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意义

比较成本理论比绝对成本理论更加具有指导意义。比较成本理论是在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观点,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会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有利。

赋论

从绝对成本说、比较成本说到要素禀

(1)亚当·斯密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者。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中，他提出了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的理论。在对其理论的论述中，斯密首先分析了分工的利益。在他看来，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的某些特定的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有利，这就是“绝对利益论”。绝对成本学说这一学说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是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这种贸易分工互利的双赢思想，到现代也没有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双赢理念仍然是当代各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的指导思想。

主要代表人物

(2)比较成本说是对绝对成本说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由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创立。比较成本学说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进而获得比较利益。总之，比较利益学说，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国际贸易所具有的互利性和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它证明各国通过出口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相对成本较高的产品就可能实现贸易的互利。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原则。比较成本说揭示了人类分工协作的大道理。自其创立的一百多年来，它一直被西方国际经济学界奉为经典，并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发展的主线。即使在当代，它也是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比较成本说的启示：“各国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保证参加国际分工和贸易所能得到的利益。”然而这个理论只提出国际分工的一个依据，未能揭示出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和价值规律的国际内容。

(3)赫克歇尔—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俄林认为，商品价格的绝对差异是由于成本的绝对差异，而成本的绝对差异是由于：第一生产要素的供给不同，即两国的要素禀赋不同；第二，不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要素的比例不同（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自创立以来，虽然受到里昂惕夫等学者的质疑，但仍被奉为当代国际经济理论中的圭臬，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理论构成了对古典学派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重大挑战，奠定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俄林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判断和预测世界各国的贸易模式，并制定相应对策，在充满风险的国际竞争中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此外，我们应认识到一国的生产要素实际是变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当代技术革命已改变了要素的内涵，促进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信息资本等无形要素和有形要素的相融合，赋于生产要素以全新的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片面静止地对待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这是我们借鉴俄林理论应持有的科学态度。

发展制约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利地位，表面上是它们的发展水平，进而产业结构，竞争力等等，实行上是它们的要素禀赋地位，即要素禀赋结构的弱势地位。相对于已经走上信息化经济的世界来说，发展中国家拥有的仍然是是代表成熟的夕阳产业的生产要素，缺乏代表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因而仍然处于要素的弱势地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从中国的形式看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应该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并且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入世”也将使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到全方位水平：分工不但只是生产制造业的分工，而且要广泛地延伸到广义的第三产业。所以我们应当广泛地注重新崛起的服务业的发展和这一层面上国际分工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