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理论的概述

最早出现于奴隶社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及国家财政赤字的出现，国债由此而产生。国债的产生使国债理论开始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

国债，即国家公债、债务的简称。国债是国家依据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和向外国政府及国内外银行直接借款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

现代意义上的国债是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其他城市共和国中首先出现的。从那时起，国债席卷整个欧洲，一些民族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和荷兰都开始发行国债。在数百年的国债实践活动中，西方社会产生了种种国债理论，并且很自然地发生了各种的争论。由于利益得失等各种因素的原因，也就形成了反对与支持国债两种主要观点，也就使得国债理论构成了财政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不同的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且针对与国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国债的经济效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萌芽时期。但是，直到今天，各个流派对国债的基本观点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西方国债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西方国债理论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债理论主要是以古典经济学家的国债理论为代表，他们对国债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大部分人坚持国债有害的观点。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对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此相对应，在财政领域，他们坚持平衡预算，认为通过举债为支出融资则会使支出的成本和收益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从而导致政府行为约束的减弱甚至丧失，而这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是巨大的。

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就明确提出了国债有害的观点。此后，许多古典经济学家也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国债有害的观点，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萨伊。概括起来说，这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国债有害论的主要论据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举借国债用于非生产性支出。这将会侵蚀私人生产性资本，进而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

亚当·斯密认为，当国家支出由举债来支付时，就是把该国的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抽出来转用于非生产性的国家财政支出，这样势必影响该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支出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从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部分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他还指出：“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那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能再生产什么。”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萨伊首先区别了私人借债和政府借债的区别，他指出“个人借贷者与政府借贷者有这个大区别，即一般地说，前者为着有利用途而借资本，后者为着非生产性消费或开支而借资本”。随后，他批判了那种国债不过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把国家搞贫困的观点。虽然他也认为债息不过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国债债权人手里，社会价值总量并不会由于付息而减少，但他指出国债的本金已经化为乌有了，随借债而来的消费已经把该资本消灭掉了，已永远不能再用来产生收入了。

(二)发行国债容易引起和助长社会不知节俭、奢侈之风

亚当·斯密认为国家之所以要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而不知节俭，这就使得政府在平时能勉强维持财政平衡就已算万幸了，那里还谈得上积蓄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战争，可采用的方法就只能是借债了。当政府认识到通过发行国债能在战时急速获得充裕战费的便捷和有效时，平时就更不注意节俭了，所以国债又鼓励了奢侈。

大卫·李嘉图也认为，政府举借国债除把生产资本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以外，还有掩饰真实情况，使人们不知节俭的弊病。

因为在举债以筹措国家经费的情况下，人们只要缴纳较少的租税以支付国债利息，从而误以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就不知节俭了。

(三)在国债的还本付息问题上。社会将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亚当-斯密认为，为了支付国债利息，政府要向土地和工业征税，将税收收入支付给债券持有者，这种做法就损害了土地和工业部门，导致社会生产性投资的减少，还可能导致资本外逃和居民移居国外。他还指出，但国债累积到一定程度是，国家从来不会公道地完全偿还，而常常通过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等伎俩，借国债偿还之名，行赖帐之实，而“这种办法将是私人财产受一种最普遍、最有害的破坏，而在大多数场合，将使勤劳、节俭的债权者吃亏，怠惰、浪费的债务者致富；这样，国家资本的大部分，将由能使这资本增益的人，转移到只知破坏者资本的人”，最终结果将是“国家受不到一点利益，而多数无辜人民，却蒙受横灾”。

(四)从国家的发展和政治的角度来考虑，举借国债对一个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大卫·李嘉图在比较税收和借债为政府支出融资所存在差异的基础上，说明了国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他认为，如果政府收入不足，应采取税收方式而非举债来筹资。以政府为军事支出筹资为例，他认为税收较国债的优点首先在于，在用税收弥补军事费用时，人们马上就会尖锐地感受到税收的增加和战争的负担，因而国家也将会较少倾向于战争。即使战争已经开始，国家也将会力图尽快结束战争。而在用国债弥补军事支出时，人民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支出的重担，国家受到的约束降低，甚至会很轻率地倾向于卷入代价昂贵的冲突。

萨伊也同样认为，举借国债会使政府更具有危险性，对社会和人类的未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指出：“当政府感到有很大举债能力时，它们对一切有关政治的问题都要过问并想出庞大计划，这些计划有时招致耻辱，有时招致光荣，但总会使它们陷入财政枯竭的状态。它们往往自己掀起战争或煽动其他政府掀起战争，往往资助唯利是图的各种人物来搞杀害人类与丧尽天良的勾当。”在简单回顾与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国债理论以后，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古典经济学派国债有害的理论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古典经济学流行的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以充分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二

中国的国债理论

与西方国债理论相比，中国国债理论的产生明显地要晚得多。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国债的理论和实践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导致货币信用关系发展迟缓，应债思想和应债来源匮乏，缺乏国债发行的经济基础；人身的依附关系、封建君王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使得国债发行难以想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曾举借过内债和外债，但当经济学家还没来得及着手研究这一问题时，政府就中断了这一实践。在其后长达20多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度内，是不可能产生正确的国债理论的。只有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债制度在我国的确立，经济学家才真正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这一错综复杂的难题。诚然，经过这些年来我国国债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不断探索，我国国债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发达一样，我国的国债理论还不太成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