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简介

朱镕基（1928年10月23日－），中国湖南长沙人，祖籍安徽凤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中共第十四届和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镕基以湖南省第一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后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87年担任上海市市长，主持浦东新区的发展。1991年进入政坛中央，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任期间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有效地控制中国金融秩序。199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国金融与货币秩序控制、国家机关精简、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打击贪污犯罪等。包括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及远华集团走私案等。2003年3月卸任后，生活低调，甚少出席公开场合活动。

朱镕基生平

一、早年生活

朱镕基故乡位于湖南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棠坡，外界多认同棠坡朱氏为朱元璋的直系后裔，为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朱楩一支，朱镕基是为朱元璋十九世孙。朱镕基父亲在其尚未出生时已去世，十二岁时，母亲病死。1941年2月，朱镕基考入湖南私立广益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时染上了霍乱，后痊愈。 194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前身）。

1947年，朱镕基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读书，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由清华大学电机系本科毕业，随后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人民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至1958年在刚刚成立的国家计划燃动局任组长，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之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国家计委业余学校任教员。1962年被赦免（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分配至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和国民经济综合局任工程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次被肃清，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开始治理整顿。朱镕基返回北京，任石油化学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不久被安排在生产部门担任副主任工程师。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朱镕基和许多右派一道得到正式平反，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并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当主任。其间出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一职。1979年朱镕基调任国家经委任燃动局处长，1980年升任为副局长，并获“高级工程师”职称。1982年5月24日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革局局长，1983年8月升任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经委党组成员。1984年5月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并获教授学衔，同年9月任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

二、调任上海

1979年朱镕基调任国家经委任燃动局处长，1980年升任为副局长，并获高级工程师职称。1982年5月24日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革局局长，1983年8月升任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经委党组成员。

1987年11月1日，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2月调任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8年4月25日，任上海市长；1989年8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任期间，他由于关注民生疾苦，强调干实事不摆花架子，并且推动和管理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好评。

三、任副总理

1991年4月8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朱镕基被补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6月兼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1992年秋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期间，他主要精力集中于工业、农业、金融业的改革。工业方面致力于解决国企间的“三角债”问题，而农业方面，清理了农村政府采购“打白条”的现象。

1993年3月29日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常务工作，同年7月2日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任央行行长期间，朱镕基抑制了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及金融市场的混乱苗头，在总量上控制住了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四年有力得当的宏观调控，他成功完成了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任务，抑制住了国家经济增长过热的现象，实现了“软着陆”，并打击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这些成绩使他被公认为一个有才干的经济总理。

朱镕基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包括：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命令全国银行行长在三个月内，尽快地把搞“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贷款收回来，否则，将追究各行行长的领导责任及个人责任。对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和国债，实行保值储蓄，采取零实际利率。

1994年，朱镕基一口气推出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六个方面的改革。财税制度上推行分税制，使中央取得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地方只拿到小部分。银行改革的目的是使银行不再是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把银行专业化，成立政策性银行承担政策贷款的任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物价取消双轨制，和市场接轨，消灭官员利用特权的寻租空间。这些强力推行改革使得朱镕基在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之时，优秀的政绩及强硬的作风，备受国内外赞扬，也就因此被冠以“经济沙皇”的名号。

四、出任总理

1997年9月，70岁的朱镕基任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由第五升至第三。1998年3月众望所归出任国务院总理。

任内，朱镕基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务院体制改革。1998年就任总理后，他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方针。一个确保，就是确保中国年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控制在3%之内，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金融系统改革，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把四十个部委减为二十九个，人员减少一半。五项改革包括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投资融资方面要减少政府审批，住房制度变福利分房为市场化的住房供应，财税制度中要改革税之外的额外费用。最后要把机构精简和冗余项目省下来的钱投资科研，实行科教兴国。2002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已经基本实现。

朱镕基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幅度的机构精简，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举债促进经济的成长、增加公务员薪金等方法，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软着陆后再度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任内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与走私活动，并亲自督办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和建国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远华案（嫌疑主犯赖昌星），逮捕多位福建省的高级官员。

在改善中国的贪污和国营企业低效率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对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的部分政策有异议的反思声音。质疑主要在于几个方面：其国企改革辞退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他们下岗失业，但是在当时的体制下，工人在工厂里无事可做，从生产角度看，已经处于下岗状态。国企改革以后，工厂的效益也获得提高，同样的土地和设备，产值翻了好几番。高等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过剩就业困难。

五、退休生活

　2003年3月朱镕基卸任总理。退休后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以不谈工作为原则。他把时间花在唱戏和拉京胡上。据说老生非常专业。

建国60周年大庆阅兵式上，朱镕基以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黑墨镜的装束出席。

2011年4月11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在伦敦举行首发式。基辛格为此书作序。首发式上播放了朱镕基的英文讲话。他说自己一生坚持讲真话，并回顾了他治理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改革的经济成就。不过并未提到其他的改革内容。

2011年4月22日，朱镕基返回母校清华大学，并于其曾任院长的经管学院出席活动。其间一反9年来不评论时政的态度。不仅调侃了现行的审查制度和宣传制度，号召讲真话，讲实话。还高调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谴责大学假论文、基础教育不足等问题。反驳了税收政策制约地方财政的说法。并针对亿元汽车事件表态，称不主张花那么多钱补贴汽车产业。期间还向同学们赠送《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的样书和《中国农民调查》，称希望同学们用事实去对照书中讲法，看后者讲得究竟对不对。朱镕基说，希望大家看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

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中国大陆统一上市，该书收入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从各个方面翔实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的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不仅是读者深入了解朱镕基经济社会管理思想、领导风格、个人魅力和心路历程最全面的读本，也是读者回顾和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部丰富史料。据悉，该书收录的收录文稿、内部讲话多数首次公开。

2011年11月2日，联合新闻网提供：退休九年、保持沉默的中共前总理朱镕基，九月高调出书，曾引发各种揣测。香港镜报披露朱镕基的私下谈话，显示朱镕基这次现身，是深思熟虑，意在迎击中共内部“告别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朱镕基说：“面对这个危险，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

朱镕基的执政主张

政府职能

一是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从严治政、依法行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不应该由政府管的事坚决放给企业和市场，而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要真正管好。

二是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解决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靠法制。要针对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进一步健全法规，还要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相衔接的规定，加重对违法犯罪的惩治。

三是充分发挥监督部门的作用。监察、审计等政府监督部门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要继续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切实发挥监督作用。政府其它各部门也都要认真行使对行业的监督职能。

廉政建设

第一，切实实行“收支两条线”。必须下更大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深化“收支两条线”的改革真正推向前进。要加快推进综合财政预算和部门预算管理改革，从制度上、源头上治理腐败，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为此，一是将各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有条件的纳入预算管理。任何部门不能“坐收”、“坐支”。二是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三是要根据新的情况，修订、完善有关法规和规章制度，使“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今年，首先要对行政执法部门真正实行“收支两条线”。预算外收入要全部上缴国库，财政部门要确保这些部门所需的经费。暂时保留预算外收入的其他部门，也要实行“收支脱钩”和收缴分离管理，建立专户记账，做到收支透明。加快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对各项财政资金逐步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继续清理整顿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对设立“小金库”、账外账、违规开设银行账户的，必须坚决予以查处。审计部门今年要把“收支两条线”管理作为审计工作重点。

第二，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各级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不做表面文章。对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行政审批，坚决予以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通过市场机制运作。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制定严密的内部监督制约措施，建立规范的运行机制。要建立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审批者应负的责任。这项改革要从国务院各部门抓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按照国务院的部署，认真抓好本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认真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针对薄弱环节，切实采取改进措施。要加强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监督检查，决不能走过场。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

第三，严格规范和执行招投标制度。大量事实证明，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工程项目建设、政府采购和产权交易这几个方面，容易滋生腐败行为，也是发生恶性腐败案件较多的领域。今年，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产权交易进入市场等四项制度。有形建筑市场必须与政府管理部门彻底脱钩，实现人员、职能分离。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必须与执行机构分开设立，形成制约机制。要坚决制止规避招标和招标投标中弄虚作假、权钱交易等行为，严肃查处领导干部干预和插手招标投标等违纪违法行为。

严厉反腐

朱镕基高调论反腐败，有其本身独特的风格，这就是敢言、直率、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一针见血，被人称之为“朱氏风格”。朱镕基的高调反腐，是基于建立在自己以身作则做表率之上的，他多次引用“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的古语。在1993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自己以身作则，他说：“自己不能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2000年10月，他又感慨地说：“我只希望在我御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 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朱镕基高调论反腐，是因为他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始终抱着决一死战的信心与决心。因此，才有他著名的“棺材论”—-查处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100口棺材，也有我一口，无非是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针对走私猖獗的形势，朱镕基在相关会议上分析：“为什么走私猖獗而又屡打不止？”他认为：“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走私与党内存在的不讲政治，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相关。”反走私斗争不仅查处了湛江、厦门等地的大走私案，还清除了一些徇私舞弊，内外勾结、贪污受贿的蛀虫。针对三公消费中的腐败，他在全国交通会议上提出四条：不要迎送，不陪餐，绝对不收礼，不在宾馆听汇报。另外，还规定下去不要跳舞。后来又提出约法三章：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一般不出席地方召开会议。

朱镕基反腐败，还表现在对分管的部门、下属、甚至老朋友，都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形成既得利益集团。1998年，他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有些领导干部，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怎么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朱镕基甚至还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告诫：“财税部门自己不要去办那么多公司。你又是裁判，又是教练员，又是运动员，那打球谁打得过你？不能这样干，这样干会腐败的。”

朱镕基的经济政策

抑制通胀

朱总理对货币发行进行了严格管理，以便保持物价的稳定。1998-2002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分别为-0.8、-1.4、0.4、0.7和-0.8，总体上处于轻微通缩状态。强调通货膨胀的危害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一个基石。朱总理还强调把好财政支出的大门，强调增收节支、建立平衡预算的重要性，不主张国家多花钱，不主张大规模赤字财政。比较健全的中国国家财政在此期间得以具备雏形。在这个凯恩斯主义泛滥的时代，朱总理在世界上毅然举起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国人多有不解，而国外的有识之士却常常对此赞不绝口。

反对资产炒作 

朱总理持有鲜明的反对资产炒作的立场，这一点在他对于股票与房地产投机的坚决打击中明确地体现出来。这一立场与上述货币－财政政策立场是相互一致的，它们均突出地体现在德国的经济政策之中。以德国为首的多个欧洲国家均长期坚持这样的政策。

主流经济学至今并不拥有像样的资本理论，这绝不是偶然的。资本品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一旦购置，便可长期使用，所以它很容易导致流量的不稳定。事实上，投资活动的波动的确被视作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一个上升或下降的进程，一般都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由此引发的起起落落常常是重复性的，它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是社会主义运动时期曾经出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批判之一。 

既然是市场失灵，那么就要进行治理。凯恩斯的办法是运用反周期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来与之相对抗，这有点儿像大象在跟猴子斗，结果可想而知。而德国人的方法是：先把货币与财政稳住，然后，国家用结构化的、立法的方法来打击炒作。以房屋为例，德国的态度是，购置房屋应当是用来居住的，你要是囤积和炒作我就反对，就用各种方法来限制和打击你。因为，囤积的多了价格炒上去了，存货再抛出，房价还是会跌下来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让你炒作。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的态度也是这样。股票涨了，国家绝不会高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参与者众，这不是好事，因为实体经济不需要天天这样来频繁地调整。金融市场的步调要与实体经济相互协调。英美式的金融市场折腾得太厉害，往往是“庸人自扰”，“作法自毙”。换句话说，市场的病症在哪里，还是直接去哪里医治为好，而不要把局部的问题先上升到全局，再通过给全局下药的方式试图治好局部的病。这种“迂回作战”是一种浪费，是没有必要的。用军事学语言来说，就是要实行“精确打击”。国家把资产市场管理好了，整个经济就会稳定下来。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也很雄辩，可是，英美系的学者们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构建社保体系 

这项政策是与以上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的。既然不大搞刺激性的宏观政策，失业人数也许就会多一些。既然政府搞平衡预算，劳动者就要自救，而不能仰赖国家财政。我们欣喜地看到上世纪90年代所发起的社会保障体系后来得以延续和扩大。这是经济的又一个稳定器。

市场化与竞争性 

有人认为，在朱总理执政时期，在某些方面，行政手段使用过多，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不能视作十分市场化的。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行政手段既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强力推动改革所必需，而且它直接服务于市场化改革的大目标。实际上，即使在行政手段的直接运用中，朱总理也十分重视尊重经济规律与市场的原则。据笔者所知，朱总理还有更为激进的市场化计划，这些计划令人遗憾地最终未能实现。朱总理绝不是计划经济的保护者。不仅如此，一些政策实践还浸透着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同凡响的理解。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力度之大，以这一时期尤甚。加入世贸组织，外经贸部的撤销令人钦佩。打破国企职工铁饭碗的意义极为巨大，这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可惜的是，这一进程后来未能得以继续；下一届政府未能乘胜追击，再打破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的铁饭碗，致使不同身份劳动者的待遇严重失衡。如今，端着铁饭碗的公职人员结成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政策，为祸甚巨，有目共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只是未能将朱总理的政策执行到底的后果而已。 

退耕还林政策既吹响了环境保护的号角，又宣示了一种理念，即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农业与粮食也不能例外。今天看来，这项政策完全配得上“伟大”二字。退耕还林固然不可能无止境地坚持下去，但按照这一政策背后的思想可以得出下述结论：粮食生产与布局要合乎比较优势原理，不能人为划定和固守粮食的自给率指标，因而不必划定耕地红线，土地使用要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由市场自主决定等。 

朱总理在电信行业所推行的多元竞争，是国家主动向垄断力量发起的冲击。如今看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虽然这样的政策也未能得以继续，但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仍然是显著的。这项政策体现了政府主动地、自觉地贯彻公平竞争原则的重要性。政府与市场不是对立的，要害往往并不在于行为者是政府还是私人，而在于政府活动本身所遵循的准则与方式。这种思想与德国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今天，我们一谈到改革，常常只是强调简政放权，后者固然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不是全部。针对我国国情，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公平竞争问题，要围绕公平竞争来构造法律、定位机构职能、管理市场和制定政策，政府要把该管的管好。在这一方面，显然可以从朱总理的现实的、灵活的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  

搞好国有企业 

作为上述思想的自然延伸，朱总理主张积极地搞好国有企业，这在市场化改革者中独树一帜。朱总理凭借其经验和良好的判断力，为国有企业改革指出了一个方向，即尽可能地把国有企业从政府机构序列中独立出来，而作为一种“特设的公共机构”而存在。这是一个空前的、绝世无双的伟大创举，它具有极为微妙、深刻而重大的含义。这些年国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这项创新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人们抱怨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大肆敛财的时候，不知道经济学家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所担忧的“国企缺乏赢利动机”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当然，现在只是在迈向成功的半路上，还需要后继者继续发挥创新的精神和勇气，沿着这个方向开拓前进。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朱镕基模式”的主要内容。这项智力成就也应当归功于包括当时的政府领导集体在内的众多人士的共同努力，但是，以朱总理的名字来命名它，无疑是最为恰当的。这一模式与其他现存的经济政策思想（尤其是德国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的方面。笔者的归纳可能未必准确全面，然而，这一模式的独特性、逻辑一贯性及其实践成果都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模式的若干方面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坚持，而另一些则被令人遗憾地放弃了。大体而言，过去十年我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与执行这一政策模式所打下的基础有关，而所发生的种种严重问题，主要则是因为修改或放弃了其中的部分政策，或者未能沿着其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 

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为例。在朱总理卸任之后，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逐渐重返凯恩斯主义。数年之后，股市、房市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泡沫。泡沫经济掠夺财产，搅乱经济，毒害人心，祸患无穷。财政开支的失控以及财政领域的乱象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不能完全怪罪政府有关部门。在一个盛行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上，假如缺乏一定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就难免会随波逐流。反过来，如果认识到我们所曾经实行的是一套有先例的、连贯的、合理的和与众不同的体系，我们就可以恢复自信，自觉地拾起我们曾经拥有的宝贵财富。 

朱镕基的著作

1.《朱镕基答记者问》

2009年9月5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内容包括4个部分：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在境外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以及在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书中大部分内容在国内是首次公开发表。

该书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内容丰富、翔实。朱镕基同志通过答问，解疑释惑，有针对性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生动地反映了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历史进程。

《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共60篇，约36万字，收入85幅照片。

2.《朱镕基讲话实录》

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朱镕基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的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于2011年9月8日全国统一上市。

《朱镕基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和批语、书信影印件302件。《实录》翔实记录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工作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不仅是读者深入了解朱镕基经济社会管理思想、领导风格、个人魅力和心路历程最全面的读本，也是读者回顾和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部丰富史料。

3.《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2013年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并配有83幅珍贵照片和9幅手迹影印件，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