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未来经济学

未来经济学是一门对未来经济进行科学预测并加以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边缘学科，是未来学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是研究未来的经济学。

未来经济学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未来如何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它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混合而生的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未来经济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研究怎样开发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的预测未来经济，探索未来经济并使其尽快达到未来经济的标准和目的。未来经济学以未来经济规律和未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这门学科有它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它各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未来经济学的内涵是未来经济规律和未来经济问题，这是未来经济学的主体。从内涵和主体上讲，未来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未来经济学的外延涉及到诸多学科的诸多方面，这是未来经济学的客体。从外延和客体上讲，未来经济学又是一门边缘学科。

未来经济学的作用

未来经济学的作用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为决策服务。主要是对决策的经济的可能后果进行评沽, 以便提出早期警报, 防止在未来某个时候铸成大错 国外的经济智囊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地道道的未来经济研究机构。

二是可以鉴别未来经济的危险和机会。企业、政府等部门的决策者须了解到刚冒头的可能的危险和可能的机会 此外, 未来经济学还可帮助估计某一变得危险经济问题的可能发生情况井监督它, 以便在需要排除出现严重经济困难时呆取行动 还可评价经济可能的机会, 帮助评估可供经济选择的政策和行动及其对未来世界经济影响。

三是为制订规划服务 社会经济未来的预测, 是编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前提和第一步,一个规划能否实现首先要看未来经济学研究方向是否对头。

四是为各种经济发展协调服务。应用未来经济学的观点, 把各种经济发展现象综合起月+ 研究,能够协调各种经济发展 五是为提高当时经济效呆服务 国外有入估计, 用于未来研究的投资和取得的经济效果相比, 大体为1：50, 可见未来经济的研究在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未来经济学有着引入注目的过去, 也将有着更为引人注目的未来。

未来经济学和研究重点在逐渐变化, 五十年代是社会科学经济, 六十年代是自然科学经济, 七十年到八十年代是科学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 在未来经济学中, 包括物质和物化的科学技术, 也包括精神和文明, 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科学技术对生产、经济的促进作用, 是未来经济学研究的一大重点未来经济学是关系到每个人的, 每个人都应具备未来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它必将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成为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科学素养。

对“未来经济学”的哲学思考

关于“未来经济学”的概念，汪先生说:“‘知识状况’这个语词是从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那里借来的，从而它意味着在新经济的理论与所谓‘后现代知识状况’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联系的核心，便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深切感受到的“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一特征既是对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后传统’社会现实的刻画，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风险的刻画。”可以说，汪先生关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一社会生活特征的认同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从“劳动”的应用经济学中，看到了“如何界定和度量单位劳动时间内包含的‘知识生产力’的价值”问题，看到了“教育的质量及投资回报率究竟怎样确定”的问题，看到了“人力资本概念应当如何划分为更细致的类别从而可以把不同的知识劳动(例如制度型知识与技术型知识)区分开来”的问题，以及“怎样定义和度量劳动生命周期的回报”的问题;他又从“资本”的应用经济学中，看到了“怎样界定和度量各种投资项目所包含的‘非物质’投入价值”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方面的问题;他还从“土地”的应用经济学中，看到了由于“环境和资源的耗竭”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概念本身回答的巨大困难，以及对“合理配置”理解上的巨大困难。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和困难，站在正统经济学立场上的确意味着“高度不确定性”。从而也就必然涉及到回答或陈述这些“新经济”现象的知识，在知识的特征品格上将不同于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知识，所以应当称之谓“未来经济学”。

问题在于汪先生含糊地将“未来经济学”称之谓“知识状况的经济学”。“知识状况”本身就是个没有明确断言的词语，即使我们运用注解说这里的“知识状况”指的是“未来知识的状况”，那么我们仍然要回答“未来知识的状况”是什么或是如何的问题。很遗憾，汪先生没有给出这样的回答。由于“不确定性”成为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使得一些研究者的话语也不确定了，“后现代”也许是一个流行最广一的不确定话语，从认识或思想交流的确切性要求出发，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合适地运用这个词语，因为你无法确切地陈述“当下”如何是“后现代”的。所以我们无法认同以“知识状况的经济学”来称谓“未来经济学”。

其实，汪先生从“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特征出发思考“未来经济学”的思路还是可取的，但还要进一步对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新特征进行考察，并且从凯恩斯之后开始考察，因为凯恩斯的经济学已经在理论性质和研究方法上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关于消费和投资的理论，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在理论性质上是关于经济现实“是如何”的理论，尽管你可以反驳说:经济现实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或不是这样。凯恩斯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根本不同是，他在运用“假设一分析”方法时，是以一定的关于经济活动者和经济环境的假说为前提的。他提出的各种社会心理法则，其实是关于支配经济活动者行动的假说，假说是关于现实情况的假定性猜测的产物，它是认识论性质的，据此才能得出关于现实“是如何”的推论，尽管你也可以反驳说:现实的经济行动者其实不一定据此行动、或根本不据此行动。所以，J·罗宾逊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尽管其企图通过恢复“价值分析”来实现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来完成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第二次凯恩斯式的革命”的做法，并未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应当看到，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已经是一个混合物，这与他们以混合经济为考察对象直接相关。尽管萨缪尔森和他的追随者们尽力把各种关于“是如何”的知识归化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模上去，但一些直接从经验中产生的“定律”，诸如用以显示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后改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奥肯法则(足律)”，显示税率与总税收变化关系的“拉弗曲线”等等，就绝不是能够合理地归化到新古典基模上去的。其中特别是影响巨大，却与当代经济学各派之间的争执密切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投入到对该曲线的研究的学者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越发表明该曲线在知识性质上与其它(理论)经济学知识截然不同。

菲利普斯曲线在刚刚诞生时，它所表示的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曾被T·库普曼说成是“没有理解的度量”。后经由R·G·李普西依据供求价格决定论，从单一劳动市场的供求体系中推导出菲利普斯曲线，第一次赋予菲利普斯曲线以(新古典)理论色彩。此后，萨缪尔森和索洛发掘了菲利斯曲线的可开拓性质(1960年)，“如果价格水平主要是在工资成本上加价形成的，那么菲利普斯关系可以改写成一个联系价格膨胀和失业的函数。”这就“弥补了凯恩斯框架的一个缺陷，亦即使得原先关于实际需求是如何产生的—依赖外生于模型的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模型，转变为将工资和价格水平的变化内生于模型之中的新模型。并将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推荐给政策制定者，里斯将其称为“在不同程度的失业和价格稳定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菜单。”亦即可以用较高的失业“购买”较低的通货膨胀，或者，用较高的通货膨胀“购买”较低的失业。这就把菲利普斯曲线吸收到凯恩斯理论体系中。上文己经提到，“滞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显示的反向关系。现代货币主义的领头羊弗里德曼指出，把劳动的供给看作是名义工资率的函数是一个分析谬误，反向关系的出现仅仅是人们的短期“错觉”形成的。他说“如果我们假定关于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化缓慢，而名义工资几乎不间隔地迅速变动，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短期内基本上回到菲利普斯原公式上去，只是均衡位置不再是保持不变的名义工资，而是与预期的几个变化率以同一比率变动的名义__「资(在发展的经济中，还有预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而如果一定要用通货膨胀率去替代失业率，那么只有加速的通货膨胀率，才能使失业率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这就是所谓“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样，菲利普斯曲线又被接纳到现代货币主义理论中，然而这种接纳也是极不稳定的，因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批判表明了“政策无效性定理”，个人对政策手段反应方式的改变使得加速的通货膨胀未必能减少失业率，使得“欺骗”未必有效，“错觉”未必存在。而新微观经济学家利用所谓“小岛比喻”建构性地导出菲利普斯曲线的情况注，反过来表明，谈论菲利普斯曲线究竟算是哪一种知识本身也成了疑问。因为依据德维特的观点，建构主义(Const川ctMsm)意味着:“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是我们的知识和语言所不能企及的。已知的世界部分地是由我们施加概念于其上来建立的。由于这些概念在各类人群之间都不相同(语言的、社会的、科学的等等)，因此，各类人群的世界也不相同。每一个世界仅只相对于所施加的概念而言才存在。”(1991，第235页)当时间的流逝终于告诉经济学家，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相一致，可以有一个“最低可持续失业率”概念时，那已经是对“主观的过去”的剖析产物了。这就是说，过去所谈论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工资增长率)之间的种种关系，原本只是罗素所讲的“沙上的河”那样的“因果线”。

历史已经强迫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解构”思考。自1991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现实，则又一次迫使经济学家们在菲利普斯曲线问题上实现了迎达默尔式的“视界融合”:因为他们观察到了所有各种形状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是一个主要存在于9一10年的中周期和大约50年的长周期中的顺时针方向变动的不规则环线。尽管关于为什么它是沿顺时针方向转动的这一疑问，仍被萨缪尔森确定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课题。”’-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或者关于菲利普斯曲线成长生涯的陈述可以告一个阶段了。然而它是不是知识和理论呢?如果是，它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知识和理论呢?自有哲学以来，关于什么是知识和理论的回答或标准几乎没有中断过，20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更是提出了种种精致的回答或标准。

木文不能纠缠于有关各种知识标准的考察，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所揭示的某类关系能够与一定的经济周期相对应，并呈现为环状的周而复始的变化历程，就体现了它所刻画的内容在经验上有可重复性，从而也就有一定的可检验性和普遍性，因为它可以表述为有前提的全称命题。此外，环状的内容和形态的变换并非是无序的，更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传达了确定的信息，所以它是有意义的。我们应确认它是一种知识和理论。

然而，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知识和理论呢?显而易见，它不是新古典经济学那种关于“正确的(或说理性的)经济行动是什么”的知识和理论，它断言的是由无穷多个体实际的活动在某两类领域之间的总结果的关系状况，并且这个表现为类现象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特定的经济阶段而变化的。所以它也不是经验自然科学性质的理论，它不同于自由落体定律或牛顿力学定律之类的自然科学定律，宁可说它是诸如在特定时空中，关于羽毛从某个塔顶如何落地的知识和理论，依据狄仁昆教授的说法，它属于“现实偶然知识”的品格。一句话，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在社会科学领域创造的一种全新的知识和理论。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不过是一个典型代表，经济学前沿研究中的众多新知识和新理论都己经或多或少地具有了类似的性质和品格，而且随着研究的进展，这种性质和品格愈是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