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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人物介绍/樊纲

樊纲樊纲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外。


樊纲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


樊纲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YorkTime,FinancialTimes,InternationalHeraldTribute,WallStreet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国际报刊、电台、电视台所引用。

个人简历/樊纲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


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


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


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92年,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1994-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领域/樊纲

樊纲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主要著作/樊纲

樊纲主要专著有:《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


樊纲主要论文集有:《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


樊纲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

主要荣誉/樊纲

1991年和2005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1992年,被破格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2004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学术观点/樊纲

樊纲樊纲

中国人可不可以少些储蓄、多些消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许多人包括国内经济学者,都在提出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的对策。这些对策有许多在短期内似很难奏效,有些对策所依据的经济分析,也显得不那么可靠。


首先,中国的消费历来稳定增长,多年来一直稳定在8%—10%左右,现在则是12%以上。即使是GDP中的消费(即消费品增加的部分)增长,也在9%左右,与GDP的增长基本持平。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


其次,怎样才能使消费更快地增长?现在国际、国内有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得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仿佛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就可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以相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可支配收入低。国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寻医看病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短期内的消费增长很难指望靠刺激农民消费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


换个角度看,中国的高储蓄率确有其因。人们常提到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是导致储蓄率过高的原因。这都是对的。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不可能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另一重要原因,即收入差距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目前在所有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年收入平均仅万元左右;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每年仅3000元。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在整个经济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些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而是主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剩下60%的新增GDP被高收入群体所获,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很难提高。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能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提高的阶段,而要在今后几十年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方能解决。


樊纲樊纲

我们的投资中有许多东西与消费密切相关。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这个部分还在增长,而这部分投资从本质上说是长期耐用品消费。再者,接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品”。中国正在城市化初期,需要大量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现在私人消费大幅增长,但公共消费品缺乏,而公共消费品的提供,是将来私人消费增长的基础。中国正在这个阶段上。


中国的投资如果增长太快,全世界经济都会过热,不是好事。但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也是长期需要的。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消费不重要,不是不需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但总体而言,这种政策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仍需保持投资的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所以,保持总需求各部分的稳定增长,不能只强调消费增长,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

个人评价/樊纲

樊纲樊纲

樊纲入选,显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特的选择标准和未来的调控视角。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将显示出更多的樊纲“色彩”。


出乎人们预料之外,樊纲入选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此前人们普遍并没有把非金融领域的樊纲列为本次热门人选,此次央行的挑选看起来格外的耐人寻味。


樊纲是一个高大俊朗的北方汉子,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像一个篮球中锋,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在攻读博士期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学习,哈佛的学习和研究气氛吸引了樊钢,让他在回来或是留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不过作为访问学者的樊钢要留在美国操作起来相当麻烦,再加上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祖国所提供的巨大舞台也吸引着他,樊钢最后还是选择了回来。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现在有很多留在国外的人很羡慕他,说当时你怎么想得通就回来了呢,现在我们想回来却不行了。的确,有些留在国外的人处境很尴尬,想回来已没有合适的位置,留在那儿也就只能做个主流社会之外的教书匠,一个一流社会的二流公民。他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樊纲回来后进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凭借雄厚的学术功底,在1994年成为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不过,几年后樊纲离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此事成为经济学界一段“公案”。


一位发改委系统的经济学家评论说:“樊纲的宏观经济观点比较温和,他基本认同适度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能容忍的,与发改委系统的观点类似。从中长期来看,通货紧缩的压力和威胁更胜于通货膨胀。在汇率政策上,与其他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赞同人民币升值。”


与前任不同的是,樊纲更专注于国内宏观经济及中长期制度领域。此番并不擅长金融调控的樊纲“淘汰”了几位热门人选,显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特的选择标准和未来的调控视角。未来的货币政策将显示出更多的樊纲“色彩”。


谈及自己的家庭,樊钢总是轻描谈写地说他出身于“右派”家庭,父亲是右派,但对他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他离过婚,现在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提到女儿,他倒很有兴味地说了一句话,“我就喜欢女孩,女儿是为自己养的,而儿子是为别人养的。”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点“经济学”的味道。

学者语录/樊纲

樊纲樊纲

奥运之后的经济

“2006年在北京奥运会投资最高潮的时候,北京市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9%,所以说,北京的经济总量占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分量很小;上海的经济总量大一些,也只占到5%。奥运之后,即使没有这3%,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没有奥运,没有世博会,北京和上海本来也要建设;它们都还处在城市化初期。”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都憋到奥运会之后,股市也不调整,楼市继续飙升,能源价格也不调,经济也不放缓。当时市场上普遍的观点是,奥运会之前不会调能源价格。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惨了,奥运会之后就大崩盘。股市如果不是从去年下半年调整,奥运会之后真的危险。”

通胀的前景

“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被压抑的通胀”,价格被压住太久以后再调,会一下子弹得非常高,对通胀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早调永远比晚调好。而且我们要看到,这次成品油调价,是食品价格已经基本稳定,CPI开始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当然最终会在消费价格指数上显示出来,但会有一个过程。如果食品价格越来越稳定,对CPI的作用越来越小,油价上涨最终也未必会推高CPI。只要我们控制住货币总量,把导致通胀的基本供求关系控制好,CPI还是有可能稳定住。”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能源价格不调,我们的总供求关系失衡程度就会更大,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什么道理呢?能源是一种一般的生产要素,如果你压制它的价格,就会产生对它的过度需求。能源价格低,大家就过度消耗能源,那些消耗能源的产业的生产成本比国际上低,产品价格就越有优势,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就更多,导致它继续扩张生产规模,最后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会增大,产生超额需求。如果扭曲的价格保持下去,超额需求打不掉,长期积累下去,将来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现在是用短期的价格上涨,来换取长期的价格稳定、供求平衡和低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中国经济现在也有能力消化这种短期上涨。”


樊纲 讲话中

人民币的升值

“如果不升值,美元天天在贬值,你不升,意味着你离市场均衡越来越远,价格扭曲就会越来越厉害。人为地把某个经济变量固定下来是不行的。比如能源价格,你把它固定下来,就会造成短缺。汇率固定下来不升,显然不是办法。”


“像我们这种增长还比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就成为流动的目的地。不管人民币升不升值,它们都要来中国。人民币一升值,吸引力就更大。” 


“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世界就业和生产结构,给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击,会使我们的订单跑掉。小幅升值企业还有点适应的余地,大幅升值跑掉更多。我们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个人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制造业被驱赶出去。现在有一些媒体和政府官员常常攻击我们的制造业,攻击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攻击我们那些为第一代农民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产业,但我不希望它受到冲击太大。冲击是一定的,调整是一定的,产业升级也是一定的,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比较赞成现在的办法。它当然有缺陷,有问题,比如流动性增多,外资涌入,但经济学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任何办法都有利有弊。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恐怕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个人荣誉/樊纲

2010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公布了2010年度“全球百大思想者”的排名,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入选,入选理由:向世界阐明,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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