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时滞

时滞是指组织成员认识到战略变革的必然性与开始执行战略变革之间存在时间差。时滞是战略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其实质是要解决战略变革适应期的问题。适应期越短，战略变革就越快，组织所获得的竞争优势也就可能越大。

时滞的类型

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运用过程中，政府行为产生的“时滞”主要有：

1.认识时滞，即市场经济发展本身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政府决策官员意识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之间产生的时间差距。这种时差通常可能长达数月之久。缩短此类时滞的主要办法是搞好宏观经济预测，如不断提高经济计量模型分析的质量。

2.执行时滞，即从政府经济政策决策开始，到政策制定、落实、执行之间的时间差距。这种时滞一般也会长达数月之久，克服这种时滞的办法就是简化有关立法、行政程序。

3.效果时滞，即政府政策执行到实际可以观察到经济形势发生预期变化的时间长度。这种时滞至少要长达半年以上，因为政府财政收支的变化导致乘数效应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反映出来。

4.货币政策时滞：即为了配合财政政策运用，政府调整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调整后货币政策实际与财政政策实现联合使用的时间。货币政策时滞相对比较短，但是其与财政政策配合在时间上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这种时滞往往也影响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

时滞的相关研究

学者斯通和麦库姆斯(1981)曾做过一项研究，专门用于考察议程设置的时滞问题。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从以往做过的实验中找到有关公众议程的数据，然后对该实验进行前较长一段时间的媒介内容做一次分析。此后，他们检查了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实际上是基于《时代》和《新闻周刊》)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媒介议程集中分析访问公众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不同时间点的媒介内容。斯通和麦库姆斯对三组不同的调查数据做了分析，它们分别来自：夏洛特调查的6月访问，夏洛特调查的10月访问，外加在锡拉丘兹大学对大学二年级男生作的一次调查。这些不同系列的数据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则新闻从媒介议程转向公众议程，似乎存在一个必然的时间差，这段时间大致是2～6个月。

休梅克、汪达和莱格特作了一项关于公众对毒品问题担心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试图解决议程设置所需的时滞问题。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斯通、麦库姆斯和温特、伊尔及德乔治发现的时间差都是正确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媒介关于毒品问题的报道与公众其后对此问题的关注之间，相关时间差有两段：一段是在一两个月之间，另一段是在四五个月之间。

汪达和罗伊(1995)也曾研究过议程设置中一些有关时间的问题。他们对这么两个问题颇有兴趣：议程设置的效果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在受众身上体现出来?由于记忆的衰减，其效果又能持续多长时间?为了考察这两个问题，他们在美国一个特殊的社区里通过电话调查测量公众议程。然后，他们查阅了电话调查前6个月的《范德比尔特电视新闻摘要》，查阅了电话调查前50天内的地方电视台日志，还对调查之前长达6个月的地方报纸头版内容作了内容分析。通过这样一些方法，研究人员就可以知道电话调查之前的一段时期里ABC新闻、地方电视台和地方报纸每天的议程。然后，研究人员计算出调查前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之间每一天的协同效果(coefficients)相关系数。在做这一工作时，他们对3家新闻媒介是分开独立计算的。

对ABC新闻节目的内容分析表明，该台对国际问题做了大量报道，但国际问题却处在公众议程榜的末端。研究人员在作分析的时候把国际问题搁置在一旁，结果发现，该问题的议程设置效果在报道后的第4天出现了。同样，地方电视台是在第6天，地方报纸则是在第8天显示议程设置效果的。ABC新闻节目的议程设置效果出现6天后就开始消退，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效果在出现第11天后开始消退，而地方报纸的议程设置效果持续最为长远，维持到85天后才消退。正如作者所言，这些研究成果佐证了肖和麦库姆斯的一个早期结论(1977)，即电视新闻有很强的短期效果(short-termeffect)，而报纸产生的是持续更长的效果(longer-lastingeffect)。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人的记忆在议程设置效果上有其独特的作用。由于记忆力的自然衰减，议程设置效果会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消失。研究结果表明，ABC的新闻节目在其播出后的4至5天存在最佳的议程设置效果。

对于媒介实务人员来说，时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公共关系及其他信息行业工作的人，如果他们清楚，要将一个议题提到公众的意识里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将自己的工作策划得更好。有关时滞的这些研究发现也向我们昭示了议程设置如何作用的一些情况，议程设置效果既不会如一夜春风梨花满枝一般立竿见影，也不至于苦候多年，千呼万唤不出来。

时滞的经典案例

面对开始于1971年8月5日的“尼克松冲击”，日本不得不将日元升值。为避免通货紧缩，日本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由于经常账户余额对汇率调整的反应有一定的时滞，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继续扩大。为加快复苏进程，日本银行降低贴现率，同时政府大幅增加财政预算。但是此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已经超过20％，经常项目顺差开始下降，但仍然采用扩张性的政策。其后果是从1973年初开始，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很快突破两位数。货币政策非常灵活却有相当时滞，影响时间较长，同时货币政策缺乏前瞻性，本应当进行紧缩时未能实行，出现通货膨胀时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