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日本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是日本1961～1970年间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主要内容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①充实社会资本。

②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

③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④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 。

⑤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

主要目的

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 10 年后实现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实施结果

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

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

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 、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时代意义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上，把这一核心要点作为这场新经济运动的名称、口号和旗帜高高举起。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的发展就会井然有序；用经济总量的增长为目标，不对人们的收入做出规定，财富分配次序就会混乱，经济发展就会失衡。

如何确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门学问。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成为日本民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为什么要这样确定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市场经济的科学其实就是人的科学，市场经济就要调动人人的积极性，推动人人消费，拉动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其他国家

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是把国民的收入摆在第一位。1999年，俄罗斯搞经济发展，到2006年，年均增长6％。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还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及其增长并不大，可“全民收入倍增计划”却圆满成功。

“穷人垫背经济学”

当今中国，GDP连续一二十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跨进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比日本当年逊色多少，可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情况；一方面是富人们的致富快车在高速路上飞奔，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有的坐“直乘飞机”，有的坐“火箭”；另一方面是亿万农民工一二十年工资没有多少增长，亿万的百姓民众一二十年的收入没有多少增长。

中国的国民收入为什么不能大幅度提高？根本原因是做经济发展计划时，就没有把提高国民收入放在第一位，连第二位第三位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是让富人快速致富，由穷人来垫背。比如厉以宁就说过：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又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按照厉以宁的说法，工人、农民、穷人的收入就没有提高的必要了，就“牺牲”他们、“维持现在的状态”、“穿旧衣”就够了——活生生一个“穷人垫背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主张“牺牲一代人”的“穷人垫背经

济学”，日本的经济学家下村治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个是少数人致富，一个是人人增收。两相对比，他们对待国民的态度，泾渭何等分明。像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不仅中国政府和人民要唾弃他，就是他去资本主义国家，人家同样要唾弃他。

我们的许多政府官员，也都是把GDP作为第一目标，把金钱看得比人重要。大多数人收入提高没有，他们根本不关心。如果我们现在向全国各级领导干部发一张表，叫他们填写他领导的地区在他执政的期间内，有多少人（或者计划）提高了收入，提高了多少收入，90％的人填不出来，可是要叫他填写GDP，

个个都能八九不离十。对于各级政府官员，今后要考核他们的工作，或者要调动提拔，上级领导首先要调查考核的，应该是他领导的地区在他执政期间有多少人提高了收入，作为政绩的第一个指标，有切实的数据和人头情况。GDP最多只能作为第二第三指标。这样，才是以人为本，才是为人民服务而非为GDP服务。

国民收入倍增，一个重要的国民群体是企业职工。企业职工收入倍增，企业的人力成本就倍增。企业成本增加多少，企业的利润就减少多少。所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企业是一个压力，也是一种考验。没有想到，六十年代日本的资本家，出色地完成了国家的任务。不仅让职工收入增加了一倍，还增加了2倍。日本的资本家表现了他们为了市场全局而贡献的胸怀。当今在中国土地上办企业的许多中外企业家，压着农民工的最低工资，一二十年七八百块钱不变，昧着良心开他们的血汗工厂。他们企业的财富迅猛增长，有的变成了几十强、几百强，进了福布斯排行榜，也不给职工提高工资。他们是在拚尽全力追求资本的最大化。企业家完全成了典型的资本家。过去，到处排什么财富排行榜，钱挣得越多越光荣；今后，我们不要再发什么财富排行榜了，而要发企业荣辱榜：职工收入和企业利润一起增长的企业家，光荣；职工收入不增加而企业利润增加，也就是只追求个人财富的企业家，可耻！

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是让多数人的收入不断增加，还是只让少数人富起来，是掌握还是没有掌握市场经济的科学、学没学会以人为本的分水岭。

专家意见中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国专家苏海南：当前的中国也出现类似50年代日本的情况，即工业快速发展，但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是以出口来弥补内需（消费）的不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锐减，内需不足的问题更突出；加上财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扩大，造成中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两方面都面对风险。。

上调个税起征点、上调最低工资等事关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常常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问题，本报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进行了专访。苏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

正视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问：有报道说，收入分配方案目前仍处于研究和起草阶段。您能否告诉大家，收入分配方案什么时候能够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如再久拖不决，会有什么后果？

苏海南：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３．３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１５倍之多；１０％的最高收入户与１０％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２０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１００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２０００多倍。

另外，部分企业存在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垄断性企业享有高水平的津贴补

贴、福利待遇，与一般用人单位拉开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比如用于民生建设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

问：您认为导致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

苏海南：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环节不合理造成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二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三是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问题的制约和影响。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时至今日，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国企利润上缴要合理

问：您说过，“少数人、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这些成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请您分析一下这种改革阻力的具体形成机理。

苏海南：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垄断经营，这是可以理解 的；有些竞争性领域仍然有国有企业暂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国有企业普遍得到政府关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相应地建立合理的利润上缴制度，把占用国家资源等获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单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些通过行政权力、资源垄断、市场独断、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获得的利润，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为国有企业人员的收入之源，显然不公平、不合理。这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出于公心，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参与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同时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对既得利益集团不公平、不合理收入的调控。各有关主管部门绝不能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来阻挠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

问：国企利润应上缴的比例在多少合适？如何确保其上缴的利润用于民生需求？

苏海南：现在是上缴５％到１０％的利润额度，首先我觉得这个比例肯定是低了，应该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后上缴利润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收益，都应该明确主要纳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他用于民生的转移支付账户里面。而且，所上缴的每一笔利润使用的来龙去脉，都必须有明确的记录，要让人大代表能够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能，确保这些钱主要用于民生建设。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问：有人提议，中国也应该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您对此怎么看？

苏海南：这个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果年均工资增长１５％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经过测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但是要讲清楚，这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问：您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何处？

苏海南：中国的ＧＤＰ增速现在还在８％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了４０００美元，已经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了，而且到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所以，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这些年，总的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收入的增长是偏低的，是低于ＧＤＰ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的。这几个因素的累加，再加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提高两个“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老百姓有这个热切的期盼，因此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对外宣布或者是内部掌握，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做出决策的。

需要制度公平

最近，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出台的消息让企盼已久的民众再次看到了希望，而人保部官员关于可以考虑效仿当年日

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建议，更是燃起众多低收入者的极大热情。

在此背景下，认为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标志性内容的《工资条例》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相关消息称，该条例正在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制定当中，条例的出台能实现同工同酬，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还能解决企业低纳税、国企高管拿巨额高薪等问题，《工资条例》仿佛已经成了医治当下社会收入分配矛盾的猛药、妙药。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国来说，有利于扩大消费，促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于民而言，有利于国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众人纷纷对“收入倍增计划”和《工资条例》表示赞同，也热切期盼这些计划可以尽早启动。

但是，笔者以为，政府在推行大范围提高工资这一公共政策时，有一个前提条件容不得忽视：那就是，要用配套的制度来保证计划实施的公平和正义，缺少了这个前提，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因推行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一点，是此次国内加以效仿呼声甚高的依据。可是，细细了解一下日本推行该计划的前提和着眼点是什么就会发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曾明确指出，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尤其是收入阶层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正是在推行计划的十余载里，始终坚持公平和正义这个精髓不放松，形成了日本社会 将近1亿的“中产阶层”，最终实现了国民收入同步前进。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公平问题，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关系，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扩大，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国家的收入。杨宜勇的判断反过来说就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的核心矛盾首当其冲的并不是收入增不增长的问题，虽然这一点也很重要，而是收入分配中公平的残缺。

如果说接近0.49的基尼系数还不足以完全说明这一点的话，那么看看以下数据不难发现其严重性：统计数据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据前两年的不完全统计，因收入分配和保险福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占劳动纠纷的65%以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正是由垄断、腐败和不公平竞争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挫折，不满情绪增加，这些才构成了目前收入分配中最主要的矛盾。

“贫穷”在今天而言，已经不是家徒四壁、一文不名，而是和其他阶层、其他群体相比，所得偏少，是一种“结构性贫穷”。《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和十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

反观类似“收入分配倍增计划”和《工资条例》这样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提高工资收入，对于调解“收入分配矛盾”这一核心问题，这种增加收入的做法所能承担的只是补充性角色而非主导性角色。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国民群体而言，无法以工资的上涨来考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那些“黑色收入”（腐败收入）、“血色收入”（犯罪收入）和“灰色收入”（违规收入）继续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愈演愈烈的话，其导致的不公平感恐怕不是提高收入可以解决的。

因此，要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要舒解广大群众对收入不公的不满，关键在于用一整套的制度来改善和保证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状况，这些配套制度可能涉及像税收、财政、企业的治理结构、工会的谈判能力、劳动者的素质，以及

劳动者创业的精神等，没有这些配套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就难以为继，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类似收入倍增之类的计划才会有实际意义。

不要让“倍增计划”变质

这些保证公平分配的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一是逐步从法律制度上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不合理的歧视现象，如性别歧视、户籍歧视、所有制歧视、区域歧视等进行限制，并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反歧视法》。

二是深化电信、电力、邮政等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在非自然垄断环节引进竞争，强化对这些部门的规制，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三是从规范政府权力入手，大力整顿市场秩序。充分倾听百姓的呼声，加大对各权力部门的监督力度，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严惩腐败分子，打碎“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领导化、领导权力利益化”的腐败链条。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的有关法律法规。

四是从改革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整体管理上入手，解决既有的国有经济企业的透明经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对全民进行公平福利分配的问题；而对于民营经济，既要继续扩大那些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国有垄断行业的准入竞争，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通讯、电网电力等行业经营，也需要持续规范整顿原全民所有经济中，特殊背景的私有化改制、利益内部（集团）化而责任损害外部化的现象。

五是从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入手，保证大众在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机会上的公平。

只有以建立起保证公平的制度为前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才不会变成“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入倍增计划”、“垄断企业职工收入倍增计划”。也不会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导致物价上涨，演变成为“物价水平倍增计划”。

当然，如此综合的制度设计、实施，不仅是比较敏感的经济问题，更是容易触动公众神经的社会问题，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高收入群体、垄断企业和部分企业主。所以在制度架构过程中，管理层要有缜密的管理思维和智慧，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公平和细节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前进，共同迈向和谐社会。[4]

解析

现状

61% 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平。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邹震表示：目前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现在普通职工

的收入水平偏低，增长相对缓慢。

中国收入差距已接近悬殊

20倍 2005年我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5急剧上升到0.45，08年进一步升到0.48。基尼系数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另有数据显示，最高10%收入组与最低10%收入组人均收入差达20倍之多。

工资收入占GDP比例已连降22年

56.5%vs36.7%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5月中国CPI同比涨幅抬高

3% 多数经济学家预计，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达3%，高于4月2.8%的水平。其中，有12家机构的预测值为3%或3%以上，最高为3.2%。PPI均值由上月的6.8%回落至6.4%。对于未来通胀走势，连平预测，CPI将在年中达到2010年高点。

问题

民营企业怎么办？

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都是薄利乃至微利经营。他们一无定价权，二无专利技术，活的已经很艰难了。在两年前金融危机正盛时，南部沿海大批作坊式工厂倒闭；今年春节前后，多地出现用工荒。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他们强制涨工资，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要他们的命…

垄断企业谁来管？

众所周知，在垄断企业里，工资和收入不是一码事。工资可以很低，但收入一定不低。在没实行工资倍增计划时，就已经几次三番明着暗着涨过工资了，现在，政策来了。没政策还要制造机会涨工资，何况有政策？公务员、国企与民企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物价不止倍增，咋办？

过去有句自嘲的话，叫“除了工资不涨，什么都涨”。现在涨工资了，按说是好事。可看看周围的物价：涨了N年的房价，在中央十几大板的打压下依然坚挺，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挨着个地涨，从“蒜你狠”到“豆你玩”，大蒜、绿豆都涨了好几倍。即使工资能涨一倍，面对疯涨数倍的物价，也是杯水车薪…

个别省份没钱，靠啥涨工资？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实际情况是富的真富，穷的真穷。一些边远省市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资源的匮乏，不能自给自足，还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援。如果工资倍增计划搞一刀切的话，这些省市公务员、教师等的工资增长部分，仍需要中央补足。这部分的支出会加在全国纳税人的身上…

所谓万事开头难。“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哪儿开始实行，着实关键。如果从民企实行，而民企由于利润微薄，无力加薪，则这个计划很有可能实施不下去。开头没有一炮打响，往后就很难进行了。如果从公务员开始实行，充盈的国库可以保证这个计划顺利进行，从长远看有很大好处。

用谷歌搜索“公务员加薪”，有167万条结果，可见这事不新鲜了。在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的几年里，靠企业、民众交的税金过活的公务员，已经以各种方式加薪多次，各种福利分房、低价购买商品特权等已经让公务员阶层在市井民间名声大跌。这个节骨眼上，再让公务员充当加薪先锋队，无异于在民众心头火上浇油。

政府应该怎么做

减税

请看两组数字：一、2009年，我国个税收入占总税收的6.6%，说明个税远不是我国税收的主力；二、工薪所得个税占个税收入的63%，说明中低收入者是纳税主力。所以让老百姓收入增加，又比工资倍增更让政府省钱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减税。个税起征点涨到一万，富人还会交税，穷人可以免税，多好。

调控物价

调控物价的核心就是避免与民谋利。国家在一些生活必需品上限制价格，同时给这些必需品的提供者——粮农菜农牧民——一定的补贴。简单说，让买粮的不吃亏，卖粮的有利赚。此外，房价调控开了个好头，也请继续保持下去。否则，物价飞涨房价虚高，涨再多工资也没用。

加强社会保障

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手里富裕，既要开源，也要节流。现实是，开源可能有望，但节流遥遥无期。老人看病、小孩上学、自己未来的养老，都是大笔的开销。看着“自制土炮抵御强制拆迁”这样的新闻，谁还会觉得生活有保障呢？如果每天都觉得活的不踏实，挣再多钱有什么用呢？

消灭特权

有人会说，公务员工资不一定比民企高啊，甚至只是一些外企员工的几分之一。好吧，明面上的工资可能不高，但真正的差距在于：很多地方存在价格双轨制。比如住房，很多公务员还在变相福利分房，很多大国企买地盖房后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员工。挣21世纪的钱，在90年代消费，还要喊工资低？

评论

李子旸 经济学者

提高百姓工资，关键是政府不阻碍生产

政府要做的就是减少管制，提高劳动效率。调整财富再分配是个麻烦的事，在蛋糕没做大的情况下，只有减少对生产的阻碍，才能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秋风　知名经济评论人

政府的唯一职责是为民众提供福利 我不喜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提法，而且我觉得政府也没必要制定这种计划，他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对全民提供有效的福利保障。

王晓阳经济学者

涨工资是雇主的事情，政府不应参与其中 以前无数个结论证明，工资增长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工资倍增”与当年的“翻两番”完全一样，除了给人虚幻的感受，没有丝毫实际意义。

李长安 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倍增计划”对国企公务员惠及更多 国家能控制国企公务员人群，对于民企和私营企业职工，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这部分人的最低工资水平。同时，还会对个人收入进行“二次分配”。

农民待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张淑英表示，上半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同比增长8.1%。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8.4%，家庭经营收入增长5.5%，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9.9%，转移性现金收入增长31.4%。

经济学家马光远：农民增收是误会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是大幅下滑的。在搞农村合作医疗和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情况下，报销医疗费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仅仅使人均增加了6元，而离退休金、养老金人均只是增加了10元。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如何增收

我们的两个“千方百计”，一是，千方百计争取保持粮食总产在1万亿斤以上；二是，千方百计保持农民增收6%以上。应引导农民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地、就近转移，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着力提高农民非农收入。

现状：外出农民——边缘人

在宁波一家蜡烛厂打工的一位年轻农民工一直在犹豫，尽管他在当地打工5年多，可是户籍却在千里之外的湖北老家。对于单位建议他上医保等社保，他说，“上到当地，交钱太多，工资要去掉一大笔；上到老家，不知道还会不会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