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区权威

社区权威是指在一定的社区内享有威望的组织、人或事物。从本质上说，社区权威是一种体制外的民间权威(或曰地方权威)，其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是以乡村社会为典型的,乡村社会中的权威生成机制实际上反映着中国社会中权威生成机制变迁的总体脉络和基本态势。

社区权威的影响

社区权威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具有必然性，在现实中，社区权威既能发挥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社区权威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1.社区权威在组织和协调方面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是农村社区权威的一种重要功能。不同的社区权威可以利用其独有的组织资源使社区的公众形成一个整体，必要时在诸方面达到行动上的一致。社区权威的这一作用使其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并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独特的影响。另一方面，社区权威还具备了一定的协调功能。以族规祖训、教规教义、行规帮规、乡规民约和组织章程等为基础，社区权威可协调社区内部关系、调解内部纠纷。中国的农村历来是法律难以延伸到的一个角落，社区权威的调节往往能起到行政司法调节难以起到的作用，如一些行政司法干部难以解决的乡村纠纷，宗族权威、宗教权威和乡贤们的调解却很见效。

2.社区权威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在中国，农村社区的道德教育主要是由社区内部来完成的。宗族、宗教、行帮和各种协会有自己的传统教育资料，这也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用以维护其乡间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如宗族的族规、族约、族歌、祖训等传统宗族资料;宗教的教义和戒律，行帮的帮规等等，对其内部公众具有一种教育作用。虽然这些传统资料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道德伦常色彩很浓，却也不乏一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华。许多宗族的族规祖训中常见的一些内容如:“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母，能待妻妾，能教子弟。;、+要平恕，毋怀险橘;事贵含忍，毋轻斗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夕等等。这些至今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乡村道德教育资源。值得一提的是，社区权威尤其是传统社区权威还具有一种以传承乡间传统礼俗为特征文化作用，他们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唤起人们的历史感、道德感和归属感。如社区权威自己组织的舞灯、赛龙舟、祭祖、唱族戏、修族谱祠堂、婚丧嫁娶、礼拜、祭行帮祖师爷等等。在一系列活动中，人们既满足了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也受到了传统礼俗的熏陶，从而使社区进一步增强了内聚力。

3.社区权威在维权方面的作用。损害农民正当权益的源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地方政府及工作人员，如强行征地、摊派负担、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等等;二是来自社会的强势人群，如城市的农民工雇主、农村的“能人”和地痞等侵权行为;三是来自农资部门，如哄抬农资产品价格和提供伪劣假冒农资产品等。近些年来，政府在农民维权方面的作用发挥还十分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区形成了一些维权组织和社区权威，并渐渐显露了其作用。社区权威在农民维权方面的作用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农民维权原本无可非议，针对强势人群和农资部门方面的维权行动人们并不担心，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许多侵权行为直接来自地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当社区权威在农民维权方中的矛头直指地方和基层政府时，则可能出现过激行动而危及社会的稳定，这种事件近些年来屡见不鲜。社区权威在维权方面的作用有时是正而的，有时也造成较大的消极后果，严重的甚至造成了局部动乱。但无论怎么说，社区权威在农民维权方面发挥了作用是事实，而这种作用是不可以忽视的。

4.社区权威在服务和管理方面的作用。社区权威尤其是现代性质的社区权威，与农民的利益关联性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在某些公共服务和管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弥补国家主体权威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不足而出现的服务和管理方面的缺位。近些年来，在我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许多专业协会和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和协会在信息和技术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弥补农村基层政权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受到农民的欢迎。

(二)社区权威在乡村治理中的消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权威在农村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社区权威向农民强加摊派，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权威都有“强加”的能力。在农村，各种社区权威的出现，农民而临着多重支出。宗族权威要以宗族活动的名义向族众摊派，如上族谱、复宗祠、唱族戏、祭祖、舞龙、圈祖坟山等等，碰上宗族纠纷和械斗村民的支出则更大。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其支出又要多出一层，他们要捐钱修教堂并应付各种宗教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地方的社区权威筹资筹劳的能力比村委会的“一事一议”还强，“一事一议”有许多规范和制约，农民往往拒不通过;但社区权威的摊派并没有什么规范，老百姓要么是自愿交，要么是碍于乡风乡俗不得不交，所以，许多地方连“一事一议”也要借助社区权威的力量才能成事。

2.社区权威的封建迷信和反主体权威倾向，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些传统的社区权威封建迷信色彩非常浓厚，他们在农村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宣扬神灵万能、信教治百病，大讲族规祖训，咏族歌，圈祖纹山、宣扬封建道德伦常，有的甚至聚众进行黄赌毒的勾当，使乡村社区封建迷信盛行，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还有一些地下教派类和部分打着“维权”幌子的社区权威，他们从一开始就以反主体权威为宗旨，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制造基层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寻衅滋事。

3.社区权威不合作，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基层主体权威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去落实。但在不少地方，社区权威非但不与基层主体权威合作，反而暗中起反作用，他们往往有能力使基层党政权威的行动受挫、计划搁浅。

4.社区权威非理性膨胀及其不良表现，危及农村社会稳定。在农村，宗族和宗教在利益和观念上都有极强的排它性，宗族权威和宗教权威的膨胀是引发大规模乡村纠纷的两大隐患，武力权威的存在更是影响农村社会治安的一块毒瘤。在这三种权威盛行的地方，乡村纠纷不断，有的地方出现宗族纠纷或大规模的械斗，有的地方出现宗教纠纷，有的地方出现拦路抢劫的犯罪行为。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聚众围攻下乡做中心工作的乡村干部、聚众冲击地方政法机关的恶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