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沈元壤
沈元壤
沈元壤先生1935年出生于上海,台湾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Bleombergen教授攻读博士,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从1964年开始至今,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凝聚态实验物理教授。1967年起任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沈元壤先生在国际物理学界有很高的声望,并从1972年首次回国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走向世界。他是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研究领域/沈元壤
沈元壤教授主要从事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基本物理问题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发展现代激光光学技术并将其应用到化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之中。目前他的研究工作绝大部分集中在液体表面和界面、液晶和固体的表面、界面的研究。他的研究小组于1980年代初首先发展出了非线性光学光谱的界面研究方法和理论,开创了界面科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研究包括液体表面结构、异相界面性质、表面反应的原体探测、超快表面动力学、表面分子的取向和构象等。目前他的研究组的研究题目有液晶非线型光学研究、表面非线型研究、光学光谱研究、超快现象研究和原子力显微术和近场光学技术研究等。
回国访问/沈元壤
沈元壤
“很多时候,诺贝尔奖可遇不可求。科技界有很多人的实力不比诺贝尔奖得主差,但这些人往往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有实力的人,而不是诺奖得主,我更倾向于为国家作实实在在的贡献。”
从1972年开始,沈元壤就作为当时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中的一员回国访问,当年他37岁。“严谨而又有实力的学者”,这是与他相识的人对他的评价。
“我并不是物理学界最早回国访问的学者,在我之前还有杨振宁等一些科学家。不过,有幸被选为访问团的一员,我很高兴,因为当时我确实怀着与国内科研界交流合作的殷切希望,尽管当时对国内的科研情况并不了解。”沈元壤显然不愿意接受既不符合实际又没有意义的“最早”,而更在意与国内科技界的实际交流与合作。
从第一次访问开始,沈元壤和国内科技界的交流合作就再也没有中断过。“30多年,回国四五十次。而且,基本上每年一两次,有时一待就是3个月。”和沈元壤早已成为朋友的中科院院士杨国桢回忆说。
杨国桢清晰地记得,“文革”刚结束,沈元壤就回国访问中科院物理所,这一待就是3个月,其间,除了日常的学术交流外,沈元壤还作过系统的学术报告,如非线性光学进展,“他至少讲了10讲,听课的大多是我们所的研究人员和附近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包括北大、清华,我们把他的报告整理成了讲义。”
当时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过的科研人员都记得和沈元壤进行学术交流的情景。在激光室从事激光技术与激光光谱的研究及应用工作的冯宝华研究员回忆说:“他和我们的学术交流并不是浮在表面,而是真正地切入到了每一个细节。他每次回国总和每个研究组的科研人员进行座谈,从科研方向、规划甚至到实验的过程,非常仔细。他总能想出一些有意义的题目和我们交流。”
在杨国桢的记忆中,沈元壤是一个思维活跃、知识面很宽的科学家。“最近一段时间,他很关注水的问题。众所周知水和环境、能源都密不可分,而水处理有很多手段,光也是其中之一,沈元壤对此十分关注。”
在百度上搜索“沈元壤教授”,与学术有关的中文条目多达数千条,而学术界对他这样评价:在非线性光学方面,他在等离子体的光学非线性、感应散射理论、非线性光学的量子统计理论等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开辟了液晶非线性光学研究领域。
他在激光光谱和分子物理方面,与李远哲合作,对多原子分子的红外多光子解离得到透彻的了解。他与H.Walther小组合作,观察和分析了囚禁离子有序——无序跃迁,成为原子物理学近期的热点。他在固体物理方面,发展了调制光谱的方法,使测定固体能带更为精确。他开辟了表面科学的诸多新领域……
“在科学研究上,他向来不会死守一个方面。很宽的知识面也使他能不仅在光物理方向上和物理所的科研人员交流,也能在物理所的整个研究方向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并且经常给我们以启发。”杨国桢说。
倾心帮助中国科研体制改革/沈元壤
沈元壤右一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目前,科研机构课题调整已成为极其通常的科研组织行为;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这却是一项难题。至今,回顾中科院物理所那项推动物理所发展的科技改革与创新的重要举措——课题调整,杨国桢仍记忆犹新。
1978年,沈元壤教授应邀来物理所作为期3个月的访问。杨国桢时任激光实验室副主任,在与沈元壤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还研究讨论了课题组应如何建立及其评估等有关问题。为了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在研究所的同意和支持下,由研究室和物理所有关领导共同提出了激光实验室课题调整的实施方案。其目标主要是克服研究课题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探索建立研究课题包括开题、检查、结题等管理过程的制度化、规范化。
杨国桢表示:“当时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想要课题组的发展与国际接轨,并借鉴了美国大学研究工作的管理办法。和沈元壤合作以后,我们就逐渐明晰了要把一个研究所搞上去应该怎么办,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研究所机制。虽然当时的改革因为编制等一些原因搁浅了,但我们当时制定的课题调整的实施方案为研究所后来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84年,物理所被列为中科院改革试点单位率先迈出改革步伐,针对当时存在课题分散、重复及数量过多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课题调整的试验。此后明确为每3年进行一次课题调整,主要根据课题组3年的业绩和学科发展动态,确定课题研究方向,并选定组长及其人员的优化组合。同时实行课题组在一定自主权下具有职、权、利相结合的组长负责制的目标管理,还与此相应地制定了有关课题组长工作试行条例,以利于建立高水平课题组。
1984年物理所进行改革以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物理所的课题组由100多个逐渐缩小为50多个,研究方向集中了。而最大的效果就是形成了既严格又自由的学术氛围。当时,这不仅在物理所,在中国科技界都是不小的震动。而沈元壤给了我们直接的帮助。”杨国桢表示。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沈元壤由于对物理所的贡献被聘为物理所的名誉研究员和光物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鉴于沈元壤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与中科院物理所等研究所及我国一些大学有长期和有效的合作,在1996年他还被选为中科院外籍院士。
倡议召开的会议意义/沈元壤
由沈元壤教授倡议,在中国大陆召开的“全国激光物理讨论会”,从1980年在青岛首次举办以来,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坚持了近30年,共组织召开了14届。这一讨论会对我国了解世界激光领域前沿动态、促进激光物理领域学科的发展,以及培养激光物理领域优秀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中国青年学者的希望/沈元壤
中国的科学界进步很快,科研条件也越来越好,希望青年科研人员一定要好好学习,做好本专业工作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关学科的学习,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他认为与国外学者建立并保持友情是非常有益的,能够很好地促进合作,提高科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