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经逻辑

政经逻辑指的是“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和“被权力操纵的经济”。政经逻辑在揭示政治经济如何相关的同时，还导致政治信任度降低后的立场分歧以及研究独立性受损后的研究与实践关系争议。

政经逻辑的提出

20 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较好地弥合了 19 世纪后期以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后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学科细分化后的各自为政、自我封闭。毋庸置疑，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政治经济的相关性，研究目标在于揭示此相关性。然则政治经济相关性究竟指的是什么，新政治经济学因专注于具体发现而未及提炼概括，相关解读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也是一带而过，未及深究。本文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政治经济学重要研究成果的分析，拟以“政经逻辑”一词概括之，具体而言，指的是“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和“被权力操纵的经济”。

关于“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当经济学将注意力从市场扩大到政府时，其核心目标是探究政治中的人是如何行为的。在此过程中，利益或效用成为研究的观察视角，即将利益最大化作为众人行动的目标，据以解读政治行为、公共决策以及政治格局。这也因此规范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理解和解释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促成这一转变的理论背景是，认为政府和政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为各自的利益而选择政策。

由此不难理解，新政治经济学习惯由“经济人”假设推导出政府官员和官僚组织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以及利益集团对市场力量的操纵、对价格机制的扭曲，等等。例如，尼斯坎南( Jr． William A． Niskanen) 指出官僚都是争取预算最大化的个体，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克鲁格( Ann Krueger) 揭示了政府官员与工商业者互动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奥尔森( Mancur Olson) 专注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逻辑，罗高斯基( Ronald Rogowski)从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内的政治联盟的，而贝茨( Robert Bates) 、列维( Margaret Levi) 则致力于研究制度约束下国家官员行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如果说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强势谈判者的利益，在民主社会中，普通人的个人利益算计同样影响着政治的制度变迁。唐斯( Anthony Towns) 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探讨了民主体制中的投票行为和党派竞争，通过强调政治行动中行为人的不同算计来还原或解释政治运作与制度的形成、演变，展示了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D． Roderick Kiewiet 通过分析经济问题对选民的重要性，揭示了个体的投票行为与经济环境的关系。作者向政治家明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如果你能让经济增长，那么，不考虑你所选择的特殊政策，你也能再次当选。佩尔森和塔贝里尼( Torsten Personand Guido Tabellini) 则专注于探究理性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是如何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的经济后果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政策偏好进而被整合进公共政策的。考虑到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德雷泽( Allan Drazen) 主张将利益冲突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组织原则，理由是，只有当人们对即将颁布的经济政策或分摊的经济成本与利益产生分歧时，政治行动才会发生。

“被权力操纵的经济”中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和文化思想层面的权力。谈到政治权力，不能不提及选举政治对经济实践的影响。在政治的商业周期理论中，研究者们通过解释政府的声望和投票行为是如何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旨在阐明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与民主选举的政府有关。

在诺德豪斯( W． D． Nordhaus) 的假设中，执政党为了保证连任，将利用适应性预期的滞后，在临近选举时使有利于自己的选票预期比例最大化。于是，政府会在任期之初有意识压低产出，在选举关头则炮制繁荣以欺骗选民。

至于商业权力对经济的影响，早在 19 世纪中期，马克思( K． Mark) 已经探讨了资本家是如何制造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周期主要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势力，而不是政府的行动。这是其与现代的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区别，或许19 世纪的政府操控经济的能力不如20世纪的政府。至 20 世纪中叶，卡列茨基( M． Kalecki) 进一步指出，工商业领导者们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牢靠的，而失业才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后，博迪和克罗蒂( R． Boddy and J． Crotty) 通过分析二战后的阶级冲突与宏观经济政策，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为资本家服务和工会构成的对这一服务的限制共同产生了政治的商业周期。20 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确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因果关系的证据。

文化权力是如何影响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的? 20 世纪中期，加尔布雷斯( James K． Galbraith) 便尖锐地批评经济学( 家) 炮制的消费欲望( 消费者主权学说) 扩大了社会的不平衡，而这一欲望的产生源头则来自于厂商的逐利动机，旨在通过发现市场创造一个又一个的需求。在加氏看来，消费者主权是一种神话，为了维持一个从生产到收入不断增长的丰裕社会，必须制造出新的欲望，而广告宣传的作用即在于创造和操纵新的消费者物品欲望。

布伦南( Geoffrey Brennan) 也谈到，“一旦经济学开出的秘方获得政治上的尊崇，一旦政党向政策实体负责，而后者依靠的是关于‘何为真正的经济问题’的独特见解，便会出现对这些经济观点的大量政治投资以及为捍卫这些观点而动用强大的修辞资源。”如此看来，经济学、商业广告和政治文宣构筑的文化权力其实与商业权力甚至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彼此结盟。

政经逻辑的困扰

本文中的“政经逻辑”不仅用于指代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成果，既然是探求政经互动，那么互动的不只是客观的政治与经济本身，互动还可能发生在政经互动研究之间、政经互动的实践之间以及政经互动的研究与实践之间，而这些互动所引发的困扰恰恰是新政治经济学者应当高度警觉的。

困扰一: 政治信任度降低后的立场分歧。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通常是为了揭示政治的私利性，如展示政治运作特别是经济政策制定背后的利益纠葛甚至阴谋。正是通过展现政治的“唯利是图”和官员的自利，经济学成功地拓展了研究领地，经济学范式获得了本领域之外的解释力，其作为分析工具的市场占有率大大提高了。目前尚难判断这种影响对于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而言是利还是弊，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政经逻辑”关于政治被利益绑架的研究发现或理论阐述，大大削弱了人们对民主政治公共性的信心。

尽管新政治经济学建立了民主制下政治声望和经济业绩之间的联系，其实也就是经济业绩对政府政治声望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不同的政府所强调的经济问题是不同的，而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思想意识的不同，部分是因为政府利用现有经济条件的动机的不同，而这两种原因都可以改变民主制下选民的关注点。这是否意味着，不是简单地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隐性的政治决定了公开的政治，政治是别有用心的，民主选举的政府也不例外。于是，与民主政治的传统理解不同的是，现代视野中的民主政治与政府并不必然具有公共性。理应是官员秉公持正的公共领域，常常是由选举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官员的私利支配。政府是关心自己寿命的政治动物，而不是致力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权力代表，至于政府颁行的政策很可能是反映或者更符合社会特权阶层的利益。

如此一来，新政治经济学虽然发现了“政治被利益绑架”，但其规范和指导政治经济实践的作用和功能并未因此清晰，反而加剧了政治主张的分歧，这便是政经逻辑的第一个困扰。表现为: 一方面，既然私利常常干扰公权，那么公权的行使者以及公权本身就应当受到约束、限制和监督，应当通过一系列可为的机制降低“经济人”逻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虽然卡尔·博兰尼( Karl Polanyi) 、格申克龙( Alexander Gerschenkron) 关心的是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的，但同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Hayek) 、密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一样，他们更关心的是政府干预经济妨碍了自由。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自由市场与开放竞争是降低政府负面性的最好途径。为此，政府的权力应当受限，政府管制最好是解除，以给予经济发展以充分的自由。

另一方面，鉴于利益集团在经济政策( 政治领域) 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人们也有理由认为，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不一定是自由的，更可能是特权阶层以自由的面具上演的独裁。于是，与之前强调对政府的约束限制相反，市场自身也应受约束和限制。

至于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经济自由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增长，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具体而言，政府应该适度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以政府行动削弱自由选择中的制约; 通过政府调控如财政政策、福利政策来优化利益分配，缓解自由市场经济的后果如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紧张。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无所不在的私利对公共政策的侵蚀及控制，政府更应该独立行事，摆脱全球化、自由市场秩序的影响。毕竟，只有政府才能与破坏稳定的市场力量相抗衡。

困扰二: 研究独立性受损后的研究与实践关系争议。

尽管 20 世纪以来选举政治的发展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另一后果却是，由于选举政治的力量，经济学也有些“选举化”了，或是政治化了。根据政治的商业周期理论发现，政府总是试图在选举之前以通货膨胀式经济繁荣导致的就业与收入增加去赢得选民的支持，而对通货膨胀所需付出的代价则在选举之后支付，为此，政府将采取控制价格之类的紧缩措施，而这又会导致就业和收入的下降。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周期循环，在政治选举中不断地重复。由是观之，经济理论或论点大行其道的前提是获得政治上的认同，理论好不好用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如布伦南所云，“政治家并不是经济学讲师，他们只是利用了流行的信仰。……一旦政治家将自己置于这些流行的主张中，……这些主张就不再只是孰对孰错的学术论争，而是成为政治争论。”

权力对经济学的影响无处不在，2003 年初在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中国经济是热是冷时，曾有学者指出，经济是冷是热虽然是学者之间的争论，但最后的问题是利益问题，实质是权力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看谁的谈判能力强。

如此一来，这是否意味着，“被权力操纵的经济”一不留神就成了“被权力操纵的经济学”? 表面上，是经济学在影响政治，实际却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在“规范”和“利用”经济学，经济学沦为权力的掌中物。显然，如果研究者受制于权力的影响而不自觉，或研究者故意放弃中立，则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便是奢谈。于是，政经逻辑的另一困扰随之而来，即在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处理上，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经济研究与政治实践原本就难拆开，难以分清你我。既然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中的重大问题”，

则此理解应该建立在对该国的制度结构、文化心理以及政府官员本身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这不仅是因为，了解一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助于经济学家为政府提供更合理可行的经济政策建议，更在于，公共政策并不是由天使制定的，不少政策只是有利于权势者，有时政策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这些表明，若不深入政治之中，便很难弄清楚经典理论原理在现实中的偏差和如何被扭曲。

因此，布劳格( MarkBlaug) 指出，“经济学家一直同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 SRP) ，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 PAP) 。”

另一观点则是，明确经济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区别。既然权力在现实的经济运行、经济政策制订乃至经济现象解读中利用经济理论进行操纵，则研究应保持与现实的距离，这有助于降低政治的干扰和提高研究的公正。Alt 与 Chrystal 在指出政府的声望( 或选举表现) 是由主要的经济指标如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等决定的同时，却又提醒我们，看似客观的指标，很有可能掺杂了权力因素而变得不那么客观了。如果这是事实，且具有代表性，则无疑给学者们提了一个醒，理解经济问题的本质、找出症结比开出治病药方更重要，否则药方的危害性很可能大于疾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