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张维迎
张维迎
张维迎，男，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一直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务院国家审批制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电信法》起草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工商管理组副组长；曾任国际中国管理学会（IACMR）副会长、中国经济学（CEA）（英国）副主席。
主要开设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社会兼职/张维迎
学术及社会兼职：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及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人物简历/张维迎
学习简历
张维迎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4年，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0年，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1988年，牛津大学进修；
1992年，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4年，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简历
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1984－1990年，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1994年8月－1997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
1997年9月－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199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1999年，开始任学院副院长。
201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拟任人选产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将卸任，接任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蔡洪滨。
访问讲学经历
1996年4月-6月,1997.2-7,1998.6-9,香港城市大学讲学；
1997年12月,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周；
1998年2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两周；
1998年12月,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讲学。
荣誉奖项/张维迎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WebbMedleyPrizeforthebestthesis)。
1990－1993，世界银行奖学金（三年）
1992－1994，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奖学金(二年)
1992－1994，伦敦经济学院Lionel Robbins 纪念奖学金（面向全英大学的最高奖学金，每次仅授一名；二年）
1992，牛津大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the best thesis)
1997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特等奖（仅一名）
1998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国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主要成就/张维迎
张维迎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在许多高校研究生中都是人手一册，并成为1995年我国经济学界学术水平最高刊物《经济研究》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博士担任执行主编的《中国经济学-1995》一书，宗旨是收录1995年中国经济学家最好的论文，他们从1995年权威的经济学期刊中初选了47篇论文，此后再由专家投票选出了入选的论文10篇，而张维迎就占了2篇；《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出版，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莫里斯教授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
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作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WebbMedleyPrizeforthebestthesis)。1994年学成回国，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并从事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普及教育，出版三本专着，并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的占3篇。
人物印象/张维迎
争议人物
张维迎
2003年初春，张维迎一连抛出了“引入竞争”，“不升即离”等观点。5月，《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一稿发布，确定的原则有：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淘汰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竞争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等等。此案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张维迎骤然成为校内诸多教师的靶子，年底举行的北大党委常委选举中，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第二年年初，在最终的定稿中，这个改革方案做出了一些让步，争议最多的一些字眼被删除。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怪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学历造假门
2010年7月，网友孔曲波发于2010年2月的老帖被翻了出来，帖子将质疑学历造假的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贴中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简历造假：1.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2.获奖资讯造假；3.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4.盗取他人贡献。——张教授在无数次给企业家演讲时强调企业家要‘讲诚信’……”
事实上，这并不是张维迎被第一次质疑造假。根据调查，最早的质疑帖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也曾引起争议，但最后不了了之。最早提出质疑的网友是搜狐网友“踏月留伤”。而他质疑的内容与孔曲波从书上看到的内容大致吻合。
2010年8月1日，针对近日在网络上被质疑“简历造假”的事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通过其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的博客发表个人声明，对质疑进行澄清。张维迎在声明中对被质疑的学历问题、获奖情况，以及《中国经济转轨》一书的出版情况分别进行了澄清说明。
人物观点/张维迎
1996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张维迎做了一个比喻：假如把月亮交给一位农村老太太，月亮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由此他提出观点：进行产权改革，并不是因为产权不清楚，而是因为现存的安排没有效率。而对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他指出“马背上画白道道以得斑马”的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思路行不通。
2000年6月，“50人论坛西安会议”上，张维迎的观点依然尖锐：“裁判和规则制定者一定是政府吗？”并建议政府官员应该人手一册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来认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意义。
2006年3月，坚持自己“市场经济逻辑”的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后遭到强烈质疑，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他的全文，就断章取义地给了他“黑了心的”封号，原因之一是那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
2011年5月，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实施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张维迎认为，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
2011年7月，张维迎撰文称，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你存款时它只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贷款时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这么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赚钱。银行的高利润，有一部分靠的是剥削储户，而不是创造价值。这不是市场，这是反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了。
学术风格/张维迎
张维迎汪丁丁博士在1996年《经济研究》第1期上曾撰文评价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文中说张维迎从最初提出“为钱正名”到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思想都有渊源，一脉相承。确实，张维迎的思想一向是连贯的，有他自己特定的学术传统。他有着每一个优秀学者都必备的对真实世界独树一帜的观察与捕捉，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悟性，或许是他曾参与政策研究的经历，所以他的理论模型无论是否深奥，其假设与结论都从未脱离过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问题。他看得越深，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就越多、越近，他发的文章并不很多，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真正好的东西不可能很多，多了就会有沙子，而他追求的是金子。他常说“对现实了解得多不等于对现实理解得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真实世界的种种独到看法正是因为他能，‘远离”这个世界，为学术而学术，排除各种杂念，不授意于什么而提刀。他是个抵得住诱惑的人，在他看来，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外面的世界再精采，学者的天地是应该孤独的。他能耐得住寂寞，因为他对学问有特殊的偏好，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信心。理解了这一点，读者或许就会明白，为什么当他的许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都腰缠万贯在商海里潇洒时，他却既没有回政府部门，也没有下海，而是来到学校。
80年代，张维迎主要从事的是改革政策研究。在牛津他得到一个很有趣的发现：西方的经济学家在热衷于认识世界，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在忙忙碌碌改造世界。他认为，这或许是经济学在中国难以很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自回国后，他一向倡导经济学家的任务首先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认识不透，改造也是胡改造。此观点曾引起不少的误解甚至是微词，有人认为张维迎主张的是让经济学家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但他的真正用意是希望经济学家能够以独立的、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不要迫不及待用之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因为现实的改造不是凭善良的愿望与虚荣的冲动可以解决的，对理论认识的肤浅与急躁，急用先学，半生不熟，都很可能对现实产生误导。而一个心态平静、享受理论研究快感的学者则更不容易让热情来代替理智，或为政治漩涡所吞噬。张维迎坚信，经济学研究应该提供给世人一箱子工具，而不是急于开一纸政策药方，经济学家要拿出磨得精亮的上手的工具，对改造世界才能有益。现在很多人总讥讽理论没用。张维迎认为，你认为没用那是你没懂，没吃透。任何现实的存在都会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好的理论则是提供给现实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经济学家当然也研究政策，但政策建议应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他自己的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的延伸而已。
张维迎主张理论研究一定要彻底，不避实就虚，更不应该向现实妥协，因为妥协是政策的问题。他的研究风格向来犀利，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痛处。在最初双轨制的研究中，他就曾以，一个“放派”的姿态与“调派”有过争执。他对腐败问题的独到见解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腐败是一种激励机制，一种“次优安排”。他关于国家作为股东不能保证把最有才能的人选拔在经营者岗位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队伍的论述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很多人说张维迎的文章理论深度很强，但似乎不代表主流。确实，他研究问题从未一知半解，他不附庸主流，或许他根本不在意主流与否，他的主流永远是学术本身。他坚信，他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
张维迎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讲都妙趣横生。他特别爱用比喻，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十分生动易懂。他那著名的“月亮与树萌”的童话把一个深刻的监督理论讲得很到位；他有关国有企业的国家股份化改革是“在马背上划白道道制造斑马”的比喻，他的“第三者插足”的改革思路，等等，已成为不断被人们引用的例子。在中国经济学界，张维迎被公认为最善于用类比来解释深奥理论的人。他的类比常常是信手拈来，但又都是那样地贴切，令人称绝！他的类比如同他的理论一样，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独创。由于善于运用类比，他的观点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读者认为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当然，类比本身并不是理论，但没有他那样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能有他那样富有色彩而贴切的类比的。张维迎有着陕北农民式的纯朴和幽默，他主张讲问题要尽量讲大白话，他认为，再深奥的理论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就是你还没有搞懂。在介绍莫里斯教授和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时，张维迎用了一句外行都能明白的话：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何让人不偷懒。可谓道出了信息经济学的精髓。
学术成果/张维迎
（1）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决策部门采纳，对中国价格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论文被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在美国《Chines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
（2）1985年与李剑阁一起提出并论证了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设想，并与黄江南一起主持了姚依林副总理委托的《外汇外贸改革课题》，提出的建议影响了当时外汇和外贸政策的制定；
（3）1985－87年期间，与宋国青一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着，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对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4）从1983年开始，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出版专着一本和多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5）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被广泛接受。
著作目录/张维迎
（一）著作
宋国青，张维迎等着，1988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盛斌着，1989年，《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着，1995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着，1996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编，1997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编着），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译，1997年，《产业组织理论》（J·泰勒尔着）（总译校），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维迎着，1999年，《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主要论文
第一部分：（中文学术期绦af论文）
[1]张维迎，1985年，《论价格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2]张维迎，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中央党校出版社），初稿获“1984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3]宋国青，张维迎，1985年，《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与价格》，《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1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4]张维迎，李剑阁，1985年，《关于人民币贬值与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与设想》，《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6期，获《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5]张维迎，1985年，《关于七五期间外贸外汇政策的研究报告》（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6]张维迎，1985年，《外汇贬值，出口退税和财政补贴的测算》（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
《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2期。
[7]张维迎，1986年，《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86年第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8]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9]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工业高速增长的基础》，《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6年第7期。
[10]张维迎，1986年，《货币，价格与生产》，《中青年经济论坛》1986年第4期。
[11]张维迎，1986年，《企业家与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1986年第30期。
[12]张维迎，198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与财政赤字》，《经济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3期。
[13]宋国青，张维迎，程晓农，1987年，《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的理论分歧》，
《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14]宋国青，张维迎，1987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7－8期。
[15]张维迎，1987年，《股份制与企业家职能的分解》，《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16]张维迎，程晓农，1988年，《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日本的经验》，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7]程晓农，张维迎，1988年，《日本的金融体制与金融政策》，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8]张维迎，1993年，《台湾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收入《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易纲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张维迎，1994年，《西方企业理论的演化与新发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
[20]张维迎，1995年，《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革》，1995年第1期。
{21}张维迎，1995《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月23日；《新华文摘》1995年第3期。
[22]张维迎，1995年，《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23]张维迎，1995年，《决策权，剩余索取权与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秋季号；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
[24]张维迎，1995年，《公司融资理论：一个综述》，《改革》1995年第4期
[25]张维迎，1996泥a，《中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金融研究》1996年第10期
[26]张维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何处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1期
[27]张维迎，1996年，《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
[28]张维迎，1996年，《从资本结构看企业重组》，《国际经济评论》第7－8期。
[29]张维迎，1997年，《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问题与出路》，《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30]张维迎，1998年，《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
[31]张维迎，盛洪，1998年，《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改革》1998年第2期。
[32]张维迎，1998年，《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经济研究》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3]张维迎，栗树和，1998年，《地区之间的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第12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4}张维迎，彭志坚，1999，《股票价格为什么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35]张维迎，马捷，1999，《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36]张维迎，2000，《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第二部分：（英文论文）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90,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balance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ith Song Guoqing),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90, USA.
Zhang Weiying, 1989, “On the Line of Thoughts in Price Reform Guided chiefly by the Notion of Letting Go’”,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1989, 22(3), pp.50-66, USA.
Zhang, Weiying, 1997,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ot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8 (no.1): 67-82, JAL Press.
Zhang, Weiying, 1998, “A principal-agent Theory of the Public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31: 231-251.
Zhang, Weiying, 1998,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MOST-MOC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
Zhang, Weiying, 1998， “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h” (with Shuhe Li),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hang, Weiying,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ith Shaomin Li and Shuhe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8 (No.2): 269-292.
Zhang, Weiying, 2000, “Why Entrepreneurs Are Liquidity-Constrained?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Vol. 1 (No.1).
Zhang, Weiying, 2000, “China’s SOE Re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 forthcoming.
Book and other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85,”On the Role of Price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No.4
Zhang Weiying, 1989,”A Note on Takeover and the Free-rider Problem”, Newsletter of Chi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U.K., No.1
Zhang, Weiying, and Gang Yi, 1997, “China’s Gradual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 A. Tisdell and J. C. Chai (e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Zhang, Weiying, 1997,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ther to Go”, G J Wen and D Xu (eds.), The Reformability of China’s State Sector, World Scientific Press.
Zhang, Weiying, 1999,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fi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ownership reform”, Gordon de Brouwer and Wisarn Pupphavesa (eds.), Asia Pacific Financial Deregulation, Routlegde: London and New York, forthcoming. (The paper was first presented at 24th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 Chian Mai, Thailand, 22-24, May, 1998.
Working Papers:
Zhang, Weiying, 2000, “Ownership Distortion, Lower-Level Technology, and Excessive Competition” (with Jie Ma),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Weiying, 2000, “Incentive Pay and Power Struggle inside the Firm” (with Li-an Zhou),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