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吴承明

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滦县。

毕业于北京大学

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46年回国。先后担任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专门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东吴大学教授。

1949年后任中央外资企业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研究处处长。

1958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生平简介/吴承明

吴承明，1917年1月3日生于河北省滦县。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业律师；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毕业生。先生幼年读私塾，稍长，立志以科学救国。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1934年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此后，感到习学经济更能振国济世，于是转入经济系。此时，日军侵华，吴承明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西南联合大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吴承明是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36年秋天，吴承明被迫离校，转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时值国难当头，平津危机加剧，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先生参加由平津学生及医护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次年服务团解散，他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该校系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这里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师之教诲，最使他难忘的是陈先生所授“佛典文学”。这里，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1940年毕业后，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职。

1943年冬，吴承明越洋赴美继续深造，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当时，美国经济学深受盛行的凯恩斯学说的影响，哥大则还保留着J.B.克拉克之遗风。先生学习成绩优秀，荣获“金钥匙”奖，并成为“Β·Ω·Γ”荣誉学会会员。1946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与钢琴家洪达琳（后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为伉俪。旋任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助手并归国。此时，库氏受聘任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吴承明为该委员会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

1947年初，吴承明任上海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等，当年发表《中国国民所得和资本形成》论文并被译载。1949年他的《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被几种刊物转载。是年末，举家迁北京。先后任职于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处。1958年，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前身）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设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并兼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到“文革”，研究室被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辽宁盘锦、河北固安等地的“干校”。1973年底，才获返京。

1977年起，吴承明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198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现任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等。荣获国家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证书。

学术思想/吴承明

吴承明早在作学生时就发表过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论文，归国后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及相关问题。四五十年代中心题目是国民所得和产业资本，重点研究先生的研究，时代而言是从近代到明清，有生之年准备上溯宋代；内容来看是从生产、到流通、到市场；再到超出传统“经济”概念，对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考察。他认为经济发展因素有几个层面：文化传统（深层次、间接性的）、结构或制度（institution）、交换和流通、生产力水平。仅有经济发展的“量”不行，必须带来制度变迁的“质”变才能呈现社会发展。

吴承明

吴承明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有着许多重要论点。他引述熊彼特（J.A.Schumpeter）语“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经济史研究不是只讲“纯经济的”现象，提出经济史学家应当有整个历史学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经济学各学派总的方法不外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经济史则不宜用模式法。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经济学日益模型化和数学化，主题狭隘，以至用公式“伪装精确的知识”（F.A.哈耶克）、“用时间变量来代替思考”（R.M.索洛，二人均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史研究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应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填充”历史。对历史研究来说，提出问题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设。经典作家不轻言规律。他还有许多独到的论断，常常给人以习惯思维的冲击，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未必就是好的”，举出奴隶制的出现就是如此；再如，“萌芽不一定非成大树”，像资本主义萌芽就可能只是“萌芽”等等。

吴承明认为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经济史研究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现今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而部门史、专题史则有不足，有些经济部门的发展规律尚待探索，或如资源、技术、生态环境等史的研究尚多属新构。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着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资料、方法、观点上，都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

治学之道/吴承明

吴承明将方法分为三个层次：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法；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经济学、社会学等分析方法。在“史无定法”原则下，提出经济发展由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可考察移民、贸易、交通等及核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及城市与市镇研究，有利于展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历史趋势是从区域到一体化的整合）、社会学方法（源于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行为和功能学说及人口、心态等成为经济学的内容。可借鉴社会学的整体思考、比较研究、社会底层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等）。他很欣赏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长、中、短时段的历史研究体系，惟其份量大，应分工进行。研究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该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和对所研究问题、现有资料的适用性。选用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集众家之长。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吴承明在治史方法上着意实证主义原则，他认为西方史学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本体论上是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集中针对的是历史事实的认识论。先生说也应当承认认识的相对性，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他认为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部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着作，也首先要求检验资料和资料的正确性。但他也认为实证主义不作价值评判是其局限，历史研究应当有价值评判。不过经济史学的价值分析颇难，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虑，即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则应当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还包括对后代及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引逻辑实证主义治史，要求从一般规律和所研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此方法有许多局限性，结论往往是预言性的，并包含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是不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各种理论、学说纷纷传入中国。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系统论等新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学术界被借鉴和使用，在史学界也引起一场反思。吴承明先生从80年代初开始即多次在学术讨论会上谈经济史研究如何借鉴和使用这些方法，并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意见》，其后又发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一系列讨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分别从历史观和方法论、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等全方位、多视角的解析了各种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以及这些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利弊、如何具体使用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史无定法”的宏论，被经济史学的后辈作为治史的座右铭。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则是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的力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

蓄而不露、厚积薄发，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框架。吴先生坚实的历史学积淀与数理经济学功底，将经济学理论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市场入手对商品交换、价格、货币、人口等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构建起研究中国经济研究的经济学新框架。《中国资本主与发展史》虽为吴承明先生与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但是因为许涤新先生1988年不幸病逝，实际上从这部书的规划、设计、重点章节的撰写、修改全都由吴先生主持完成。而且由于这部书的编写时间历时20年，所以待书出版时许多新的研究资料被挖掘出来，为了使这部巨着能够达到预期的高水平，第二卷和第三卷全部书稿都是吴先生亲自修改补充新的资料。

吴承明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是“史无定法”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近年来在与先生探讨学术问题时，先生多次提醒我，研究经济史不要仅仅用经济学方法、数量方法，要关注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而且他还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先生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同时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以期从中西比较中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根源。

吴承明近年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从而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他认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当时经济制度的怀疑，纯粹的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经济思想的怀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

奖掖后学/吴承明

吴承明鼓励创新，

吴承明

关注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吴承明为很多年轻人的着作写过序言，每一篇序言都是一篇相关理论与方法评介的学术论文，鼓励创新、指出不足。吴先生有一句名言：带学生，指导论文是不带观点的，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鼓励，特别是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以后，即使是在先生年事已高，又患眼疾的情况下，每年都要为学生审阅博士论文。

吴承明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只要先生发现问题就直接指出，在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中，刘福寿写的《珍贵的一课》就是记述了先生铸颜雕宰、诲人无声的师德师心。

吴承明曾经10多年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不仅在任期间还是因年事已高辞去会长职务以后，都在关心着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对南开经济史学科的关注，南开的老一辈、新一辈经济史学者都得到过先生的帮助。

主要着作/吴承明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62)、《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978)、《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1985)、《民族资本主义行业丛刊》等等。主要论文有：《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论广义政治经济学》(1992年)、《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1995)等，其中不少着作和论文被译成英、俄、日文在国外出版。吴承明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当代中国丛书》等重要书刊的中国经济史部分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