量和存量的统计
两次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国民收入帐目提供了测试和估计凯恩斯和以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模型的数据。理论和数据都主要针对流量及其相互关系。资金流量帐目，特别是1949年以来美国联邦准备系统编制的，提供对金融市场理论模型有用的存量和流量数据，我们设法理解和说明这些观察数据。
在表1和表2中我列示1979年的数据，比联邦准备系统实际报告的部门(列)和资产类别(行)数目有所压缩。在表1中有9个部门和11种资产，这是我们在耶鲁的小组一直在设法估计的一个模型的加总程度(巴客斯等人，1980年)。在表2中，数据进一步加总为四个部门和四种资产，尽可能吻合我在这里要讨论的理论模型。
在这些表的格式中，一行表示一个部门的平衡表(存量)或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流量)。一行把一类资产的存量或流量在供给和需求各部门间进行分配。理论和估计的任务是用一些把各部门有有价证券和储蓄的决策与有关变量联系起来的函数使各列得到解释，而且把各行作为一级联立市场清结方程，因而得到解释。
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詹姆士·托宾
众所周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其他领域，能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名词是了不起的事情。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居然有“托宾的Q值”、“托宾税”和“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四个之多。这不仅在经济学界是奇迹，在其他领域怕也不多见。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
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詹姆斯·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不同的领域，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他是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一般均衡理论，开创的金融市场理论（thetheoryoffinancialmarkets）及金融市场之于消费（consumption）和投资（investment）决策、生产（production）、就业（employment）、价格（prices）等相关关系的研究。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递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递机制，而这类研究的经典问题以前从来就未满意地和总结性地研究过。
詹姆斯·托宾的主要著作/詹姆士·托宾
《美国企业准则》（TheAmericanBusiness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国家经济政策》（NationalEconomicPolicy）《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EssaysinEconomics：Macroeconomics）《十年后的新经济学》（TheNewEconomicsoneDecadeOlder）《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EssaysinEconometrics：ConsumptionandEconometr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