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介绍

小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设立于1904年，当时叫作公共教育基金。表面看来是对公共教育基金作为补充的叫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组织，成立于1910年，通过长期的欺骗和洛克菲勒大量钱财的投入，它终于使得纽约立法机关于1913年5月14日对其颁发了特许令。后来，于1928年与劳拉·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合并，再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赠，到1951年资金达到3亿多美元，2000年超过33亿美元。

创办资金是一亿美元，小约翰·戴维斯·洛克菲勒担任第一代会长，现在由家族第五代成员主持。仍坚持最初的捐赠传统，关注点始终是教育、健康、民权、城市和农村的扶贫。其捐赠时间跨度之长、规模之大和成就之广泛和显著，可以当之无愧地执美国及至全世界慈善事业之牛耳。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主要有：在国际项目上，征服饥饿、控制人口、促进健康、解决国际冲突、改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美国国内项目上，维护环境质量、发展文化事业，尤其是在戏剧、文学和音乐领域，以及增进机会均等。基金会的资金和政策由一个独立的不拿薪水的理事（评议员）控制，负责向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合格机构提供资助。基金会也从事自己的研究，但仅限于农业和病毒学。资助不对个人，也不能用于地方组织的建立和运行。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最初宗旨只有一句话：“促进全人类的安康”，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措辞上有些变动——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如上，其基本精神仍然以此为核心。

工作——医疗卫生

老洛克菲勒本人相信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发展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弗雷德里克·盖茨更是一个医学迷，所以洛克菲勒早期几乎全部工作都在这方面，在教育方面的特色也是发展和改善医学教育。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洛克菲勒已经有一个卫生委员会，进行钩虫病防治工作。1913年注册之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基金会之下建立国际卫生部，把这一委员会合并进来。顾名思义，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意图就是把此项工作国际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它发起的防治钩虫病和公共卫生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广。

1917年，洛克菲勒任董事长，会长为文森特。在他任期的十年内基金会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其中国际卫生部是最大的重点。防治钩虫病的工作遍及六大洲62个国家，以后又发展到疟疾、伤寒的防治，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从事更加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相应地，又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培训公共卫生医务人员。

另一项工作是提高医学水平。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了一项旨在改进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产生了有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较，全面指出美国的弱点。一战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项报告的基础上与先此成立的“教育总会”合作，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展开改进医学教学和建立高水平的医学院的努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这一努力成功的标志，代表了当时美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水平。在国外包括英、法、比、加拿大以及拉美、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从1917年至1928年，基金会在欧、美、加为此项工作共付出4000万美元，还有1000万美元 用于美国中等医校和公共卫生。

众所周知，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时期在海外头等重要的项目，也是洛氏的得意杰作之一。

1929年接任的会长为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数学物理学家梅森。此后，陆续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前身为医学教育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艺术人文部等。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仍然以医学科学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单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计其数，一般说来都带有开创性。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在发明青霉素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些成果把美国和世界的医疗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1932年，基金会还首先进行工业医疗（即职业病）和精神病的研究，这些学科在当时还刚刚起步。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之初的短短几年中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37年，国际卫生部宣布成功地分离出黄热病的疫苗（在二战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实验室中制作出3400万份此类疫苗无偿献给政府以供军队使用）。1939年巴西流行某种特殊的疟疾，不久即在基金会帮助下得到控制。1940年的重大成绩是缓解了在全世界流行的伤寒病。其他如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Ｘ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科学，特别是医学和农学的重视始终一贯，并将这方面的科研与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早期医疗卫生方面骄人的成绩使国际卫生部一度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心而受到其他部门的诟病，认为洛克菲勒为医学科学家所掌握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工作重点逐渐转移，但是医疗卫生始终是其关注点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创立的国际卫生部的模式及其工作项目带有榜样性质。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逐步接管原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领域；1950年，美国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所，其资助科研的领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甚至接过其项目。

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关闭，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员转到耶鲁大学。在这以后，基金会通过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来实现其原来的目标，直到世纪末仍然如此，基金会称之为“洛克菲勒—世界卫生组织互补战 略”。多年来，基金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生育、疫苗接种、避孕药的研究和热带病防治等都有所捐助。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新主任布伦德兰上任，基金会宣布出资250万美元建立一项全球卫生领导基金，供主任在全世界遴选各个学科的10名专家，任期1至2年；这一基金也用于“争取全球健康平等”。此项目致力于缩小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之间的差距，也包括缩小发达国家一国之内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该项目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1） 协助贫困国家建立和改进卫生体制，加强利用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加强宣传教育，引起公众对与健康有关的新问题的关注和政府的承诺，如环境、吸烟、艾滋病、抗药性结核病等；

（3） 加强对贫困人口多发病（如疟疾、结核等）的药物研究和开发，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以补救药物价格昂贵造成的困难。

工作——农业改良

饥馑问题一向是一切慈善和公益事业首要关注的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要根治饥馑关键在于改良农业，使粮食大幅度增产。继医药卫生之后，农业改良也一直是洛氏基金会长期的重点。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教育总会”曾在美国南方黑人较多的贫困农村进行过玉米品种改良和农业体制改良相结合的工作，取得很好效果。基金会成立后，这项工作主要在第三世界开展，其做法是资助有关国家的农业改良技术研究并创建将新成果推广的机制和方法。基金会特别注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尽量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已有的经验，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几十年来这个领域相对投资较小而成绩较为显著。

据说这一项目最早的启发来自1941年会长福斯迪克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一次谈话。华莱士从墨西哥访问回来后告诉福斯迪克，如果墨西哥的玉米和大豆单位面积产量能提高10％，当地人民的生活就可以大大改善。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讨论了华莱士的提法，决定派出三名专家到墨西哥考察——一名植物病理学家、一名遗传和玉米专家、一名土壤学家，分别来自明尼苏达、哈佛和康乃尔大学。他们在墨西哥旅行了5000英里，经过广泛考察，提出一项被认为具有经典意义的报告。报告不但提出了科学技术方案，而且特别强调，不能单纯给予资助，必须积极参与规划和对援助的使用，包括现场指导，结合当地具体条件建立有效机制。1942年，墨西哥农业部正式邀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改良农业的合作。1943年，双方签订意向书：墨西哥政府提供土地、劳力、部分实验房屋和培训费用，基金会负担大部分运作的费用并在墨西哥城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哈拉尔领导，其余成员皆由墨政府委派。这是一项长期的合作，最高峰时有18名美国专家和100名墨西哥人同时工作。到60年代中期，20年中在这一班子中实习过的墨西哥人达700人，其中有100多人被选拔到美国学习并获硕士学位。60年代以后即由培养 出来的墨西哥专家领导。哈拉尔博士带领的班子坚持实地考察、示范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也采用行之有效的土办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和推广，在玉米和小麦的土壤和品种改良方面成绩斐然。墨西哥原来50％的小麦依靠进口，玉米也不能完全自给。在此项实验的18年中，墨西哥人口增长了60％，小麦和玉米却达到了自给，基本不需要进口。根据联合国1963年公布的数字，墨西哥在过去10年中农业总的年增产量平均达7％，这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规模长期援助分不开的。这一经验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培养了能够适应发展中国家各种艰苦条件的专家。

基金会与墨西哥合作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了推广的机制，例如在 墨西哥培养的专家到哥伦比亚开展工作，在哥伦比亚培养的人才又到智利从事同样的项目，形成一种链条。在资金方面，基金会给予必要的资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促使当地政府重视这项工作，使当地政府越尝到好处，越愿意多投入，同时改革其农业管理机制。继拉美国家之后，或同时，这种合作又推向中东、南亚和非洲。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成功的程度也不同。其中比较著名的成功例子是印度的“绿色革命”。基金会在印度的工作始自1956年，先派出12名专家。1958年，资助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院成立研究生院，并派出顾问和访问教授。从一开始，此项工作即是基金会与印度中央和各省政府、各地新成立的农业大学以及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的合作项目，基本上沿用墨西哥的政府划拨土地的模式。在印度全国各地不但建立农业学校而且建立了无数实验田。60年代在大面积推广哥伦比亚的良种玉米方面取得大幅度增产的成绩。1970年原来曾为基金会派往墨西哥的农业科学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因在印度进行水稻杂交成功而获诺贝尔奖。当时有人提出应把这项奖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集体。

洛克菲勒基金会另一项重要的成绩是1959年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合作在菲律宾建立世界稻米研究所，包括生产、分配和成果利用。菲律宾政府拨给土地，福特为建筑出资700万美元，洛克菲勒提供技术指导、行政管理和运作费用，每年约50万美元。这一研究所规模巨大、设备齐全，还有200英亩水灌试验田，于1962年正式开业。董事会有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分别来自泰国、日本、印度、菲律宾、美国和中国台湾。主持实验的是一名印度专家，多数工作人员来自东南亚盛产稻米的国家和地区。现已收集世界70余国6000多种稻谷进行实验，从中选出良种，加以处理冷藏，分门别类，标明特性，供世界各国交换。以后按此模式扩大到其他国家。现在全世界共有16个国际农业中心。

1963年在基金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确定了新的五大优先问题：征服饥馑、控制世界人口、有选择地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助文化发展以及争取全体美国公民机会平等。除最后一项外，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90年代，它大力资助的项目有：临床流行病研究、农林技术研究（肯尼亚）、热带作物病理研究（尼日利亚）、水稻品种改良（菲律宾）等等，仅1993年一年对此类项目的拨款就近500万美元。

鉴于亚洲国家人口密集，地少人多，基金会更加强调基因研究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维持土地的可持续耕种。目标是在2005年通过生物技术提高稻米产量20％而不降低土地质量。此项集中在亚洲的国际稻米生物技术 研究项目，从1984年开始。起初集中在稻种基因的生物工程研究方面，资助康乃尔大学制定稻米基因谱系向全世界产稻国家传播。这是一项长期计划，在科研取得一定成果后，把重点放在人才培养、技术转让和在亚洲国家创造将来独立继续进行这项工作的能力。迄今已经与亚洲及其他地区350名科学家进行合作，从1984年至1998年，这一项目的奖学金在各国培养了183名专家，其中许多人在本国已成为这方面的领导骨干，继续领导研究和国际交流。到目前为止，研究的结果证明新品种的稻谷比原来预期的还可以多供给1亿人口，20年内受惠人口还可以增加1.5亿。最新的成就是发现有8种粮食作物与稻米有共同的染色体特征，所以在稻米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可以用于这些粮食作物。在中国，农业科学方面的合作也是重点之一。

在非洲，自1988年起，基金会主要在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和津巴布韦进行这一项目，但只是根据其特点，与亚洲的目标和做法都不相同，不过推广新技术、培养人才的做法则相同。

工作——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

洛克菲勒基金会前期一直以医学和农业为重点，兼及其他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不重视。对这一现象不满的工作人员称基金会“被一群医生所俘虏”，这是与弗雷德里克? 盖茨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不过早在1918年，在执行秘书格林的坚持下，还是出资成立了政府研究所，后来并入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这是基金会资助的最早的社会科学项目。当时格林提出的项目是劳资关系研究。由于正好发生与基金会的公司有关的工潮，导致流血冲突，引起社会舆论对基金会本身的批判和怀疑，这项研究遂告流产。

基金会把人文和社会科学正式列入重点是从1936年福斯迪克任会长开始的。他本人是律师出身，担任会长12年，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方向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二战前夕，整个西方社会都有一种危机感。人们见证了在生产力突飞猛进中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以及与巨大财富并存的广大群众的极端贫困；意识到物质财富和科学发展不但不一定造福人类，而且可以成为灾祸，所以二三十年代是社会科学长足发展的时期。福斯迪克就属于有这种强烈意识的人。他不断强调，如果不能找出解决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中日益严重化的问题之道，在这个世界上医学和科学将失去意义。他大声疾呼，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超过人类控制自己的能力的危险性。因此他主张公益事业的范围应该扩大到关注社 会问题和人的关系问题，并在其12年的任期中竭力贯彻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在此之前，1922年洛克菲勒为纪念亡妻劳拉，斥资7400万美元设立的劳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已经为赞助社会科学打下基础。那是其主任拉默尔的主导思想。拉默尔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他一上任就确定以社会科学为中心任务，并以极大的热忱进行。该基金存在仅7年，用于发展社会科学的拨款达4100万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建树是在1923年赞助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至今该组织仍是美国促进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发展、交流和合作最重要、最权威的机构。其资助从事社科研究的对象有布鲁金斯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全国经济研究局，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的专题项目以及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等，此外还有欧洲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和个人的单项研究。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管劳拉纪念基金之后，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连同其资助模式都一并继承下来，成立了社会科学部。这一部门首先遇到的就是 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继之而来的大萧条。30年代初，基金会拨款150万美元用以缓解由经济萧条造成的苦难，并由董事会指定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此款项的用途，其中包括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城市协会等组织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还资助政府全国经济研究局500万美元。

福斯迪克上任以后，基金会取得共识，一致决策以社会科学为新的突破口。确定的重点有三：经济稳定、公共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

第一项的提法是“经济稳定”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这是有针对性的。其主导思想是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假设和理论，想像力有余而证据和归纳法的研究不足，现在有了先进的研究手段，应该提倡以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 和知识来代替猜想。提出的研究方向有二：改进对经济周期的统计记录以便更加准确地找出其各种成因；探索减轻经济不稳定所造成的危害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基金会在将近20年中为此项研究拨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对象在继承前述劳拉纪念基金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包括国内外大学有关科系、项目和个人等，难以列举。其中突出的有国际联盟的金融经济情报中心，英国牛津大学的统计学所关于经验与量化的研究，剑桥大学的应用经济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政府财政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粮食研究所，哈佛大学关于在美国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国家资源配置的长远问题等等。中国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后不久就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资助的重点，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与实际相联系的研究课题上作出成绩。另一方面，基金会尽管强调联系实际，但并非急功近利，例如1940年起，基金会拨款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展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以便“真正理解”美国经济变化的原因、路径和意义。此项捐助连续十多年，大大提高了美国经济史的水平，使之成为一门得到承认的学科（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卡耐基最早开始的项目，1902年卡耐基研究所刚一成立就遴选一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写美国经济史，不过后来没有持续下去）。

在行政管理方面，基金会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合格的工作人员，以配合40年代罗斯福 “新政”之后政府迅速扩大的需要。基金会为此捐资给一系列大学培养此类人才，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是在哈佛大学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生院和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设立在职公务员进修的计划。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30年间此项捐助达1100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单项捐助。另一项特殊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建立公共行政交流所，为政府各部门的公务人员提供跨行业的交流工作经验、研究成果的机会，对提高公务员素质、开阔眼界和促进“团队精神和建立某种职业道德标准”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基金会在资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时从长期着眼。基金会有关负责人意识到，这种研究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与自然科学不同，很多问题不可能有公认的定见，要长期争论下去，但是他们深信，对人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加深理解是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关键所在，因此不惜对这类项目拨巨款。在美国国内，基金会发起的一个重要项目是1952年开始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是帮助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内容从重新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伯克等的古典政治哲学理论到质疑当代的宗教和经济势力以及自由、公正的观念。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崛起的杰出政治思想学者和著作在这一项目资助下涌现出来，在十年中出版了40部重要的著作。基金会甚至在60年代就已开始资助一 些前沿的课题如：外空的国际法、世界政治中的外空等。

文学艺术也是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早期集中在古典方面。例如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芝加哥、密歇根等一些名牌大学的艺术、考古、古代史、古典文学、艺术博物馆专业，以及希腊、罗马和埃及的考古发掘都接受过大量资助。30年代以后逐步改变这种厚古薄今的方向，资助重点改为鼓励艺术创新和在这方面的杰出人才，以及艺术团体、学校和其他机构。三四十年代基金会对美国戏剧发展的贡献为众人所公认。它资助了当时在各大学蓬勃兴起的戏剧专业的活动，并通过全国戏剧会议和美国作家联盟下属的戏剧公会资助年轻的剧作家、导演和舞台设计等人员，17年中受惠者超过百人。另有一项资助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计划，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名家。有些交流活动也在其中，例如1934年著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访美就是基金会资助的。最引人瞩目的是向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捐助1500余万美元，将其建设成为现在美国最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设施之一。另外比较成功的还有：向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捐款成立电影图书馆（几年中共捐200万美元），与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一道资助美国电视台教育频道等。

二战以后，对胡佛研究所和耶鲁、加州、华盛顿、芝加哥等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建设和档案保存工作率先进行资助。1956年危地马拉蒂卡尔地方的玛雅古城恢复工作的初期也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宾州大学博物馆进行的。

198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时，基金会资助录制了7000套美国音乐选集，有选择地送给各图书馆、音乐学校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称之为“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

在1963年成立50周年时，基金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累积支出已相当于同期对医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半。

90年代基金会设立了一项奖金资助美国独立的电影、音像和影视艺术家，1992年这项奖金扩大到拉美国家。

工作——种族问题

洛克菲勒家族有关注黑人问题的传统。老洛克菲勒的父亲和岳父斯贝尔曼在内战前就是废奴主义者，后者曾帮助黑奴逃亡到加拿大，所以劳拉纪念基金一开始就把种族关系问题列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洛克菲勒先于基金会建立的“教育总会”原打算命名为黑人教育总会，后因顾虑白人的反感遂改名，实际上仍以黑人教育为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最大的、有系统地资助黑人教育的组织。其方针也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目的是把黑人教育成适应在工业社会中能自立谋生的人。当时在南方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整个基础教育很薄弱。洛克菲勒先从培养合格的初等教育学监着手，并聘用热心教育的专家进入地方政府的教育机构，取得在南方各州普遍加强公共教育的成果。“教育总会”又于1912年拨专款通过各种渠道全力改善黑人学校和鼓励建立黑人中学，主要是职业中学，取得一定效果。一战之后南方种族主义回潮，3Ｋ党等活动猖獗，此项工作有所退却，不过并未完全放弃。有鉴于直接解决黑人学校问题阻力太大，“教育总会”于20年代建立了一个项目，培养南方教育专家，黑人白人都有，以备将来需要。被选中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大学是纳什维尔的费斯克大学。1924年洛克菲勒的教育总会联合卡耐基与其他基金会共同向该大学许诺捐款总计100万美元。这一项目持续了30年，结果几乎所有南方黑人高等院校的校长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它不但为黑人教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人才，而且使黑人增加了自信，向白人显示出黑人的才干和潜力，这一效应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

早期的黑人教育工作都是在承认种族隔离的现实下进行的，没有向种族隔离挑战，而且基金会内部多数人实际上也是赞成隔离的。这种情况到60年代民权运动高涨时开始有所改变，并开始与一些黑人民权组织合作。196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在这方面的工作之后，确定将关注重点转移到贫民区的医疗保健和培养底层黑人的领袖人物上，改变过去培养中产阶层的黑人子弟的做法，其资助的中介机构也由白人上层机构改为一些有影响的黑人组织。不过主要与黑人组织关系密切的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它成立之时黑人运动已进入新阶段，许多黑人民权组织纷纷成立，其有关黑人教育、福利和争取平权的工作成为该基金会的经常项目的资助对象。此外，还有许多计划外的临时对民权运动领导人的特别援助，如诉讼案件等，以及在特殊需要时对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的直接资助。

在黑人高等教育方面，基金会的工作包括：

资助南方一些大学首次招收黑人学生；改进原来的黑人高校的教学质量；在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奥伯林等一些大学设立暑期班，以扩大达到入学标准的黑人队伍。到1963年基金会成立50周年时，用于此项计划的款项累积达8500万美元。

基金会的博物馆项目还曾于1940年资助考克兰画廊组织“面对历史：黑人在美国艺术中的形象（1710—1940）”的展览。这是第一次对美国主流画家如何表现黑人的历史的系统审视。

工作——机会平等

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较少从事直接的社会平等问题。1963年董事会重新确定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时提出五点：征服饥馑、控制世界人口、有选择地加强发展中国家某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助文化发展、争取全体美国公民机会平等。 为此，成立了机会平等部，其出发点是：当前美国公民的机会是不平等的，需要从几个方面努力消除之。具体做法是以贫困社区为对象，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帮助： 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学校条件以加强教育机会平等、促进社会正义（包括反对各种歧视）以及协助社区自我建设。其中就业和教育是关键，二者相辅相成。就业人数增加后可以带动一系列社区建设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教育又可以打开就业机会之门。所以自90年代以来，基金会支持一项“学校发展计划”，其内容是把一个社区的成人组织起来，围绕着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开展工作，包括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学校改进决策、为改进教学质量提出建议等。与此同时，基金会也支持有些社区消灭 种族主义残余的民权工作，把它作为机会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

“机会平等”不可避免地又涉及少数民族问题。所以在此项目下，基金会支持改善城市少数民族境遇，特别是改进城区的中小学，培养黑人教师和校长，研究城市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原因和培训少数民族在各行各业的带头人。

社区综合建设是这一领域中一大项。基金会发起“全国社区发展 行动”，除自己出资外，与政府的住房部合作，也向其他方面集资，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这项计划共进行三轮集资活动，最后一轮于9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轮在10年中集资253亿美元，加上当地政府配拨的资金共达20亿美元。由此可见这项计划的规模。基金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题为《更新社区建设的事迹与美国城市的前途》，总结了过去20年在全国社区建设的经验。这项报告已被广泛运用，成为美国社区建设的指南。

到20世纪末，基金会发起了一项与美国城市持续的贫困作战的计划，第一笔启动资金120万美元，主要资助在全国各地的研究，并在丹佛、奥克兰、华盛顿、波士顿、克利夫兰等地先开始试点行动。

在中国

对中国来说，最早接触到的基金会是洛克菲勒，对洛克菲勒来说，中国也是其最早和最重要的海外工作对象。它1913年组建会议刚一开过，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派医疗小组来华考察。

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可分为两部份。20 世纪前半期的一大创举就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自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间，该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额为4465万美元。其他方面的资助包括：帮助创建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自然科学的诸学科，如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和植物学；推动乡村建设，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帮助创建社会学(包括人类学)，帮助中国学者与西方的交流，其持续资助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1949年前中国最重要的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所。

在中国局势动荡的很多时间里，基金会对中国的帮助依然锲而不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根据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以最可行的方式，对迁往内地的学术机构进行帮助。如由基金会拨款给有关大学，由大学出面邀请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在此项目下应邀的学者包括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

改革开放后，洛克菲勒是最早恢复与中国合作的基金会。它的工作不是以国别分，而是按领域分，而它所一贯关注的重点——农业、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无一不是中国急需的领域，现在，它在中国的合作单位相当广泛：农科院、中科院的农业政策研究所、在杭州的中国全国水稻研究所、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中国科技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及一些地方研究所和机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