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莱斯特·瑟罗

瑟罗相信，除了理性的经济分析外，经济决策还应多加考虑“更人性的因素”，包括动机、团队精神、人性、合作等，以及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影响，这些都应该放回经济学的领域，依此建构个体经济学，进而架构全球经济。他的论述极具分析性，经常能像“丢一枚炸弹”似的引起经济学界与企业界的广泛重视。

擅长宏观经济学、化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著述颇丰，已有14部专著问世。特别是《零和社会：再分配与经济变革的可能性》一书出版后，被誉为美国政坛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声音；《21世纪的角逐》列《纽约时报》非文艺类图书排行榜榜首。是《新闻周刊》的撰稿编辑，《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主要著作/莱斯特·瑟罗

《零和社会：分配和经济变革的可能性》(1981)

《世纪之争：竞逐全球新霸主》（Head to Head）

《知识经济时代》（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危险的趋势：经济学的现状》（The Zero—Sum Society，1983)

《零和社会解决方案：建设国际水平的美国经济》 (1985)

《21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1992)

《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1996)等。

关于著作《资本主义的未来》/莱斯特·瑟罗

《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是瑟罗教授1996年出版的一本新作。他在这本书中试图描绘一个全新的、正在形成之中的经济赛局，以及这场赛局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挑战。

在瑟罗教授看来，世界经济的表层，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了经济地壳的重塑甚至是一系列的经济地震。他说一个经济的“间断性平衡”时代到 来了。所谓“间断性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是瑟罗从生物进化学中借用来的术语。在生物进化的历史中经常出现物种的绝灭，比如恐龙、菊石、三叶虫等。一些古生物学家如哥尔特 (Stephen Jay Gould)和埃尔德列(Niles Eldredge)据此提出了他们对进化的新认识。他们认为，物种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一直保持形态稳定不变，而在某个短暂的突变时期，过去占据优势地位的物 种迅速地绝灭，新物种迅速形成。新物种形成之后又可以进入较长时期的稳定状态，此即为“间断”和“平衡”的含义。正如艾丽丝在幻境中“必须不断地跑步才能 停留在原地”一样，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新物种也必须不断涌现，才能在旧物种绝灭之后维持生物圈的平衡。在世界经济的“间断性平衡”期，旧体制变得处处难 以适应新的变化，不确定性笼罩一切，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最终，一种带有新的规则因此需要新策略的经济赛局将会出现。某些今天的参赛者将会适应并学会 如何在新赛局中获胜。他们也就是那些能够理解经济板块运动的人。他们将成为食物链项端最能适应新环境的人、公司或国家。”

瑟罗教授试图进一步阐述使得当今的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间断性平衡”时期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有五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经济地表的巨大变化。

第一，原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经济转轨之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规模急剧扩张。这些国家原来在封闭体系内的巨大的生产能力转向世界市场之后，一下子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比如，来自前苏联石油工业的新供给就足以打破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海湾国家对油价的垄断权；同样，乌克兰的粮食生产也会对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乃至西欧国家的 粮食生产和出口构成威胁。

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公司的内部管理、区位选择，也给劳动者中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命运：50～60年代西方的经济增 长曾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繁荣的景象，但信息革命之后，劳动者开始分化。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说，技术进步如同淘金热，少数淘金者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数无收获的淘金者的贫困之上的。

第三，人口增长和跨国界的移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 就业环境，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非技术工人(甚至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带来影响，此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在救治失业和福 利改革方面的难度。

第四，经济全球化浪潮激化了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并深化了各国经济在宏观和微观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全球性经济必然要求要素价格平衡，这 影响到资本主义体制的工资均衡并使其工资下降，而与此同时国家主权和国家的社会政策选择却日益受到制约。

第五，一个缺乏领导者的世界经济开始陷入增长趋缓 的停滞期。金德尔伯格等学者指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国际关系领域，应当由一个担当领导者的国家出面提供世界经济所赖以运转的规则，以及在危机即将出现的时 候控制事态的发展。二战之后这个领导者的角色本是由“天生缺乏帝国风格”(Andre Malraux语)的美国担任的，但随着欧洲的联合、东亚的崛起，美国的霸主地位日益式微，世界经济体系陷入一个没有领袖、也没有追随者，没有未来、也没 有方向的局面。

上述五个方面的变化犹如地质板块的变动，而导致板块漂移的动力来源于更深地层的岩浆活动。瑟罗教授把世界经济“间断性平衡”时期资本主义体制所面临的困境 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短视症”。在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已经不再成为最具战略意义的资源，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彰着。然而，人力资本所特 有的高风险性(据统计，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中有1/4收入不及仅受过中学教育的劳动者，而有1/5左右的仅受过中学教育的劳动者收入高于受过大学教育的 劳动者)、U型的投资回报(受教育的初始若干年和最后若干年回报很大，中间年份的投资回报对未来收入的影响却很小)、投资期长(时间贴现率加上风险贴现率 使得现期对教育的投资更不值钱)，所以目光短浅的私人资本主义必然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裹足不前。然而，对于个人来说似乎是不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实际上却 是非常合理的社会投资，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是那种典型的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决策。遗憾的是，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民主制度以及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介入更加剧了资 本主义的短视症。使得其经济政策日益迎合选民的当前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于是未来成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正在失落的元素。

相关报道/莱斯特·瑟罗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莱斯特·瑟罗近日给议论纷纷的“中国世纪”说泼了一瓢冷水。在题为“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吧”的文章中，这位教授指出，作为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国要在人均收入上追上美国，至少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也许会出现一个中国世纪，但那个世纪是22世纪，不是21世纪”。

瑟罗的理由之一在于人口。中国人口在不久的未来，将呈下降趋势，然而美国与此相反，到22世纪初，其人口将是目前的两倍以上，两国目前巨大的人口差距将会持平。并且，美国并没有止步不前，经济增长仍快于其他许多大国。一个人口规模正在拉近中国、仍在发展的美国，怎么会被中国超过呢？

瑟罗说错了吗？还是认真对待他的说法为好。瑟罗对人口变迁与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的考量，乃基于对过往历史的总结。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对比关系上的变化，其实，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同样不难预料。

从2005年11月1日零时正式启动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截至调查启动当日，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首次过亿，达到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但这一评估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在将老年年龄定为65岁以上为前提的。一些发达国家以65岁以上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程度，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左右。而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一般为60周岁，因此中国计算老龄化，其实应以6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为准。按照这一标准，中国从1999年起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为从那一年起，年龄达60岁的老年人的比例已超过10%。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将使本世纪20年代以后，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显著降低。在因老龄人口增加而使负担加重的同时，国家总体活力和创造性却在减弱，它将改变国民收入投向，从而影响国家未来发展进程。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说，是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组成的，这两方面只有达成均衡，才能维持国家发展进程不被打断。而投资和消费的均衡，又取决于对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研究，一个社会的国民收入分成三大部分：防务、消费（私人的和非军事的公共消费）和生产性投资。而人口老龄化将打破国民收入的分配均衡，使消费增长而投资减少。

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现端倪。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比2000年猛增了65%，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比2003年增长了三成多，超出了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的显著加大，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都已有清晰感受。

而到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红利”的基本丧失，中国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内部消费压力，特别是养老压力，用于物质和财富再生产的投资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得到充分保障，吸引外资的能力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强，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如果那时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停滞，今天国人热衷谈论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将不过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