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甚广的“表笺之祸”

清朝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这教授不是当今的教师职称，而是官职。“教授”官职始于宋代，州设教授，县设教谕。清代府、厅、州、县均设儒学，儒学教授为正七品文官。即相当于今天地市级政府中的教育局长（正处级）。

这个故事出自《翦胜野闻》，但是因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转引，继后被广泛引用。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意思是说，朱元璋开除文化水平低，疑心又重，胡乱杀人。

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所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中称：“贬低太祖皇帝的画家把他描绘为一个丑陋的、脸上长麻子、下巴向外突出的人。尽管有些宫廷收藏的肖像显示，太祖和其他皇帝一样英俊，但只有几幅反映他真实面貌的英俊画像保留了下来。”后世流传的丑陋的朱元璋像是由于画师的故意丑化。

朱元璋画像，

似乎不是传说中那么丑陋

当事人徐一夔的真实死因

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80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3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

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公元1299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杭府教授，从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无疑问。《翦胜野闻》之荒诞不攻自破。”

类似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有释来复、蒋清高等。

关于释来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僧来复（见心）的诗句中“有‘殊域’及

常见的朱元璋瓦脸画像

‘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事实上，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经加以考证过了“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

来复（也就是见心）真正的死因是牵连在胡惟庸党案内，明朝的释明河写的《补续高僧传》中卷二五说“……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僧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于是得罪”。在释元贤《继灯录》卷五中说“二十四年，山西捕获胡党，举师等往来胡府，坐罪入灭”。

再看蒋清高，还是《闲中今古录》，说他“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误注被斩于京师”。

按《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的说法，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按照象山县志录的《蒋氏谱》的记载蒋清高“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

另外还有王春瑜考证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迹，按照郎瑛《七修类稿》中的记载，守仁因为《题翡翠》一诗，德祥《夏日西园》一诗，“被太祖罪之，不善终”。

而事实上，守仁根本没有做过《题翡翠》，“是好事者，附会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业上，与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错，彼此关系融洽，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所谓不善终云云，实属无稽之谈”。至于德祥，和所谓的不善终，更是沾不上边，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有题倪云林，周履道书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有和御制赐赤脚僧诗”，他在永乐中“谈笑而逝”，“郎瑛说他因《夏日西园》诗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类型化的逻辑

更加丑恶的画像，简直是外星人啦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所谓的文字狱中的当事者同时约好似的使用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没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这些字，然后就导致了所谓的文字狱，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要么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从记载来看，也确实并非是同一个时期，但这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说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的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因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五六个案子雷同的都是这样？　

表笺真相

南京阅江楼的塑像，雄才大略的气派根据这些野史的记载，因为这些文字狱，所以“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王传布天下”，似乎礼臣为了避免文字狱的发生，避免再有人触犯文字忌讳，就让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让人们遵守。但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确实制定过表笺格式，但是和所谓的文字狱却是半点关系都扯不上，而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根据陈学霖教授的考证，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一共有5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4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上面的事实，陈学霖教授说：“野史谓礼臣恐惧触犯文字忌讳，恳帝颁定表笺成式以为遵守乃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也”。

朱元璋并不隐瞒自己的家世出身

现代书籍的插图也有英俊的画像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大明皇陵碑现在还在凤阳明皇陵内，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惨经历。摘录开头部分：“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建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饬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傍徨.

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廓,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

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

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

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兄弟并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

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飚.

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没有丝毫讳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也没有丝毫隐瞒，“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广布天下，流传后世。陈学霖还举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作为证明，现存的《明太祖御笔》中就有三首言僧谈禅。说因为朱元璋对自己出身忌讳，怕别人言及，而制造文字狱，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他自己都能这么坦然的去说，还怕别人影射吗？

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那些可以具体考证人物事迹的案例，还是那些无从考证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绽重重。可以断言，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基本上是捏造虚构的。

正如陈学霖教授所说：“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宜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