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农奴后代格桑卓嘎（中）

和与会代表一起进入会堂。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变，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

农奴制

在黑暗的旧西藏，

领主的儿子为寻乐竟以农奴为打枪的活靶子。

图为农奴被打断左臂后的惨状，

他手里拿著的就是已经风乾的自己的断臂。

多扎瓦残废后，被领主赶了出来，

带着断了的干枯手臂到处讨饭。

民主改革后，医院治好了多扎瓦的伤，

他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和生产工具，

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西藏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与欧洲中世纪相类似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

达赖喇嘛既是宗教神权的首领，同时又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领。执政方式是宗教执政。也就是喇嘛执政。西藏地方政府部门是由地位显赫的僧侣和贵族组成。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分为差巴、堆穷和朗生三个阶层。差巴和堆穷属于农奴，不拥有人身自由，更是不能随便的离开领主。朗生是奴隶，完全无偿地给农奴主干活，是农奴主的私人财产。他们终身依附于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农奴主可以随意打骂、处罚、出卖、赠送，乃至监禁、处死农奴和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们，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及牲畜。

同时西藏地方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比如某些规则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他们的命价是与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匠人等，他们的命价却是草绳一根。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4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1万银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被挖去双眼的农奴格达在控诉农奴主的罪行

农奴主将沉重的石帽戴在农奴头上，

用石头敲击将眼珠挤压出来，再用利刀把眼珠剜下。

右上为鞭笞人的法鞭，右下为夹手指刑具。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加载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 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账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 303.85万两。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1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1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7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

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著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

背景资料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作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最后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了维护这一政教体制和统治权力，在1959年踏上了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政治流亡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他在国际社会中极力诋毁中国西藏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发展，恶毒攻击西藏人权事业的巨大成就，反而把1959年以前的西藏描绘成了祥和、自由和幸福的神圣天地。奇怪的是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悲情”诉说，却影响了不少西方世界的政要、媒体和民中。这些绝大多数都没有身临其境于今天西藏的西方人，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固执还是出于对达赖话语的盲目崇信，往往对中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现实熟视无睹，似乎总是期盼著看到一个“原生态”的西藏，一个所谓“时间停滞的香格里拉”，因为那里肯定有“卢梭所说的高尚的野蛮人”（【英】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

我们不能怀疑他们对西藏的兴趣至今仍停留在寻觅“高尚的野蛮人”的殖民主义时代，但是可以肯定，西方入侵者、传教士、探险者、学者等对1959年以前的所谓“原生态”西藏进行的大量描述和评价，在他们的后代中出现了历史失忆。因此，就此做些提示，或许能够使一些“高尚的现代人”能够对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西藏农奴制度及其社会生活场景做出正确的认识。

《闯入世界屋脊的人》——“像发生在这块与众不同的土地上的其他事物一样，惩罚也是十分严酷的。切断手足，包括挖眼都是惩罚各种罪犯所採用的方式。……虽然很少执行死刑（佛教禁止杀生），但是把犯人推下山崖或把犯人缝进口袋扔进河里则是屡见不鲜的。另一种惩罚只能由达赖喇嘛来执行，那就是宣佈一个人的灵魂不能再生。这就意味著他只能在地狱的边缘徘徊。宣佈的同时，也宣判死刑”（【英】彼得·霍普柯克：《闯入世界屋脊的人》）；“西藏最常见的惩罚是鞭打，但这是够厉害的，常常置人于死地”（【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

——“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的像肮脏的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这些地下住所里与牦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著，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佈满了疙瘩。……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著已经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牦牛粪。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美】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

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乾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其他地方大自然却慷慨大方地将这些东西赐予人们”（【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

“毫无疑问，喇嘛採用了精神恐怖手法维持他们的影响并使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的手中。……在这样的年代里，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但是目前，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的面前是没有先例的”（【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

这些对西藏地区刑罚、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的记述和评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优越论”的视角，但是也的确从诸多角度反映了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年西藏的事实。

“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一些严肃的现代西方藏学家也冷静客观地提醒世人，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像力有多麽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加拿大】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

这位学者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却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麵或豆面搀合在一起的野草。而这些对于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则是生存的必需品。这位学者认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喇嘛王国的覆灭》今天，流亡在外的达赖虽然不断宣扬自己所理解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带给西藏人民深重苦难的任何谴责。其原因恰恰在于他的地位和权势只有建立在那样的制度基础上才能得以维持和维护。对此，西方学者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西藏的“庄园是世袭领地，正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一样，这是主要的财源。庄园是由可耕地和义务耕种土地的一种‘被束缚’的劳动力农奴构成的”。而“农奴是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经济剥削制度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

因此，世人从这一判断中就不难深刻认识到为什麽“藏独”势力对西藏的发展、对拉萨的繁荣充满刻骨仇恨，必欲通过打砸抢烧的暴力进行大肆破坏。其原因就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西藏变迁，今天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彻底摧毁了达赖试图恢复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存在的基础。（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部委员）

专家评论

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昔日农奴格桑

和与会其他代表表决通过议案。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5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各项权利，昔日的农奴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说，长期以来，以达赖为首的分裂主义集团时刻梦想在西藏恢复反动、黑暗、野蛮、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不断组织策划分裂破坏活动，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发展进步。西藏各族人民从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和我们党处处为人民谋利益的鲜明对比中，特别是经历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更加认清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认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对于西藏广大干部群众饮水思源，进一步增强爱党、爱祖国、爱新西藏的感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对于进一步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外，设立纪念日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牢牢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