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简介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周恩来的经济举措

周恩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可以说，建国以后26年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重大成就，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第一，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要从政治上使我们的新中国巩固起来，就要靠军事来保卫，而军事的基础又是经济建设。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经济工作。建国初期，可谓百端待举，百废待兴，国内局部地区还在打仗，朝鲜战争烽烟又起。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驾驭全局，坚持国防与建设并重，妥善处理了战争与建设的关系。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就不失时机地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内乱的情况下，他也不放松经济工作。

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在 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写进八大通过的党章。以后，周恩来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同许多著名科学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友谊，吸引了一些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主张勒紧裤带也要把一些高技术项目搞上去，并亲自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

第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我们所争取的应该是有现实可能和实际意义的发展速度，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蛮干，甚至虚报浮夸，自欺欺人。他建议要算两笔帐，一个除法，一个乘法。一是把生产增长的数字除以6亿5千万人口，增长就不多了；一是把每人多吃的数字乘以6亿5千万，那消费就不少了。我们应该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种指标”。当经济建设出现冒进后，他提出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当发展速度超过现实可能，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时，他提出必须坚决进行调整，要舍得伤筋动骨，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六十年代初的调整，压缩了一大批基建项目，精简了2000多万在“大跃进”中进城的职工。由于精简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从而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实践证明，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调整，改善结构，能够带来新的发展。

第三，统筹全局，全面安排，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中的重大关系，做到协调发展。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首先保证全国人民的基本消费，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才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进行建设。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周恩来十分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关系、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关系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曾经概括了一副对联：“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他主张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周恩来提出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的经济建设思路。他认为，发展工业，首先必须抓好农业，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因而始终把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改变我国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患连年，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历史状况，建国伊始，他就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主张要下决心兴修水利，根治水患，并亲自抓大江大河的治理。在工业方面，周恩来注意处理好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的关系，用极大的力量抓好对国民经济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骨干项目的建设。他认为，像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资金短缺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我国在“一五”时期建成投产的许多重点项目，至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十分强调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积极推广“鞍钢宪法”，倡导大庆“两论起家”、“三老四严”经验，增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创造性。他强调要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后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他十分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主张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和可能，从资金上予以优先安排。他比较早地注意到我国人口增长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强调在增加生产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素质和消费水平。早在1956年4月，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正确意见未能得到有效贯彻。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积广大，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周恩来十分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求国务院各部门从政策上和投入上加以重点扶持。他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关怀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1973年，甘肃中部持续大旱，使本来就很贫困的这一地区的人民雪上加霜，许多群众缺食少衣，饮水都十分困难。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解放20多年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那里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随后，他迅速派出国务院七八个部委组成的工作组，赴甘肃灾区紧急救济，调查研究，并帮助干旱地区找出发展经济的路子。直到今天，甘肃人民仍然铭记着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第四，自觉坚持民主作风，认真并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周恩来经常提醒大家，我们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独断专行。他说，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他主持会议和处理各种问题时，从不唱独角戏，而是努力营造轻松和谐的民主气氛，鼓励和启发大家各抒己见，特别是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中汲取正确的成份。即使人家提出的意见有错误，也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有时讨论重大经济问题，他专门交待要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请民主党派的同志参加，让大家都讲心里话。他说：允许有不同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他常举唐太宗能听魏征的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的例子教育干部。

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解决紧迫的全国性粮荒问题，周恩来单独约见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就达115次之多。当时，许多重大决策和具体措施，就是在这种坦诚的讨论与磋商中逐步形成的。这样，一方面从中了解了更多和更准确的情况，便于科学决策，保证出台的政策和措施的正确；另一方面，沟通和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凝聚力，使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地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全党树立了发扬民主的楷模。

第五，正确处理政府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始终把政府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周恩来说：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如果什么都管，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他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政府的法令和决定，然后颁布实施。他要求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政府工作中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他经常向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说明政府工作中形成的重要文件和提出的重大问题的有关情况，以供中央决策时参考。从土地改革法的实施、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政策的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制订，再到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贯彻，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