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设计

一项调查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不会干扰自然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控制它们。调查只不过是对发生事件的描述，一般通过对人们提问来进行。调查的目标通常是在很多人当中收集关于某些现象(比如事件、态度)的定量数据。有时候这样做可能仅仅是为了验证某个事件的发生频率，比如工作中的焦虑体验。但更多的情况是，使用调查方法来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工作中的焦虑是否伴随着较低的工作满意度。

调查设计可以采用上面提到过的任何一种方法，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使用问卷。如果希望问卷调查非常有效就不能将它们简单地堆砌到一起(就像一些流行杂志上那样)。与实证主义研究相一致的是，问卷必须被精心地设计，以便能够清晰地测量出希望测得的内容，也就是说，以便使它们具有效度。选取合适的人来参加调查这一点非常重要。理想的情况是，参加者应该是所有与调查相关人群中的一个随机样本。这意味着与调查相关的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参与其中。当然，实际上很少如此。

但是一项调查与什么人有关?让我们假设一位心理学家希望检验工人在速度不可控的工作状态下(比如在一条流水线上)是否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消极情绪。如果一位工作心理学家仅仅将问卷发放给那些可以控制工作速度的人，那就丧失了与其他人进行比较的基础。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带着一些问题来询问人们，他们的工作速度对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一些工作心理学家来说，特别是那些相对实证主义更偏向于现象学的人，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感觉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会坚持认为非常有必要与那些工作速度不快的人进行对比。问题在于，这些人与那些高工作速度的人相比可能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而其中任何一点差异(或更多)都能够解释不同群体工作态度上的差异。

这引出了另外一个观点：究竟在调查中应该收集哪些信息?继续我们的例子，工作心理学家可能会询问很多事情。年龄、性别、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工作需要的能力、工作状态、上级、工作中的友谊、工资水平以及工作条件，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高速群体和非高速工作群体在其中一个或多个上面存在差异，我们将难以解释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组人在工作满意度上面的差异。同样我们不能确定高速工作是否会导致(低)工作满意度，或者低工作满意度会引发高速工作。如果管理者将可控速度的工作分配给那些表达出不满的员工，后一种情况就会发生。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第三种因素，比如以前的工作经验，既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满意度，也决定了他或她所从事的工作。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或她以前的工作经验，我们还是不能得出结论。

因此，调查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它可以让人们直接参与到所调查的问题中来。它能够考察人们日常的工作感受，而且调查相当容易进行，不需要人们付出很多时间，这些是它的优点。但是，调查法不能对要考察的变量进行任何人为控制。这就很难找到原因和效应。调查反映了世界本来的样子。世界是复杂的，除非调查法考虑了所有的相关因素，否则它会让心理学家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各种成熟的统计方法能够降低这种风险，但是不能根本消除它。

纵向调查可以帮助人们澄清原因是什么。在一项纵向调查中，数据是通过很多次收集到的。这种方法与横断调查相对，横断调查中数据收集只有一次。纵向数据可以帮助分离出可能的因果联系。时间1的条件可能会引发时间2的条件，但反之则不会。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关键信息没有被收集的风险。同样，即使事件A发生在事件B之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A引起了B。

有时候调查研究需要从人们关注点之外的资源来收集信息(例如来自某公司人事记录的档案数据)。但是通常所有数据都由人们对其行为、思维和／或情绪的自我报告所构成。它们可能并不精确或完整，而且设计的问题可能并没有反映出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完全自我报告的数据还可能存在着一种称为公共方式方差的问题，即变量之问的关系虚高，而这就是因为所有数据都用同一种方法收集而来。

最后，调查信息可以通过访谈来收集(见前面章节)。市场研究者和社会研究者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访谈经常被作为有效的谈话问卷来使用。但是，它同样可以比问卷法更进一步地用来探索深层次问题。实施研究访谈是一项技术工作。从实证主义观点来看，必须注意要获得受访者的信任，只询问需要的问题。并且要避免意外地影响受访者的回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获得最准确的数据并反映事件的真实情况。当然，那些并不赞同实证主义研究的工作心理学家会说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在访谈中与受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道德所要求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访谈中的内容。

实验设计

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说法部分来源于它对实验的扩展性使用。实验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它能够让心理学家控制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可以对原因和效果进行推断。但是，实验也有一些缺点。下面将会对此进行讨论，但是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最受控制的环境就是心理学家的实验室。回到我们前面关于工作速度的例子，心理学家可能会在实验室中设置一个传送带。他或她可能会选择一个属于传送带工作的典型任务——也许是检查盒装的巧克力是否包装好。盒子以一个设定的速度在传送带上面运动，工人需要移走任何包装错误的盒子。人们可能被要求从事几周这样的工作，并在这段时间内各个规定的时刻指出对于该工作的满意度。

当然，所有这些都会花费很多金钱，需要一大笔研究基金。心理学家可能会考虑利用机会来记录一些工作满意度之外的东西，比如工作绩效(找到错误包装盒子的比例)，可能的话记录一些与压力有关的生理学指标(比如心率、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在前面描述的实验组之外还需要设置一个控制组。控制组中的人应该尽可能和实验组从事相同的工作，惟一的差别应该是他们的工作不用机器提高速度。这样，控制组的人可能拿到很多盒巧克力，并被告知需要对盒子进行检查。像实验组一样，研究者会以同样的方式和时间来收集控制组成员对于工作满意度的数据。

工作心理学家会努力确保实验组和控制组所经历的条件差别仅仅在于工作是否用机器提速。两组人的任务相同，他们在同一个实验室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两组人不会相互看到，甚至不会意识到另外一组人的存在)。他们根据同样的酬劳规则获得相同的报酬，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受到监督，但是由于高速和非高速工作的区别，最后这两点可能实际上难以实现。两组人都会有同样的机会(或没有机会)和其他工人进行交流。确保两个组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告知控制组的人每天或每周检查与实验组相同的盒子数目。这就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提速，尽管提速的程度不如固定速率的传送带那样大。

在实验术语中有两个关键词。自变量受到心理学家操纵以检验它对因变量的效果。所以在这个例子中，自变量就是工作是否用机器提速，而因变量就是工作满意度。更为复杂的实验经常拥有一个以上的自变量，以及一个以上的因变量。

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实验要求而进行工作的人们(以前习惯上称为被试者而现在更多地称为参与者)。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是做这种工作的典型代表。如果这样，就能够使人有信息将实验结果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地方报纸上的广告来招募这样的人来做实验。然而这可能也并不成功。由于大多数研究者都在高等教育机构工作，因此他们会喜欢招募学生来进行实验，因为学生很容易找到——而且他们通常需要参加实验所得的那些报酬!但是因为学生以后的职业一般不会在传送带方面，因此他们对于实验的反应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无论是谁参加实验，他们都会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者控制组。这种随机分配能够保证两组人不会存在系统性的差别。

应该清楚的一点是，实验室实验让研究者对机器提速工作如何影响工作满意度做出清晰的推论。但是的确如此吗?心理学家的控制必然会使环境产生人为的痕迹，因为现实当中很少有这样整洁的工作环境。如果心理学家不设置一个很大的(也是不道德的)骗局，被试者会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并没有从事一件真实的工作，而且实验持续的时间仅仅有几个星期。这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于工作的反应，而且他们会猜测心理学家要考察的是什么。实验者通过(比如说)嗓音或身体姿势表现出来的随意陛线索会对这些猜测产生影响。这些线索被称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每一个实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验室实验的人为性被一些人看做是严重的缺陷。有时候可以实施替代性的现场实验。对一位工作心理学家来说，就是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下面进行实验，可能参加者就是工作在那里的人。这让实验室实验变得更为真实，但几乎肯定会减弱对实验的控制。即使工厂的经理和工会官员已经准备好让心理学家在工厂中创造一个实验组和控制组，他们也很难允许将被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组里面。同样，他们可能难以安排诸如同样的监督、同等的与同事交流的机会，即使他们想那样去做。

偶尔，心理学家也能够利用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现场研究。有时候这会被称做自然实验。例如，一家巧克力工厂可能会将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巧克力检验工作由自己控速型转变为使用传送带(Kemp等人，1983，其中涉及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情况)。心理学家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是如果他或她在变革前后都能够获得工作满意度的数据。但是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现实性的获得是以控制力的丧失以及后续复杂因素的存在为代价的。例如，那些在工厂中工作的人可能会选择去执行哪一类型的工作。这违反了随机分配的原则。另外，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这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通过设置实验条件来获得了，因为这种设置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貌。

定性设计

调查和实验通常都是用数字来表达数据中的含义(也就是定量地)。参加研究的人们没有太多机会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态度，因此，工作心理学家仅仅是考察了他或她事先选择的有限数目的变量。所以说，调查和实验没有获得一个人的详细信息。它们让心理学家扮演了一个孤立的、准科学的角色，而且反映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实证研究哲学。

定性研究更为强调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Johnson和Cassell，2001)。也就是说，它所反映的是前面提到过的现象学研究哲学。通常这意味着使用观察法和／或非结构访谈在相当小数目的人或组织中收集详细的数据——可能只有一个。这种信息更像是勾勒出一幅图画，而不是测量有限的几个具体现象。因此，这种研究通常的形式是文字或图像，而不是数字。根据Gubfium和Holstein(1997)的观点，Silverman(2001)定义了四类定性研究：

• 自然主义(Naturalism)：强调观察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这种方法通常会得到有关行为和事件的丰富描述，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如何理解这些事件和行为却没有多少见解。
• 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关注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得以维持并反映社会秩序。这种方法能够表现出社会群体和文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它可能具有的风险就是忽视更广泛背景因素的作用，比如经济条件等。
• 情感主义(Emotionalism)：这里主要的兴趣在于与被研究者建立亲密的友好关系，并找出他们的体验和感受。与前面两类不同的是，这种研究优先考虑人们的个人意见，而不是研究者的参照框架，但是它所具有的风险就是过于强调情感。
•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拒绝承认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理，而是关注人们如何描绘自己和他们的背景以实现个人目标并且／或者巩固他们的认同感。

与验证前面的某种理论不同，进行定性研究的工作心理学家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些松散的理论思想，然后将其发展并可能在研究过程中根据数据来检验这种理论。在研究进展中，数据收集同样应该受到理论思想发展的影响。这一过程被Glaser和Strauss(1967)称做接地理论。回答我们前面的例子，一位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工作心理学家最为感兴趣的可能是，那些高速和／或非高速检查巧克力盒子的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体验如何，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种环境。这位心理学家可能会作为一名观察者参与其中，并且对其中的个人或群体进行访谈。

定性研究通常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需要研究者来编辑和解释。这种工作非常耗时而且难以进行。即使对工作中的人进行必要的接近有时候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对研究者产生责备，认为他们在数据中仅仅发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这种研究往往是在数目相对较少的人中进行的，因此，通常研究者并不清楚发现的结果是否会在更大、更异质的样本中重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工作心理学的主要期刊中较少报告定性研究的一部分原因。另外，很多定性研究者在评价其研究时拒绝使用实证主义的标准(比如普遍性和客观性)。一些杂志(例如《职业和组织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特别声明，他们的编审制度鼓励定性研究。

行动研究设计

Lewin(1946)杜撰出“行动研究”来描述那些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参与其中的研究。行动研究的目的是解决研究者合作人的当前问题，并且将研究的问题纳入一般性的知识范畴中。它不仅包括诊断和考察某个特别的问题，而且会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对工业组织进行变革，并评价这些变革的影响。此外，它也帮助组织在未来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Eden和Chisholm，1993)。

行动研究可以采用上述的任何一种方法，但是像定性研究一样，它更经常地使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Meyer，2001)。与其他研究设计相比，它更为关注组织中的某一具体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它放弃了调查和实验设计的客观性。和定性研究相似，它要考察的是参与研究的人们如何看待事物，并且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与大多数定性研究所不同的是，行动研究一般是在尝试解决一个问题，并监控这种尝试直到取得成功。

从研究者的观点来看，行动研究可能是令人激动的、困难的以及难以预测的。由于它的问题取向，这种研究需要紧密地卷入到组织中。这就需要不断地商讨研究者在组织中的角色，特别需要关心研究者在组织中“为谁工作”(如果有这样的人)。同样，组织中的人们可能会拒绝研究者对于问题处理的建议。这显然会对问题解决方式的评价造成困难，尽管研究者可能被允许评价任何由组织成员改变策略所带来的成功。因此在行动研究中，实施研究的过程可能既要关注兴趣，又要针对开始阶段所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