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

哲学家以为，唯独自己才能掌握生命的权利，否则便是专制和人权的丧失。但生命神圣理论者眼中，生命是神圣的，是高于一切的，一切的痛苦和纠缠都不应当通过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生命是无价的，因此“自杀成本”也是不可估量的。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有过关于自杀的经典论述：“当一个人对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自杀。”若用经济学上的观点来评析这段话，作为成本的对生存的恐惧已经远远超出作为收益的对死亡的恐惧，站在绝望悬崖上的人们难免会纵身一跳：生，不如死。但是，在选择的那一瞬间是否有考虑清楚，自杀同样会有成本，这样的成本没人能付得起。 自杀行为是一项被赋予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相生，而义务也正是估量“自杀成本”是否值得。只有达到“自杀成本”要求，才能算是完美自杀。何谓完美自杀？起码得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不违背社会公共伦理道德，以及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不否定自杀选择的私权利属性，但作为私人活动，占用公共场所、吸引公众目光、打扰公共生活，显然是不合理的。公众没有义务为某个人自杀的私人权利买单，这样的成本是不必要的。但若想真正满足完美自杀的条件要求，对于普通个人而言，这样的“自杀成本”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支付。

自杀成本计算

之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自杀是种反社会的不道德的行为，主要是它违背了一条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生命是无价的。计算“自杀成本”也许会让人不舒服，但请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在于鼓励人们自杀，而是需要计算出放弃自我生命需要支付多少有形或无形的成本价值。

举个例子：一家企业的持续经营，可以获得收益，但也要付出成本。企业可以调整其产品或产量，尽可能使其平均收益大于平均变动成本。假设某家企业无论如何调整，其平均收益都不可能大于平均变动成本，即陷入亏损状态。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此时，这家企业将选择关门大吉。

同样的道理，人们继续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会获得收益与付出成本。活着的收益，可能包括：物质报酬、社会地位、声望、亲情、友情、爱情等等；活着的成本，可能包括：疲惫、无力、空虚、恐惧等等。人们可以调整其行为，多做些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的事情，使其活着的平均收益大于平均变动成本。假设某人无论如何调整，活下去的平均收益都不可能大于平均变动成本，那真是陷入绝望的惨境，理性地选择自杀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人作为个体从出生起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关系：社会向个体提供福利，个体必须继续活下去为社会创造贡献，这是一座相对平衡的天平。但是在把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设想成自然中的类似契约的关系时，这种互惠理论暴露出了它的缺陷：这种契约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永久约定，一旦利益的交换结束，我们就不能期望社会和个人两者之间更多的义务了。并且如果社会不能履行它在契约里的义务，即向个体提供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所需的全部福利，那么个体在道德上也就不需要用活着来遵守社会已经食言的协定了。

上面所说的例子以及探讨，都要求每一个自杀者在选择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继续活下去，是否能够有能力有信心转亏为盈，让生命不再呈现负增值。如果能好好想明白，才可能迈出有价值的下一步，想一想自己究竟有没有死得起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