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安德鲁·施莱弗

安德鲁·施莱弗，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

施莱弗在1961年2月20日出生于俄罗斯，后在十几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1982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他在大学时攻读经济，并在1986年获得麻省大学的博士学位。从1991年起，他就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院工作。

施莱弗关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问题。1991-1997年，施莱弗任俄罗斯政府顾问，帮助俄罗斯发展金融市场。1992-1994年维什尼任俄罗斯私有化委员会顾问。1998年，他们出版的《掠夺之手》，成为研究寻租、腐败和政府治理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两人还是行为金融学的杰出代表。1994年，利用金融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新的投资者行为规律或资产定价规律，共同创立了LSV资产管理公司。2006年初，LSV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500亿美元。

1994年，施莱弗获金融定量研究学会授予的玛瑞奖（RogerMurrayPrize），1995年获史密斯•伯林顿杰出论文奖（SmithBreedenAward），这是金融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199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JohnBatesClarkMedal），2000年获《金融杂志》（JournalofFinance）授予的关于公司金融和组织的詹森奖（JensenPrize）。

施莱弗的研究方向是公司财务、资本市场、宏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俄罗斯经济。作为一个俄裔经济学家，施莱弗更关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问题。施莱弗认为，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之所以落到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国家的地步，根本原因是法治的缺失，因此施莱弗认为，法治是解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关键。

人物评论/安德鲁·施莱弗

施莱弗是在商业和经济领域里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在1993年至2003年，他就被引用了超过1000次。而被引用的次数是衡量一个学者对其所属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有多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可见，施莱弗在商业和经济领域里，是一名卓越的学者。

施莱弗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

人物事件/安德鲁·施莱弗

哈佛校长为了包庇施莱弗而丢了官设计俄私有化，为自己捞钱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施莱弗和一位哈佛出身的律师乔纳森·海受命设计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并充任当时的俄罗斯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的顾问。这一俄罗斯计划，直接受到美国国际发展局支持，因而得以用联邦政府的资金帮助俄罗斯发展金融市场。施莱弗主持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的代理。

然而，这两位设计改革的人，却想着从改革中捞一把。他们违反了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竟在俄罗斯投资起来。这就好像美国政府把纳税人的钱交给这位大学教授，让他在俄罗斯设计一个制度，为自己“改善投资环境”。

2004年6月，联邦法官裁定哈佛大学、施莱弗和乔纳森都违反了《反欺诈动案》。但事件并没有影响施莱弗的地位，哈佛也并没有因此而解雇他，因为他是哈佛经济学院的星级名牌，同时也是哈佛校长萨默斯的亲密友人。2005年6月，施莱弗和乔纳森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同年8月3日，哈佛支付2650万美元以结束持续了5年的官司。虽然施莱弗也支付了200万美元罚款，但他不承认有任何错误。

经典名作/安德鲁·施莱弗

安德鲁·施莱弗安德烈•施莱弗（AndreiShleifer）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W.Vishny）合着的《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

《掠夺之手》一书取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工业化革命之前欧洲城市的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东欧的私有化、美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等等。它在许多国家，公共部门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苛捐杂税阻碍了投资，各种管制措施使官僚机构腐败丛生，国有企业肆无忌惮地挥霍国民财富，最有才能的人不是致力于生产性活动而是削尖脑袋挤入寻租部门，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彰显，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本书以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模型为分析工具，运用丰富的历史案例和现实案例，深入考察了公共部门的运行机理及其对经济生活带来的沉重负担。对研究寻租、腐败和政府治理的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掠夺之手》主张应该公正地看待政治，把政治过程看成是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从而试图打开政府决策的这个黑箱子。与“看不见的手”一样，“掠夺之手”这一理念包含着对政府的怀疑态度，但后者却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政府在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在这个视角下，政治家走下了神坛，回归了人类的本性。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想当然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们的行动目标在于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或者在选举中获胜，并将资源分配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

认知劝说/安德鲁·施莱弗

经济系年度晚会

零和游戏的劝说

安德烈·施莱弗在行为主义金融，政治经济学，法律和经济学等领域做出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认为劝说“人们是如何接受信息和被人操纵的”。 2008年1月份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施莱弗描述了“认知劝说“探索广告商，政客等如何在他们的信息上附加到事先存在的联系地图上，为了引导公众朝向希望的方向。

比如万宝路香烟（The Marlboro Man）销售过滤嘴香烟就是通过鼓动人们和牛仔，西部，男子气概，独立性，户外活动等联系起来。施莱弗说偏见确认有利于劝说性的信息，证实人们心中存在的信念和联系。 施莱弗和穆莱纳桑对新闻媒体作的类似的分析。比如，乔治·布什戴3000美元的牛仔帽不是问题，因为这和他非常般配，但是约翰克里骑6000美元的自行车就是问题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政治家的铺张就显得太虚伪了。

引用共和党民意调查和交流顾问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的话，施莱弗注意到财产税被重新命名为“死亡税”（虽然死亡并不缴税）为的就是兜售他们的取消/废止。重新添加的标签把税收和“死亡”这个让人讨厌的词联系起来。宣传册子上的问题是“你怎么样让人们负担更重，在这个生活艰难的时刻？”施莱弗说“消息而不是真正的内容改变了竞争的结果，他注意到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是个更加巨大的问题在可能不是目标的州比如怀俄明州，犹他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因为成功的劝说性信息与流行的世界观一致，施莱弗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劝说肯定不是教育，因为教育涉及添加新的知识，并改变从前的观念。施莱弗说“不要对人们说你真笨，正确的思考是这样的。”在大选辩论中，选民往往不理睬或者忘记与自己信念不符的观点。他接着说“教育信息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们不能产生共鸣”。在经济和政治市场上，没有朝向中间路线，分歧偏离而不是融合成为潮流。因此，成功的劝说者会发现一个合适的议题，然后就竭力迎合它。

LLSV组合/安德鲁·施莱弗

拉波塔

罗伯特·维什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安德烈·施莱弗、拉波塔、洛配兹·西拉内斯、罗伯特·维什尼四位学者，通过整理多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第一次明确将法律因素引入到解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具体研究中。由于他们经常一起署名发表文章，学界简称LLSV组合。他们的理论成就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法与金融宏观理论，二是法与金融微观理论。

LLSV致力于应用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探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和法律制度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公司金融、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这种耳目一新的研究范式，被学界称之为法与金融学。

法律制度决定各国金融发展水平

在解释金融发展的国别差异时，LLSV重点强调法律制度的作用。其一，在法律体制强调私人产权、支持私人契约安排并保护投资商合法权利的国家，储蓄者更愿意资助企业，金融市场活跃。其二，在过去几百年中形成的、并通过征服、殖民和模仿在国际上传播的各种欧洲法律传统，有助于说明当今各国在保护投资商、契约环境和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

金融改革应注重投资者保护

LLSV的研究集中于在国家层面上保护投资者的措施。他们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投资者保护程度源于不同的法源或法系，投资者保护程度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模式选择，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又决定公司治理的水平,公司治理水平影响公司价值,影响公司绩效和经济发展。

在2000年发表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治理》一文中，LLSV指出，相对于传统的区分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法律方法是理解公司治理和其改革的更有效的方式。契约的履行是需要成本的，当这种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后，用法律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代替契约履行，并以此控制管理者，或许是公司治理中更有效的手段。以投资者保护作为起点来描述各国公司治理的不同，将是比一些传统分类更为有效的方式。

2002年，LLSV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一文中，利用世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学者语录/安德鲁·施莱弗

安德鲁·施莱弗施莱弗认为互联网股市泡沫意味着“许多有创造力的企业家进入了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创新性活动会产生巨大外部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效的。”

在金融市场上传统的经济学通常的观点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是不真实的，因为即使存在愚蠢的，不讲理性的人，在市场上他们遇到的也是聪明的，理性的人，套利者会让价格趋于合理的水平。施莱弗解释说“如果人们对通用汽车公司过分悲观，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该公司的股票，这些聪明的人就会以很低的价格吃进，对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1990年施莱弗和萨莫斯合写的文章《杂讯交易者金融手段》（TheNoiseTraderApproachtoFinance）通过指出某些风险有关的因素限制了套利来反驳这个“有效市场”模式。比如在那个时候，荷兰皇家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的销售价格和伦敦的壳牌股票不同（RoyalDutch/Shell）虽然它们是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封闭的共同基金，交易的固定数量的股票和他们的债券价格也不一样。“当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市场上按不同的价格销售，套利和理性的力量必然的受到限制。”施莱弗说“非理性的力量甚至在长久的基础上可能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理论上对核心的传统前提的抨击。”

政府绩效的跨国差异又来自何处呢？一是，改革开始之初的初始条件——改革早晚、时间长短等——至关重要；事实上，波兰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着手进行经济改革了，而俄罗斯则要晚的多；二是，一国的法制历史和传统影响着一国在未来的选择。三是，一国政府是否采取恰当的政治激励。安德鲁·施莱弗运用波兰和俄罗斯转轨进程中的差异以及相关的数字来检验了这一理论。在恰当的政治激励下，初始条件的差异常常可以克服，吉尔吉斯坦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安德鲁·施莱弗坦言：“俄罗斯增长滞后的原因就是它政府的滞后，但是，时间现在已掌握在俄罗斯一边，这主要是因为它现在已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拥有一个强烈的不断增长的私人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