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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蒋介石的简介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领导全国军民抗战。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的称呼

一如其他中國歷史人物,蔣中正一生有多個名字

性質 名字 其他
本名 中正 1917年至1918年間取
表字 介石 1912年於雜誌《軍聲》取筆名,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出现「介石」二字
譜名 周泰
小名 瑞元 幼年時,祖父蔣斯千取
学名 志清 1902年至寧波上學取
化名 中村 1908年,在日本留學,參與革命
化名 石岡 1912年,奉陳其美指示刺殺陶成章後,赴日本避風頭,曾一度化用日本名
化名 石田雄介(或作「田雄介」) 1914年,奉孙中山指派与丁景梁前往中国东北地区,寻求与东北军阀合作革命。

「中正」和「介壽」(「介」石萬「壽」)是台灣常見地名與機構名稱,例如:台北市國立中正紀念堂、中正路]]、介壽路、介壽國中,台灣各縣市文化中心名為中正文化中心,各縣市中正國中以及國立中正大學。中華民國政府官方多稱「蔣中正」、「蔣公」;蔣逝世後,則挪抬敬稱「先總統 蔣公」。台灣民間亦稱其為「老總統」、「老蔣總統」、「老蔣」等。

作為黃埔軍校校長,黃埔畢業軍官皆稱蔣為「校長」。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被尊為「國民革命軍之父」、「中華民國國軍之父」。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以蔣委員長和“委座”著稱於世。

目前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官方、教科書及媒體,一般常以其字多稱其為「蔣介石」,較少使用其本名「中正」或「蔣中正」。

蒋介石的家庭背景

蒋自称是后梁明州评事蒋宗霸、宋代光禄大夫蒋浚明后人。 曾祖父蒋祈增。祖父蒋斯千,字玉表,经营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的玉泰盐铺,家境富裕。父亲蒋肇聪,字肃庵。母亲王采玉,原嫁竺某,后自尼姑还俗,后改嫁蒋肇聪。蒋介石于清朝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午时(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武岭溪口镇“玉泰盐铺楼上”。比长子小12岁,排名第二,是蒋肇聪的次子。

蒋介石的生平

一、早年经历

1891年,蒋两岁,王采玉忧虑其尤好嬉戏乐水,遂请示于玉表公,“早送入塾”。1892年,蒋三岁,“始入家塾,从任介眉读”四书五经,准备应童子试等,接受科举教育。1895年,蒋六岁,父亲蒋肇聪卒,享年五十四岁。

1901年,蒋十二岁,经媒妁之言,与同村元配毛福梅结婚。1902年,蒋十三岁,赴奉化县县城(今浙江宁波奉化市)“应童子试”,“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

1903年,蒋十四岁,“赴县城至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惟传统经学与史学,仍占很大比重,引起学生不满。 1904年,蒋十五岁,“仍肄业凤麓学堂;为改良校务”,蒋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力持正义”。由于“情态激烈”,“几被开除学籍”。 1905年,蒋十六岁,“赴宁波,师从顾清廉于箭金公学堂”。

二、革命之路

弃学从军

1906年1月,蒋十七岁,“赴县城,肄业龙津中学堂”。3月,“自剪发辫,托友寄家”。4月,蒋首次东渡日本,试图就读军校,因为日清协议,他不是清政府官方保送,所以不能学习军事。他虽未能入学,但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在东京识陈其美”。同年冬,返国。

1907年夏,蒋赴河北保定,“肄业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接受军事教育,“闻日本教官侮辱中国言论,起而折服之,几获罪。”。“年终应考”官费“留日陆军学生,获选”1908年,蒋“再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东京振武学校肄业。
在日本,受到马克思主义热潮影响,蒋曾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最终因与其理念不合而舍弃。

参与革命

1908年暑假,蒋“归国省亲”。在日本,蒋“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参加革命,化名“中村”(なかむら,NAKAMURA)。1909年11月25日,蒋毕业升入日本军“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实习(营地在今新潟县上越市),军阶为二等兵。

1911年10月(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蒋“微服回国”,至上海,“陈其美令主持攻浙事,任攻浙先锋指挥官,率敢死队”百余人进入浙江杭州,炸浙江巡抚衙门,俘虏巡抚增韫。。10月,蒋返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助陈其美谋定全苏”,隶属黄郛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

1912年(民国元年)1月,陈命令蒋刺杀陶成章。蒋打算出国暂避风头,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3月,东渡日本,一度假扮日本人,化名为“石冈”(いしおか,ISHIOKA)。后改回蒋氏,学习德文,创办《军声》杂志,著《征蒙作战刍议》、《军政统一问题》、《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篇。 冬,蒋“回国乡居”。

1913年,孙中山“推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蒋遂参与“二次革命”,于7月“奉令攻江南制造局,不克”,败退闸北,为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9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东渡日本,陈与蒋躲入租界,因袁追捕甚急,蒋“从事秘密活动,旋东渡日本”。9月1日,蒋抵长崎。孙在日本召集东渡党员,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0月29日,蒋加入中华革命党,由张静江监誓。蒋第一次单独与孙见面。

1914年夏,蒋奉孙令,主持沪、宁讨袁军事,兼任第一路司令,负沪西进攻任务,事泄,遭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袁捕之急。失败后,蒋奉陈之召乃赴日本。时风闻东北军倾向革命,蒋“旋奉命赴哈尔滨,视察东北形势。

蒋化名“田雄介”(或作“石田雄介”),曾与日本在华军方接触,以警告其不得占领东北、不得阻碍革命蒋书告孙,“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

1915年12月,袁称帝,陈其美就任淞沪司令长官,召蒋回国任机务。蒋“谋运动肇和舰及袭取应瑞舰,并攻夺”上海“陆地各官署,未成”,是为肇和舰起义。1916年春,蒋“率杨虎等攻取江阴要塞,占领五日后退出”。5月,陈“被刺殉国”,蒋为经纪丧葬,并撰文哭之。7月,奉孙命,驰赴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北上观察政局,秋,回上海。

三、政坛崛起

跟随孙文

1917年,蒋留上海,联络南京、绍兴同志,图肃清袁余下之势力。秋,孙在广东组军政府,“并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主持“护法”,“谋北伐”,蒋“撰上对北军作战计划及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受孙赞许。1918年春,蒋奉召赴广东,“就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职,拟定第一期第二期作战计划,并亲自督战”于漳州战斗中。“夏,辞职返”上海,“旋奉命赴闽就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职”。“冬,攻取永泰,旋奉命停战。”

1919年秋,蒋辞职回上海。“冬,游日本,旋返国。”五四运动发生,蒋向孙陈述留学欧美计划,孙不同意。同年孙“改组中华革命党”,“成立中国国民党”,蒋亦加入。1920年,蒋奉命赴福建“参加作战机务”,陈炯明任其“为粤军第二军前总指挥官,不就,回乡侍母”。随后到上海股票交易所当营业员。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太夫人卒”。蒋“请归葬母”。

1922年,蒋到桂参见孙,商决出师日期,建议移大本营于韶州。“旋陈炯明有异志,阻碍北伐”,蒋辞职。6月,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孙“避居永丰舰”。蒋“闻难,赴粤”,奉孙“事紧急,盼速来”电召,在永丰舰上协同指挥作战56日。8月9日脱险,“卒护”孙“脱险到”上海,并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以揭发陈逆罪状,请孙作序。冬,蒋“奉命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赴福建计划进剿陈炯明部。

联俄容共

1923年,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成立”,蒋“被任为委员,旋又受任为大本营参谋长”同年秋,蒋奉派率代表团赴苏联报聘,并考察苏维埃“政治及党务”。此时列宁病重,苏联内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斗,“排斥异己”风气盛行,蒋对苏联政治非常失望。蒋写下在苏俄3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后寄奉孙。同年冬,“返国覆命”。

接任黄埔军校校长

1924年1月,蒋奉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夏,到校视事,奉命特任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蒋回广州后,向孙面陈对国共合作之意见。孙认为蒋对中俄将来关系顾虑过甚,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蒋因而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并将筹备处交予廖仲恺后离粤返乡。4月,孙催促蒋复出,命其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复派戴季陶去奉化,转达其准许蒋不闻党政,专办军校之要求相约,蒋乃返广州。5月,孙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为黄埔军校校长。6月,蒋陪孙站上司令台,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东征陈炯明及中山舰事件

1925年2月,蒋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及粤军第一次东征”,官兵三千人,“不一月,攻克东莞、石龙、平湖、深圳、淡水、平山、海丰,直捣潮、汕、梅县”。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蒋在军中发哀告全军将士书,回广州祭奠,并整理校务。蒋誓言:“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同月,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4月,中央任蒋为党军司令官。6月,杨希闵、刘震寰叛,蒋“奉命兼广州卫戍司令,回师讨叛,平之。7月,军事委员会成立,任蒋为委员,建议六大革命计划。8月,廖仲恺遇害,人心激愤,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任蒋为委员,负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平定时局。胡汉民出国。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党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10月,第二次东征,首克惠州城,连战皆捷。12月,蒋凯旋广州。

1926年3月,“黄埔军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仍任校长职”。蒋相信中国“共产党煽动中山舰叛变,谋加害”自己,“事变遂平;汪兆铭避嫌离粤”。4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通电反对”。蒋“建议中央,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4月16日,“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推”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任蒋“为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执行委员“及各省市海外党部联席会议开会决议,迅即出师北伐,并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推蒋“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继孙成为领袖,领导中国国民党党政及军事。

四、北伐战争

誓师北伐

1926年7月9日,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誓师北伐。北伐前,蒋发表演讲,强调革命的指挥不能统一,意志不能一致,势力不能团结,命令不能实行,一定要失败,所以大家必要牺牲个人意见,坚固团结,为中国争独立自由。8月,蒋进驻长沙,发表讨吴佩孚宣言,督令各军进攻,先后大战于汀泗桥、贺胜桥,获得胜利。9月,蒋督攻汉口、汉阳,克之,围攻武昌将下,江西战告急,蒋面授攻城机宜毕,移师入江西“督师”。“令潮汕部队进攻”福建。10月,于武昌战斗中,“攻克武昌城,生擒刘玉春、陈嘉谟,至是,吴佩孚在武汉军力全部消灭”。蒋下令入福建部队,“攻破周荫人主力”,赴江西参战。“先后攻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孙传芳乞和”,蒋拒绝。

1926年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军负嵎顽抗,蒋亲临督战,克之,孙传芳在江西军力于是消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于南昌。蒋通电各省促人民自决。先后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12月,阎锡山请加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自广东迁湖北。中国共产党鼓动中国国民党左派等,对蒋大肆攻击,称为新军阀,高倡提高党权,并散发传单,促汪精卫“出主党政”。

1927年1月,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蒋“指示进取全”浙江“机宜”。“政治会议决议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在鄂各”左派”委员于苏俄顾问支持下“坚持反对”,蒋“赴牯岭邀各中委会晤,消弭隔阂”。九江英军残杀国人,蒋“建议对外方针,以和平不辱国为主”。蒋提请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2月,“国民政府驻武昌”。

宁汉分裂与清党

1927年3月占领苏州。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他说“革命责任,不容诿卸”、“誓必负责完成北伐”,并切劝同志,坚守国民革命立场,维持国家社会秩序,团结一致,解救民众痛苦。北伐军先后克复上海、南京。由于南京部队与英人发生冲突,英舰炮击南京,是为“南京事件 (1927年)。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4月,蔡元培等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解散上海总工会等非法组织,澈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发表告民众书”。

第一次下野

1927年5月,蒋决定继续北伐作战方案,分全军为三路进攻。组织清党委员会,全国各省厉行清党。北伐军先后克复扬州、泰州、徐州、蚌埠。6月,克复郑州、许昌。6月7日,清江浦克复,孙传芳通电下野。蒋抵徐州,冯玉祥来会,举行徐州会议,决定联名通电北伐,并由冯劝请武汉政府克期取消”。“张宗昌派员来谈输诚。

1927年7月,蒋奉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徐州失守,蒋渡江督战。8月,北伐军反攻徐州失利,蒋下令退却,电呈国府,自请处分。当时宁汉分裂益甚,蒋为避免目标,冀便团结,发表下野宣言,辞去本兼各职,回乡扫墓。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并改组国民政府。

1927年9月,蒋决定出国考察外交,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9月28日,自上海东渡日本。11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告以中日两国相处之道。11月10日,蒋自日本返国。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于上海。汪精卫在广东成立政府。国民政府发讨伐广东令。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决议请蒋复职,并负责筹备四中全会,各方纷电促其再起,蒋乃决定回南京,以安民心。

第二次北伐

1928年1月4日,蒋复职为北伐全军总司令。迭电冯玉祥、阎锡山及各将领准备北伐。2月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推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9日,扶病渡江,视察前线。2月15日,赴开封与冯玉祥面决北伐大计。2月28日,中政会决议任蒋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命统归蒋指挥。

1928年3月,蒋赴杭州检阅,过上海会商财政,迭令白崇禧早定湘局,合力北伐。军官团开学,蒋以团长亲临主持。蒋对日本记者坦白演讲,盼日勿妨碍中国国民革命之进行。军事部署毕,蒋于3月31日渡江北伐。4月,蒋进驻徐州,发表《告前方战士书》、《告全国及海外同胞书》、《告北方将士及北方同胞书》、《告友邦人士书》,“并电外交部切实负责保护外侨”。蒋“手撰誓师词”。“令驻两湖各军加入北伐,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所向克捷,连续攻克郯城、台儿庄、郓城、韩庄、临城、枣庄”。第三军团在鱼台失利,蒋电令各军赴援。张宗昌下总退却令,惟孙传芳纠集余部,尚图顽抗。本月下旬,迭克巨野、嘉祥,经西关克济宁、滕县、界河、鱼台、汶上、邹县、大名。

占领山东、河北

1928年4月,日本以“护侨”为名出兵山东,蒋一面与日本交涉,一面委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积极北进。蒋“亲赴界河,督攻兖州”,续克宁阳、兖州、曲阜、金乡。连克莱芜、平阴、泰安、肥城。后赴泰安,督攻济南,并决定济南克复后,即渡河追击,不使日本阻北伐军行进。5月1日,蒋克济南,日军出阻,造成五三惨案,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遇害。5月3日至5月5日,日军在济垣横行滋扰,向北伐军袭击挑衅,蒋严戒北伐军勿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5月3日“夜退出城郊,派员与日军师团长福田商约束部队,未得要领。5月4日、5月5日,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北伐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勿较,限令北伐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日本阻碍北伐之阴谋,于是粉碎。5月6日,蒋继续提兵北进,并吁召汪精卫、胡汉民回国,又切告奉系早日觉悟。连克平阴、禹城、石家庄、临沂、德州、定县、张家口。蒋进驻石家庄督师。克复保定。

统一中国

1928年6月,蒋攻下北平、天津后,以任务完成,回京,提请解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中央恳切挽留。蒋呈请设裁兵善后委员会,并迭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征求意见,以期协调一致,实施裁兵。7月,蒋赴北平,祭奠孙中山,并往南口,追悼阵亡将士。发表整军意见及裁兵方案,并决定由第一集团军率先裁编,以为之倡。

1928年8月,蒋举行北伐全军阵亡将士追悼会。筹开五中全会,纠纷迭起,蒋赴上海斡旋,终于开幕,决议开始训政,推行建设等要案。全会通过国民政府之组织,并推蒋任国民政府主席。10月10日,蒋就国民政府主席职。五院组织成立。蒋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设置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之步骤。宣告关税自主。

1928年11月,制定国玺,实施禁烟。蒋出巡江苏、山东、安徽各地,检阅军队,并考察地方政教及民生利病。美国首先承认关税自主,各友邦均赞同,惟日本则极端反对。12月,奉系张学良宣布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东四省易帜,通电服从国民政府,全国统一告成。

五、统治全国

军事训政中国

为减低军费支出,1929年1月1日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商讨裁减国军。3月,蒋桂战争爆发,新桂系失败。1930年2月,阎锡山通电以“礼让为国”,要蒋“下野出国”。3月,蒋对西北,决取守势,回乡扫墓。4月,回南京赴津浦路巡视赴平,汉路检阅。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赴济南,慰勉韩复榘。7月,蒋亲赴前线督战。9月,阎锡山通电下野。10月,蒋自前方呈请国民政府赦免政治犯,并电请中央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冯玉祥通电下野。10月23日,蒋在上海正式受基督教洗礼,皈依新教。11月18日,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推蒋兼行政院院长。12月,蒋巡视赣、鄂,奉命兼理教育部长,创办空军。

第二次下野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在粤成立“军政府”,粤、桂、胡、汪联合反叛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

1931年6月,中国国民党三届五中会选任蒋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7月23日,蒋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

1931年11月2日,蒋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中提出,即使牺牲个人,也要促成本党团结,遵守党章之重要,强调自己遵守此原则,愿意下野。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指出“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一、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1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蒋向全国通电辞职。12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至此,蒋、胡、汪三派表面上统一。蒋出席开幕式后,“离京回乡”。

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本军向上海进攻。1月2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推蒋、冯、张学良、阎、李宗仁等11人为委员。

对日政策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突犯沈阳,侵占中国东北。蒋在行营闻讯,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即回京筹商御侮救国之大计,电令张学良,严饬守军积极抵抗。1932年1月,日军进占锦州。蒋发表“独立外交”演讲,痛切指陈宣战之弊害。同月,日军侵入淞沪,我第十九路军就地抵抗,“一二八战事”爆发。蒋以辞职在野之身,密电各军积极准备抗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蒋密令何应钦指挥第十九路军作战,并密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与第八十八两师加入淞沪抗战。3月,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开会,决议任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救国。

1933年1月,日军攻破榆关。中国共产党则在江西扩张。蒋筹划应付日军、共军呼应夹击之对策,决定对外积极准备,对内加紧剿中国共产党。2月,蒋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紧剿中国共产党,并密筹对付日本宣战与封锁之准备。3月,承德失守,蒋北上防倭。日军又侵,长城战起,蒋进驻保定督战,我第二第二十五师于予敌以重创。蒋制定反攻古北口计划。确定华北作战方略。解除张学良之军职。4月,江西新淦为中国工农红军所陷。蒋赴赣主持剿中国共产党军事,表明长期抗战方略与决心。为此,蒋随后发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申明外寇不足虑,中国共产党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中国共产党,则无以御外侮。6月,塘沽协定签字,蒋指示停战后应注意善后之点。同月,蒋密令购备装甲汽车、坦克车等武器。7月,庐山军官团训练开始,蒋亲赴牯岭主持训练事宜。8月,筹划对日开战时国府迁都西北之准备。9月,令中学以上毕业生实施军事训练。赶筑西北公路。筹备洛阳航空分校。10月,在南昌召集各将领会议,杭江铁路建筑完成,八省粮食会议开会,规划建筑江防海防各要塞。11月,令召集蒙古青年受训,令妥筹移民办法,切实整理田赋。

1935年1月,闽变落幕后,蒋于病榻分章口述《敌乎?友乎?》一文,嘱陈布雷氏笔录其详,而以徐道邻名义发表,蒋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同时晓喻国人:“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日本察觉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空气一时大浓。

1935年7月,蒋在成都计划峨嵋训练团。8月,主持峨嵋训练团,前后毕业两期。9月,蒋划配四川各军防地,严禁军人干涉行政、财政,打破已往割据分裂之积习,整理四川地方钞币,由中央发行公债收回之。10月10日,蒋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文告。蒋由川飞陕,巡视豫、晋,与阎锡山会商安定西北计划。12月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一中全会开会,蒋提出对日决策之基准: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1936年1月,蒋派员赴欧洲接洽经济合作,以利国防建设。同月,宣布国难时期教育宗旨,接见日大使有吉明及其武官矶谷,直接谈商中日交涉。2月,令速加强全国铁路与公路建设。修正民众训练主旨及实施要领。3月,蒋下令清剿山西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强绥远防务。9月,日本对华提出五条件,蒋回南京商决对策,并电诫各省准备对日交涉破裂。同月,令督各省编练壮丁。10月,对日反提五条件,表示抗日决心,检阅全国童子军,巡视豫、陕,驻节洛阳,督剿残匪。蒋五十寿辰,全国发动献机祝寿。11月,蒋派陈诚入晋主持绥防。莅太原,督攻蒙伪,克复百灵庙。

安内攘外

当时北有日军,南有红军,各地军人各自为政。1932年9月,山东韩复矩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函电劝解,得以妥善解决。

1934年,蒋亲自指挥清剿“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击溃,放弃中央苏区”和其他南方根据地,向北撤至中国西北地区,接近苏联,是为长征。蒋恩威并施,平定西南,各军阀难以与中央相抗。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叛逆组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称兵入湘,蒋命国军星夜出动,阻叛军于衡阳以南,逆势大挫。同月,创办所得税,筹设农本局,计划铁路与公路联络办法。7月,广东空军在蒋收买下来归,粤将余汉谋等通电拥护统一,反对割据。是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开会,蒋演讲统一救国之必要,并提《组织国防会议案》。全会决议撤消西南执行部与政委会,并改任两广军事长官。陈济棠辞职下野,粤局平定。同月,蒋布置绥远攻势防御。8月,调整滇省军事,改组黔省政府。蒋莅广州,处理粤省军事政治善后,并劝导桂省服从中央。严戒国军在广西附近各部队,不得与桂军启衅,旋又命国军退后五十里,以示诚意。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蒋进驻西安。召集各将领在西安会谈,并严督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剿。蒋虽从情报中获知中国共产党主力到达陕北后,与当地东北军和西北军有所交往,但蒋并不疑张学良之忠诚。12月12日,张、杨在西安发动“兵谏”,向蒋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史称西安事变。经宋美龄、宋子文、威廉·亨瑞·端纳及周恩来等人斡旋,蒋在12月25日获释,回京时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在严冬中遭遇变乱,蒋单衣越墙攀岩,仓皇逃难,伤及脊椎与腰部,身心受创。随后,蒋回溪口休养一月,托付秘书陈布雷参考蒋在西安事变时日记及相关人士口述编著《西安半月记》,并为宋美龄自述《西安事变回忆录》校正。

六、领导抗战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由于山中问信较迟,蒋于7月9日才知。蒋采取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7月17日,蒋出席江西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最后关头”演说。蒋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这次卢沟桥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虚心积虑的谋我之亟……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袛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7月28日,北平失陷。

淞沪战役

1937年7月26日,蒋接见美驻华大使,告以“东亚局势已至最后关头,望告其政府,作转危为安之计”。“一二八”停战后,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之中国部队,蒋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般为日军占领,故决定拒绝日方要求。8月,蒋调遣五十万精锐部队赴上海防守。8月8日,蒋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指出此次日军大举入寇,攻取平津,“此诚为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要求全军将士:“要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8月20日,陈诚向蒋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由于蒋将主力集中在上海,国军被动挨打,伤亡很大。11月7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蒋决计迁都,长期抗战。

保卫南京

11月,布置南京保卫战。部署山西、山东作战。蒋在军事会议上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则认为统帅不宜守城。唐生智遂自动请缨负责守卫南京,蒋最终接受。不过,蒋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12月,军事委员会迁武汉办公。12月1日,蒋下令将沿海工厂、企业等陆续迁入内地复工生产。12月13日,南京失陷,蒋移节武汉,主持抗战。

坚持抗战

蒋抵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余万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力阻止日军深入中国内地。12月17日,蒋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之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12月28日,蒋与汪兆铭、孔祥熙及张群谈话,称“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12月29日,蒋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蒋认为,与日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日本于年底提出和谈条件,要求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蒋决定对日方所提议和条件一概不理。蒋对于右任说:“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当从何处立足!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蒋日记写道:“敌人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望以本党本人为刽子手,希望国内自相残杀,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我要严防。……对共产党要放宽,使尽其所能事。”

迁都重庆

1938年1月1日,蒋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月11日,蒋在归德举行军事会议。3月29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武昌,推蒋为中国国民党总裁。

1938年4月,宣布抗战建国纲领,明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主张。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号召全中国青年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并通过设置“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我军大捷,歼敌精锐两师团,蒋“电勖我军,闻胜勿骄,务须沉着惊戒”。5月,徐州失陷。6月,蒋下令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堤防决口,造成几百里黄泛区,使百姓丧身洪涝。因日军绕道,未能阻挠。

1938年6月11日,蒋密电程潜:“须向民众宣传敌机炸毁黄河堤。”10月25日,国军撤离武汉。11月25日蒋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12月,汪精卫主张与日本媾和,自重庆“出走至河内”,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銮,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12月29日,汪“发表艳电,主张中止抗战”,提倡“中日友好”,蒋“严词驳斥汪电”。

抗战建国

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决议,开除汪兆铭党籍,并下令通缉”。同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会”,“决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推”蒋“任委员长”。2月10日,日本军“占领海南岛”,蒋“向世界提出警告:‘此系太
平洋上之九一八’”。

3月,“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成立”于重庆青木关,蒋“任团长”。4月,“核定县以下党政基层组织之体制”,作为实施“新县制”蓝本,对日后蒋在台湾实施地方自治,有重要参考价值。发布《抗日总动员纲领》。5月,日本军机“开始滥炸重庆”,蒋“亲临督救难民”。总计日本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六万零一百七十四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9月,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会,蒋出席演讲,受推举为议长,提出“如何建立民主政治”报告,期望树立民主政治基础。

内在敌人

1939年9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夏,法国被纳粹德国攻陷,英国岌岌可危,日本趁机胁迫英法关闭滇缅公路、滇越铁路,中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抗。此时《苏日互不侵犯协议》签订,美国继续出售钢铁和石油支持日本军火工业。国军买不到武器,买到又运不回来。3月26日,汪精卫于南京正式建立傀儡政权,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中国共产党展开顽军攻击,成功发动黄桥战役,将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消灭。在“皖南事变”中,蒋以新四军偷袭政府军为由,包围攻击新四军军部,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国共关系恶化。

同盟国宣战

1941年6月,德国突击苏联,后美国与日本谈判,希望促使中日议和,蒋介石电告美政府,不得牺牲中国以谋求对日妥协,要求日须从中国撤兵及归还侵占中国之土地。美政府随后停止了对日战略物资供应,并要求日在只承认蒋领导的国民政府(与日本人扶持的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相对)的前提下无条件退出全部中国领土。12月7日,日军突击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成为同盟国成员之一。

1942年1月1日,“反侵略国共同宣言”,中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国,签字于华盛顿”。“同盟国推选蒋任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1月4日,“长沙大捷”,国军在长沙毙伤日军五万七千人。2月,蒋与夫人宋美龄访问印度,与甘地会谈战时合作,战后独立事宜。后赴缅甸视察中国派出的远征军。4月,英军主力七千余人在缅甸仁安羌遭日军袭击,中国军队前往救援,但因撤退问题,蒋与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产生间隙。6月,苏联在新疆勒兵胁迫盛世才,企图完全控制新疆,盛世才电告蒋,愿意归于中央政府。

平等新约

1942年8月,蒋“飞兰州、西宁等地巡视”。10月初,蒋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0月9日,美英两国通知蒋,愿与中国谈判缔结新约。11月,信仰基督教、受美式教育、持美国南方口音的蒋夫人宋美龄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夫妇之邀,前往访问,并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演讲,受到热烈欢迎。美境内报纸称 宋美龄“已征服国会,而感化无数美国人倾心于中国”。美国朝野普遍认为蒋及其国民政府是中国民主化之希望所在。虽然蒋在中国推行训政与美式民主差距很大,但由于同为同盟国盟友,当时美国政府、国会、一般民众对于蒋颇有好感;此时,中国抵御日本战果获列强正视与钦佩,国际地位大幅提升。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订立平等新约”,随后各国陆续与中国重定新约,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3月,陶希圣著《中国之命运》以蒋名义发表,叙述不平等条约由来、国民革命奋斗过程、与今后国民努力方向。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10月,蒋继任国府主席。“中、美、英、苏四强,在苏京签订联合宣言,约定分别同日发表”,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责任。11月18日,蒋偕同夫人前往埃及参与开罗会议,主张 “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日本之国体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行决定”及“扶助朝鲜与安南独立”,并对美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表明:“中国对泰国、缅甸、越南等,没有领土野心”,“战后中国不派兵占领日本本土,而由美国独自占领”以排除苏联派兵日本本土。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
1945年7月26日,中华民国再与列强共同对世界发表波茨坦宣言。此时蒋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之一。美认为蒋领导中国国民政府是重要盟友,可牵制侵华日军缩短战争,但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相对于美国对英国援助,中国得到美国军援物资数量很少。蒋与美驻华联络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战争战略与战术乃至性格皆不相合,两人关系日渐恶化。美国总统罗斯福权衡利弊,将史迪威召回美国,由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其职。不过,蒋和美政府之间因此产生间隙。

抗战胜利

1944年春,蒋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两个月内逾十五万人。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袖”秘密签署雅尔塔协定。8月,日本广岛、长崎连遭美原子弹轰炸,苏军随即以“联合国军”名义,南下中国东北。8月15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广播,《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在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惩罚之措置羞辱德国人民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不对日本采取报复性赔偿,劝勉国人不念旧恶。9月4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宣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推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实施军队国家化”三点建国方针。

七、内战再起

实施宪政

抗战结束,熊向晖、郭汝瑰、刘斐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进入国军指挥核心,卫立煌等国军高级将领与中国共产党不断联系,蒋并未察觉。

蒋首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与中国共产党以党对党名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业并达成建设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蒋“举行胜利还都典礼”,回南京主持政事。6月,“先后赴沈阳、长春、北平巡视”。9月,“接见台湾致敬团”。10月21日,蒋“偕同夫人赴台湾巡视”,参加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首都南京召开,蒋“亲临致词”。11月28日,蒋向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宪法草案三读,胡适于当天闭幕式递交蒋。

1947年1月,“元旦,签署国民政府令,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向全国人民广播,期以全力促成宪法实施”。11月,“全国实行普选”,选举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蒋当选为浙江省“奉化县出席国民大会代表”。“再度巡视北平,规划剿”中国共产党“军事,并约集北平教育界人士谈话”。12月25日,“完成宪政实施”。

第三次下野

1947年2月,“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蒋“宣示处理方针”。依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请求,蒋派遣刘雨卿整编第二十一师前往台湾武力镇压,同时派遣监察院监察使杨亮功前往调查真相。3月13日,蒋电告陈仪:“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命论罪”。

1948年4月1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蒋以243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5月20日,蒋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劵,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币制改革失败。12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迫蒋下野”。

八、台湾岁月

内战失利与迁台

1949年1月8日,蒋继续发出和谈声明,要求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1月10日,蒋派蒋经国赴上海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希其将中央银行以库存准备金之美金与黄金徙置台湾,以策安全。1月11日,蒋致电陈诚,指示治台方针六点。随后,蒋指示陈诚在台湾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视情况在台湾发布戒严令。1月12日,蒋告诫陈诚,台湾法律地位与主权在对日和会未成以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之性质,何能明言作最后之堡垒与民族复兴之根据。1月19日,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1月21日,蒋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中,宣布暂行引退,并发表文告,下午四时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1月22日,蒋返抵故乡溪口。1月31日,蒋认为青岛形势,孤悬北方,补给困难,防守不易,主张依原定计划,迅速放弃。随后决定补救方针。

3月,蒋研究党务改革案,分以整理、改造、新生三阶段进行,过渡时期则先设非常委员会处理党务:以台湾为新军事基地、对外争取奥援、迁移中央政府于台湾。

4月,李宗仁等曾多次要求蒋出国,蒋均不为所动。蒋表示:“他们要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无立足之地。”蒋以大局严重,于4月22日自溪口赴杭与李宗仁、何应钦会商,决定在党内设立非常委员会,蒋以总裁身份主持党政联系,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决议政府今后对中国共产党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杭州会谈前后约3小时。4月23日,蒋回溪口。4月25日上午,蒋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最后一次眺望。蒋离溪口由象山乘太康号赴沪巡视。

5月,蒋自舟山群岛飞临澎湖。5月25日,自马公飞抵高雄,6月21日抵桃园,6月24日转往台北,7月1日成立总裁办公室。7月11日,在菲律宾会谈中,蒋对季里诺总统说过:“余可保证我国政府决不被中国共产党消灭,如果政府当局降共或崩溃,则余必继起领导反共到底。”

8月1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草山(今阳明山)成立。8月3日下午,动身飞赴定海。8月6日,蒋应邀乘机飞韩访问,与韩总统李承晚于镇海举行会议,就东亚国家反共问题交换意见。8月8日,发表联合声明,组织“反共联盟”。8月23日下午二时,自台北飞抵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会商保卫广州战略。8月24日上午九时,转往重庆。

9月6日,蒋于重庆拨给卢汉银洋一百万元。9月22日,蒋经昆明返回广州。10月3日,返抵台北。10月13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蒋说明成立研究院之意义,训练干部,协助政府机构播迁台北,政府要员、国民大会代表、学者专家及国军各部陆续撤往台湾。

11月,阎锡山院长求蒋指示,一日数电。11月14日,蒋乃毅然自台北飞赴重庆市,与政府同人共患难,稳定大局。11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又迁到成都办公。11月30日晨,蒋由重庆飞抵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等地督战。

12月6日上午,蒋约见邱昌渭及刘士毅,要两人随政府先赴西昌。是晩,蒋认为西昌决不能作政府驻在地。12月7日上午,蒋指示阎钖山作好当晚离开成都之准备。蒋立即决定政府迁移台北,指示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当晚八时,行政院举行会议,通过政府迁设台北,随即发布“总统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12月8日晨,蒋指示黄少谷致电张群告知刘文辉、邓锡侯避而不敢应召之事,嘱其偕余程万、李弥、龙泽汇3位军长速返成都;上午主持军事会议,并召见王纉绪。下午四时,张群返抵成都,向蒋报告与卢汉会面情形。12月10日,中共军队逼进成都市,同日蒋父子乘飞机抵达台北。中国国民党撤离中国大陆,蒋从此未再踏足。

复行视事

1950年1月5日,蒋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要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监察系统,要选择最积极优秀的干部来充任政工人员,务使命令贯彻,纪律严明。而要作到这一步,首先就要从改革政工制度作起。”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搬至南投草屯,取名“荔园”,集中保存。国民大会代表及各界人士一致要求蒋恢复行使总统职权,重新主持国政。3月1日,蒋以进退出处,惟国民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为由,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李声称蒋此举违反宪法。同年年初,美国总统哈利·S·杜鲁门声称:“盟国对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四年的事实已经予接受”。蒋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表示:“台湾的主权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一些法律程序还未完成,须待对日和约的签订”。4月5日,根据蒋指示,行政院“决将二二八事件人犯迅予保释”。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蒋电李承晚总统表示关切。6月27日,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美国恢复对政府军事及经济援助,自此转危为安。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蒋交议之中国国民党改造案,确立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并在农林工商文教等机关团体建立党组织。宪政方面,维持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体制,开始实施地方自治。

革新保台

1952年4月28日,《中日和平条约》在台北签字。12月3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正式签字,为台湾建立军事安全保障。随后展开各项改革措施建设台湾,包括:
义务役:蒋引入日军军官作军事顾问,组成白团,协助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及防卫台湾。白团将领也于八二三炮战亲赴前线。白团建议在台征兵,使台湾每个成年男子皆入伍服兵役一段时间,以具备足够兵力与中共解放军抗衡,甚至反攻大陆。

土地改革:实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改善租佃制度,“公地放领”将公有土地移转为现耕农民所有,“耕者有其田”征收放领私有耕地,创设自耕农户,使台湾农村复兴,并实施“平均地权”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所得用来扩大社会福利建设,促使农村人力和资本移向城市工商业,实现孙中山建国大纲“平均地权”理想。

地方自治:制定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使各县市以下各级政府首长与民意代表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国民教育:实施九年国教,扩展高等教育,建立技职教育体系。

发展各项经济建设,扩大社会福利建设:兴建国民住宅,办理低利贷款,鼓励贸易、私人投资。

维护与发扬传统中华文化,整理保存文化遗产,矢言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和“反共复国的自由基地”。

军政外交

1950年5月16日,蒋发表《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他一度认为韩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国与苏联交战下可趁机反攻中国大陆。5月27日,台湾进入战时状态。

1952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兼任团长。1953年1月26日,明令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2月,明令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告诉前美国《先锋论坛报》记者赫金斯: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实等于与虎谋皮。”3月,视察台中补充兵训练。韩战结束,美苏关系缓和,美国不支持“反攻大陆”。国军不断小规模反攻,败多胜少。4月,蒋在国父纪念周发表讲演,检讨美新政府所操持之政策与目的。

1954年1月,发布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大会召集令,定2月19日集会主持年度军事会议,提出“士兵干部化、军队学校化”之工作目标。2月,蒋为第二届总统候选人。3月24日,蒋当选第二任中华民国总统。4月,蒋对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东亚国家应速缔盟,以阻止中国共产党侵略野心。5月,巡视大陈、南麂。5月20日,蒋就任第二任总统,并发表就职宣言。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只有金门、马祖两个据点。

1955年3月,《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生效,杜勒斯到台湾与蒋会商有关协防问题。12月,蒋号召中共军队起义来归。1956年1月,蒋对美国记者谈话指出:我如不受外力阻挠,现在便能反攻大陆,消灭中共政权。

1958年金门八二三炮战,由中国共产党自行停战。蒋说他只向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协防司令史慕德(Roland N. Smoot)抱怨美国“‘残忍’与‘太不平等’、‘太不人道’”,警告这会让军民“对美国增加无穷反感”,并要美国重新考虑。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对外宣称恢复中国大陆人民之自由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但蒋仍继续积极主持极为机密的国光计划。1959年5月25日,蒋电唁美国务卿杜勒斯之丧,并追述杜氏名言:“只要中华民国存在,共匪一定会被消灭。”。

1963年1月,蒋接见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记者时表示摧毁亚洲共产主义,地点应在中国大陆;我反攻不预期美军相助。2月,蒋接见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告诫西方国家,应速采行动抢救亚洲,并断言印尼必赤化,太平洋将多事,告美记者指出我可独力反攻,苏联不会干涉。1965年10月,中国大陆举行原子弹试爆后,蒋曾向美国建议在美国提供装备与支援下,由国军摧毁大陆核武设施。并表示反对美国对中国进行任何核武攻击。1966年3月,蒋对中国国民党第九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与会者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长处。”

冷战时期,蒋一直坚持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拥有包括经公民投票而独立之外蒙古之全中国领土主权。联合国及其他组织由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席次,大部分国家继续承认。中国大陆“革命输出”外交,使此种国际情势持续。为与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蒋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张复兴中华文化。当时中华民国在台湾禁说台语、客家话,强迫台湾原住民改汉名等,不尊重本土台湾文化。1960年代起,电视上演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与闽南语布袋戏。

1971年,蒋坚持汉贼不两立,拒绝美国提出“双重代表”建议: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在联合国代表整个中国。10月27日,蒋发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1972年2月,蒋说:“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第五任总统,蒋当选连任。

逝世哀思

1969年9月16日,一军官开会后下阳明山急驰,蒋车队紧急刹车,导致蒋伉俪遭遇车祸均受伤。隔月进行健检时发现蒋胸腔遭撞击导致心脏辨膜受伤,健康从此欠佳。1972年8月6日,蒋移入荣民总医院疗养。1973年12月22日,回士林官邸疗养。1974年,蒋身体体力已益感不支。1975年1月9日,蒋肺部炎症终无法根治,致时有轻度之寒热征状。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于22时20分发生突发性心脏病,23时50分无效,在台北市市郊士林官邸逝世。

1975年4月6日11时,副总统严家淦依法继任第五任总统。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接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掌握党政军实权。

1975年4月16日举行追思礼拜,各友邦纷派代表团前来致祭。中午12时50分,蒋灵柩暂厝桃园县大溪慈湖宾馆正厅,俟大陆光复后再行奉安。蒋遗体目前置于铜棺中,灵榇暂厝桃园县大溪镇 (台湾)慈湖陵寝宾馆,其子蒋经国灵榇则暂厝桃园县大溪镇头寮宾馆,“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蒋介石在1975年3月29日透过秦孝仪纪录留下遗嘱。去世时由妻子宋美龄及五院院长签字见证。

蒋介石的经济政策

蒋介石眼中的经济学,带有国家主义色彩,与其一直宣传的“一边抗战,一般建国”的论调同出一脉的,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主张国家干涉经济,经济“要有政府的组织,一面养人之欲,一面制人之欲。法则一定,分限一明,人便不至于跟欲求走到斗争的路上去,社会上的财富也不至因为来不及供应个人的欲求而致困穷。无论是养欲或制欲,都需要一个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来办理。”“这一点是国家的经济哲学的基础。”

在经济方面,国家的任务“一是养民之欲,二是制民之欲。前者是积极的培植,后者是消极的限制。”“国家如不能养人民之欲,给人民之求,换句话说:如不能顺应人民的欲望,保护人民的生计,则政府即不能算是尽到应有的职责,而人民的生活不能安定,以至于生产也不能发达。”

在保民方面,蒋介石从经济角度论述国防政策是以民生政策为基础的,而民生政策也离不开国防政策的保障,他主张“兵农合一”的制度。

蒋介石尤其注重土地制度,花了许多笔墨来论述其主张。他反对均分田产,认为“平均田产的制度,古来实行的次数不少,大抵土地兼并盛行的时期,总有均产的理想与运动发生。……从历史上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得出问题的症结,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从田亩的强制分配入手,而要从养民的方法着手。农民的生活不改良,农业的生产不加多,均产政策是不能成功的。”

他主张平均地权,反对均赋。这是因为“均赋反必须量田,明末以来,税制更改为计田出赋,仍然要量田。量田的方法,有汉代的‘自实’,即今之‘呈报’,有王安石的‘方田’,即今之‘丈量’,有朱熹的‘推排’,即人民呈报与乡官勘察并用的办法。这些办法各有利弊,总不及我们国父平均地权的办法尽善尽美。”

蒋介石的外交政策

对美政策

蒋在194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曾列出对美谈判目标:争取建立中美同盟;美国支持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琉球等失地,以及归还外蒙予以自治之主张。事后看来,蒋追求的目标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当时却不容易。他与英国谈判时,尚有印度为筹码,与美国谈判时,他依赖美国正殷,并不具备有利条件。  

可是蒋发现,他所领导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的谈判筹码。贫弱而地广人众的中国可通过资源丰富的美国而变成其强大的友邦,在战时可以合作击败日本,在战后可以协助维护其在太平洋一国独大地位。这是一个锐利而深远的想法。而蒋希望凭藉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憧憬。获得美国对开罗会议中对中国的支持。的确,会议中,中国恢复失土的要求很快获得英美同意,东三省及台澎归还中国。琉球则由国际托管。至于赔偿问题,曾作为会议议题,但无决定。  

对苏政策

蒋自1923年访苏之后,经过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1927年宁汉分裂及清党事件以及1929年中苏断交事件,认为苏联是贪婪、阴险、侵略成性的强敌。但是他为着应付另一强敌日本,不得不与苏联打交道。  蒋深切知道,苏联最担心的是德国,而同时东战日本西战德国更是其最大之忧虑。他在1937年7月31日决定联苏制日以后,迅即采取行动。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25日 俄机到甘(肃) (1937年9月25日)。随后苏联军火及经济援助源源而来。  

苏联老谋深算,当中日战争在1930年代末期陷于胶着,日本无力攻苏之时,便逐渐减少对华援助,同时展开自己的多国谈判,在1939年8月与1941年4月,分别与德国及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样,苏联与中、德、日都签订了这一类条约,似乎避免了欧亚间的战争。

中苏关系持续变化不定。1941年2月美英苏在雅尔塔集会,签订密约。苏联承诺在德战结束之后,进攻日本,但以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之特权以及外蒙独立为条件。美英为了减少海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大伤亡,接受苏联条件,并决定向蒋施加压力,承认密约。  

蒋在3月闻知密约,6月始见全文, 闻之悲愤不知所止。 (1945年6月15日)8月苏军攻入东三省,并在新疆及华北寻衅生事(1945年7月28日,8月1、31日)又加美英连续施压,蒋便在这一外交阵仗上,败于多年疑忌有加的苏联,恢复其东北之特权,同意外蒙独立。 
         

挟印制英 

蒋一向希望英国为维护其在华经济权益而阻止日本侵华。可是在19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崛起,危及英国安全。其首相张伯伦采妥协政策,在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以求自存,已是无力顾及在华权益,阻日侵略。在这种情势下,蒋无法劝说英国援华抗日。到了1940年代初期,他终于找到机会,与英国展开一连串的谈判,达成共同抗日之局面。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攻陷缅甸,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借用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句话,印度可说是英国的 软肚子 (soft belly)。当时印度自治运动情绪高涨,反对英国统治。日本又用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助长英印争执。印度便成为英国在亚洲防日阵线中的一个弱点(丘吉尔曾形容南欧是纳粹德国防御阵线中的弱点,是有利盟军反攻之地区)。 
 
印度是大英帝国最大之属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在华权益,英国势须加以保护。但因欧战正烈,力不从心,只有少数英军在缅阻日前进。蒋深思熟虑之后,派遣远征军入缅,共同抗日。这是一举两得之事。其一是制敌机先,减少日军进攻云南之可能性;其二是保护印度,加强中英合作抗日之关系。远征军入缅之后,在1942年首战失利,一部分与英军共同退守印度,一部分退守云南。  

蒋在远征军入缅同时,展开对英国及印度外交活动。他于1942年2月访问印度,一方面与英国驻印当局商谈合作抗日事宜;一方面与印度自治领袖甘地、尼赫鲁会谈,在共同抗日前提之下,支持其自治运动。蒋同情印度自治的立场,引起英国不满。丘吉尔甚至威胁说,不再与中国合作抗日。蒋不为所动,仍然维持既定立场。1942年11月,丘吉尔进一步表示,要支持印度在战后独立。见《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9日。因为他认为,没有远征军,

在1942~1945年之间,蒋与英国军政当局,在世界各地 包括华盛顿、伦敦、重庆、开罗、卡萨布兰卡(西非)及印度的加尔加答 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曲折谈判。他运用出兵保印及支印自治的两面手法,增强他的外交声势,获得了五项成就:一是在第一次缅战失败之后,克服英国拖延反攻缅甸之举后由中英美于1943年反攻缅甸,至1945年驱除日军,获得胜利;二是英国在开罗会议时,支持中国收复东三省及台湾澎湖之主张;三是英国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四是英国联合美国自1943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五是英国默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支持建立经西藏的中印通道。  
                                             

清除列强势力

在七七事变时,蒋直接管辖的区域,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一,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东部地带。其他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二,形成一个大弧形的边远地带,为军阀所控制,或为列强势力范围。这个边远地带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边境地区,包括东北、新疆、西藏及云南;二是中间地区,在边境区域与中原之间,包括青海、宁夏及西康;三是西南地区,包括四川、广西及贵州。  

抗战开始以后,蒋交互利用战争及外交演变,在这一地带驱除军阀,排斥列强。他首先利用国民党军队西退之势,进入西南地区,建立抗战基地,巩固统治势力。至于边境地区,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立即思索如何 乘世战之机,解决新疆与西藏问题 。(1944年12月29日)可是他第一个深入的边境地区,不是新疆或西藏,而是云南。  

云南与越南及缅甸接壤,自1927年以来在龙云控制之下。龙表面听命南京,实则拒国军入境。1941年日本在越南集结重兵,作西攻之势,云南受到威胁。蒋即派中央军入滇,保卫疆土,龙无以拒绝。蒋记述道: 中央大军开入(云南首府)昆明。此举为安内攘外最要之一着。等尽数年之久,至今始得实现。此乃耐心与待机之效果也。 (1941年11月30日)  后来,日军进攻缅甸,如前所述,蒋派远征军入缅保印,以云南为集结及补充之基地,云南成为蒋统治区域。龙云则于1945年被蒋任命为有名无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 

蒋随即关注新疆局势。自1933年以来,盛世才为新疆军政首长。与龙云一样,他也是表面听命国府,实际上依靠苏联,巩固其统治地位,接受苏援及顾问,甚至有传闻说盛于193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长驱直入。苏联在危亡之际,无力过问新疆之事,盛见风转舵,驱除苏联顾问,输诚重庆。蒋利用时机,一方面将中央军胡宗南部调至比邻新疆的甘肃河西走廊,以挟制盛世才,另一方面陆续派遣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军政要员赴新,与盛进行谈判,逐渐架空其势力,于1944年免除盛新疆主席之职务,调赴重庆。蒋对此事表示极端欣喜: 盛世才决于八日来渝。(此为)近月来最佳消息。上帝佑我,新疆归我。 (1944年8月2日)  

至于如何在第三个边境地区 西藏 推展其势力,蒋则煞费周章。当日军在1942年攻占缅甸威胁印度时,也间接影响到西藏安全。蒋当即思虑如何加强与西藏关系。如前所述,他希望修建一条经西藏的中印通道,运送美国卸载于印度的援华物资。可是西藏地方当局因不拟介入中日战争,表示反对,甚至设立 外交 机构,故作 独立 姿态。  面逢西藏不友善之举动,蒋采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行动,以求加强声势。他与英国进行谈判,藉其在藏之影响力,说服西藏地方当局,同意筑路。最终筑成一条骡马小道。  

另外,蒋调动在青海宁夏的马家军以及西康之刘文辉部队,作攻击西藏之势,引起西藏及英国之震惊。丘吉尔放言西藏为 独立之国 ,责备蒋出兵之不当。丘吉尔的话引起英国与蒋关于西藏地位的严重争执。蒋坚持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英国反对蒋之意见。后来几经谈判,再加上罗斯福确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此一争议得以消除。英国此后不再持西藏为独立国家之说。其后蒋调动部队,集结藏境的举动,并不是真正要进攻西藏,而是要表达中国为主权国的立场,同时希望借马家军及刘文辉部队向西藏推进时,由中央军填补在青海、宁夏及西康兵力空缺之地,进而统治这一中间地带。蒋的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但是他利用机会,在这一地区设立党政机构,并向马刘各军供应武器军需,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蒋因应战争及国际演变,在中国的三个边远地区,扩展其统治范围。这其中,他借出兵保印之举轻获云南、乘德苏战争之际进取新疆为最突出之表现!至此蒋介石开始从名义上统一中国走向实际统一中国了! 蒋收复东北与台澎之举,阻遏了自清中叶以来中国多次割地赔款之颓势,此后再无丧失国土情事发生。这是中国现代史中的决定性转折点。而不平等条约与领事裁判权之废除,更是湔雪百年来两大国耻,实现了海内外华人共同愿望。而跻身四强之列,也是20世纪中国的最大创获。 
 

扶植越南韩国

虽然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政府内交外困,但是从着眼于战后中国考虑,蒋介石还一直扶植韩国越南等独立组织,为战后构建大中华圈而伏笔! 

中国援助越南可以追溯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孙中山就曾与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两次会晤,探讨越南独立问题!其后越南独立运动一直深受国民党影响!1940年法国战败,蒋介石开始公开的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由张发奎具体负责! 1941年,越南划归中国战区,作为中国战区的蒋介石利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地位,积极扶植亲中国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持,派遣指导员,并且制定入越工作计划大纲,一直到二战顺利蒋介石的越南计划都未停止,蒋介石希望自己在越南播下越南国民党这颗种子,日后能结出亲中的越南政权的这朵鲜花! 

如果知道韩国政府的行政结构的话,应该发现韩国与民国的政治结构竟然如此的相似,连名字也是那么的相似!对,所谓的大韩民国就是蒋介石一手扶植上台的!抗战时,蒋介石积极帮助组建韩国流亡政府,出钱出力!战后立即要求罗斯福丘吉尔等承认韩国政府!蒋介石还派一架飞机将在中国大后方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送到上海,再由美军飞机将他们护送回国;同时,蒋介石又批复吴铁城,拨款国币5000万元、美金20万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启动经费。

联合国创始国

1944年5月,罗斯福向英、苏、中三国发出邀请,近期在华盛顿共商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有关事宜。蒋介石当即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如果可能,望在战争结束以前成立。电文并表达了中国要求参加筹备会议的强烈愿望:“阁下和赫尔国务卿深切注意,中国必须参加此次会议,余更为欣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次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意义”。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于9月29日召开,美、英、中三国代表出席,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是顾维钧等人。  

中国政府为这次会议先后准备了5个方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对新国际组织的基本态度和对重要国际问题的主张。中国代表团本着“全力促成会议成功”的精神,对国际组织宪章提出了积极的建议。10月9日,四国共同达成了建立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并同时发表了计划的全文。这个计划包括7个部分:(一)全体大会,(二)安全理事会,(三)国际法院,(四)经济
与社会理事会,(五)秘书处,(六)军事参谋委员会,(七)其他必要机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了“世界安全组织”的问题,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内容具体化,并制定了联合国会议的章程及具体办法。  
国民政府自对日宣战时,即大力提倡战后成立国际组织,并把这一组织看成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标志。2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任联合国的邀请国。3月5日,美英苏中四国(法国临时政府表示,因其未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仅作为联合国的参加国而不当邀请国)向44国发出邀请。  

46国代表团于4月25日到达旧金山。当天,中国代表团的6位成员发表讲话,董必武的讲话尤为引人注目。他说:“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是诚极好的象征。会议之一切,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4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布满46国国旗的歌剧场,有史以来空前的国际盛会——联合国大会隆重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庄严地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如果说在中国周边建立势力范围,扶植亲中国政权只是争做亚洲领袖的话,那么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则是中国跃上世界政治舞台,成为大国领袖!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 !会议期间,蒋介石就建立战后强有力的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分别与罗斯福、丘吉尔交换了意见,表达了希望“四国宣言”早日具体化的愿望,他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当然东北丧权、外蒙独立之事,蒋在苏美英协同压力之下,作出让步,是无可奈何之事。况且蒋从未直接统治过东北外蒙两地。他所得者,前所未有;他所失者,既成史实。得多于失为明显事实。蒋的外交成功,当然也是亿万国人共同牺牲奋斗之结果。但是蒋的个人贡献不可忽略。  

蒋以军人身份从事外交,却比专业人员更有突出的表现。蒋介石颇为重视顾维钧与宋子文的才干,但这两人主要分负英美方面之责,无统筹应对所有列强之力。蒋则综观全局,交互运用国际战和演变,机先采取行动,达成有利中国之局。  

蒋为弱国领袖,却有应对头等强国之能。他了解日苏之互惧、苏联两面作战之虑、英国保印之需及美国期望中国之殷,行合纵连横之策,用远交近攻之法,先后联盟苏英美,首先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再进而取得胜利。蒋的外交作为,实现了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原则,也反驳了 弱国无外交 的传统观念。

对蒋介石的评价

认识蒋介石,需要把握他极其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特性

对于蒋介石的认识,在大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1980年代以前,蒋介石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研究的领域,对他的评价是政治性的。1980年代以后,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蒋介石的形象趋向于立体化与多面化,对他值得肯定的方面,如北伐和抗战时期的表现,开始不再吝惜笔墨,而给予如实的记述和评价。

不过,历史是复杂的,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复杂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为以往的中国历史所未有。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蒋介石,认识蒋介石,同样需要把握他的生涯中极其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特性,在弄清事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予以贴切的评价,而切忌以“翻案”或“颠覆”的心态看待严肃的历史研究,切忌单一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或者以新的单一化极端化取代旧的单一化极端化,两者貌似相异,实则殊途同归,都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的深入认知。《中华民国史》对蒋介石的评价与多年来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研究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即以事实为本,客观求实,而非主观臆断。

抗战中,蒋介石的功绩和可议之处同在

就以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而论,应该说,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能够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执政功绩,首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以往我们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评价,不脱“消极”与“反共”的主轴,这当然是有偏颇的。至少,在决策抗战、坚持抗战方面,作为当时执政党的领袖,蒋介石确实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明“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表示了发动抗战的态度。但即便是此时,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意见仍然不一致,仍然有人对能否发动和坚持抗战抱有怀疑态度,包括胡适这样的知名人物,也主张忍痛求和。蒋介石通过各种方式,说服、调和、打通国民党内的不同意见,最后决策实行抗战,“义无反顾”。就这一点而言,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发动确实是有贡献的,而且他在抗战期间也始终坚持了抗战的立场,抵制了日伪的“诱和”及国民党内外的求和主张,也值得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如果就此说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就是“十全十美”,就是值得全盘肯定的“领袖”和“英雄”,又未必那么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为至少有三方面可议之处:

一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军事督导不严,尤其是在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军队对于军事作战确实没有前期积极,以至在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都在反攻之时,中国的正面战场居然还出现了一退千里的军事溃败,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看看当时的舆论反应,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溃败在民众心目中对国民党留下了何等恶劣的印象。

以至连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在河南,“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俄帝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部队里面军风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对于这样的溃败,作为国民党党政军一把抓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能不负有责任吗?所以,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说国民党消极抗日,但国民党军队在不同时期、不同战场上某种程度的消极表现,却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是对国民党政风政纪管束不严,听任国民党各级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蔓延,严重影响国民党政权在民众中的形象。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孔祥熙贪污案。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与下属合谋贪污1660万美元的大案,人证物证俱在,蒋介石也认为“此人无可理喻”,“贪劣不可救药”,“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不过,格于一损俱损之亲缘关系,蒋介石又下不了决心,动不了狠手,最终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是撤职了事,毫无其他处分,而且“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的凝聚力和统治力在抗战时期的衰颓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是抗战中始终不忘遏制中共的发展,甚而多次动用武力,企图解决中共,严重影响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新四军事研究颇切,然决心甚坚,对此事正应彻底解决”;认为“制裁新四军问题,此为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抗战成败的最大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发动人民群众,如何团结全国各党派力量,携手一致抗日,而非“制裁新四军”,这岂非南辕北辙之举!对这样亲痛仇快之事的发生,蒋介石能不负有责任吗?

要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能经得起检验,应当实事求是,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

综合而论,全面、客观、深入、正确地认识蒋介石,包括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包括其他时期的蒋介石,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心态与表现的复杂性,注意到他言与行之间的 一致与不一致,从史料出发,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其决策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变化,方才可以得出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华民国史》和近些年来客观求实的民国史研究学者都是这么做的。而追求非黑即白、截然二分的简单判断,乃至追求“翻案”、“颠覆”的“眼球效应”,因所谓时势或风向的变化而跟风轻变,恰恰脱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意,无助于我们对于复杂历史以及在历史中活动的人物全面而深入的认知,也就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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