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可持续城市化

可持续城市化是以满足城市中当代人和未来各代人的需求为目标的城市发展方式。

可持续城市化的内涵

可持续城市化是以满足城市中当代人和未来各代人的需求为目标，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需求内容和层次将不断增加和提高，所以可持续城市化本身隐含着不断地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动态演进过程。

可持续城市化本质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和解决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子系统之间，以及城市系统与周边区域等外部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实现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最优化发展，最终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可持续城市化表现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过程高效、功能完善。可持续城市化应视为一个多目标、多维度的弹性发展框架，在结构上表现为发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在过程上表现为发展的健康性和效率性，在功能上表现为城市居民福利的提高，在时间上表现为发展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发展的一致性和合理性，在整体上表现为发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可持续城市化集中表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控制城市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居民福利不断增长，城市代谢效率不断提高。

1.可持续城市化要求控制城市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

首先，可持续的城市化过程应该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控制城市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使城市生态足迹面积尽量缩小，尽量减少对城市内外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在评估城市人均生态足迹时，应参照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来计算，通过控制城市人均生态足迹增长来维持城市化健康发展，是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合理的内在要求。可持续城市化要求人们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调整生产生活方式，在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不断降低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2.可持续城市化要求城市代谢效率不断提高

其次，可持续城市化应该表现为城市代谢效率的不断提高，提高人流、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在城市系统内的运行效率，。城市如同生命体一样需要持续不断的代谢过程完成其正常运转，城市代谢效率是指城市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量的效率，包括城市系统中自然生态过程、社会生态过程和经济生态过程的代谢效率。城市是开放的复合生态系统与外界进行着动态的交换，代谢效率的高低影响区域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城市化就是要提高城市代谢效率，促进人流、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在城市系统内的高效运转，实现城市生态系统过程的高效。

3.可持续城市化要求城市居民的人均福利不断增加

再次，可持续城市化应当让城市居民的人均福利不断增加，。福利是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程度，人类福利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自由权与选择权、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等，人类需求得到的满足越多，福利就越好吸引。城市居民人均福利的增加是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完善的表现。

21世纪中国可持续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是中国城市化深入发展的世纪。中国的城镇化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但是，21世纪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城镇化面临以下四大问题：

1、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城市（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先回忆一下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可更清醒地认识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可持续城市化、城镇化面临的严峻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城镇化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城市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该时期的城市政策主要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影响，片面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忽视城市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城市被定位为生产中心而非消费中心。发展战略以“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主。该时期的城市化政策极为波动。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大炼钢铁，导致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造成“虚假城市化”(spurious urbanization)或“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现象。总体说来，我国城市化、城镇化的第一波是以“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为特征。有关学者也称之为“工业化时期的控制城市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controlled urbanization）。

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末。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使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农民们离开土地，进入乡村、小城镇一级的工厂从事生产劳动，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城市化过程”。无论是在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下(1994)，还是在私营企业壮大的“温州模式”下(1992)，抑或是“外资驱动型”的“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都带来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可概括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89年，全国共有大城市58个(其中特大城市30个)，中等城市117个，小城市275个，建制镇11873个。小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反之，大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下降。

进入1990年代，城镇化、城市化水平持续增长。伴随着城市空间的迅速发展和重组，第三阶段城市化(1990-2000)也随之到来。在这一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居民收入都经历了快速成长的过程。10年间，城市化、城镇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同时，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也为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以此为契机，我国城市空间开始迅速发展和重组。旧城改造方兴未艾；新区建设日新月异；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心商务区更是成为城市潮流。在城市扩张和内部空间重组双重作用下，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郊区化现象日益明显。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混杂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出现(1999)。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不再受行政体制的约束，为城市管治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耕地流失等问题，并加剧了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

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减慢，但城市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我国城市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或进行着大规模、大范围的急剧变化和转换，在一般经济发展中罕见的城市超常规扩张，是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这些城市虽然人文历史、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与职能各不相同，但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共同动力机制下，城市形态呈现出如下普遍的特征：城市形态演化剧烈，空间聚集与扩散并存，水平扩展与垂直扩展并存；城市建设失控，生态压力巨大，城市环境品质下降；许多城市在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历史风貌和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城市识别感不强，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目标指导下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等。因此，高速增长下的城市形态研究亟待分析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2、城市化加速情况下，城市“空间缺失”（或者说“空间失配”）对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美国学者Kain在1964年第124届美国统计协会年会上首次完整提出了“空间失配”假设。在国内又有译作“空间不匹配”假设。我把它表述为“空间缺失”。原来是指黑人居住区域比白人居住区域拥有更少的工作机会。那么，黑人寻找工作的困难就会增大，或者工资较低，或者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通勤时间，从而造成失业率的增高。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1990到2000年大城市数据（包含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信息）（Raphael and Stoll,2002）的分析显示：在2000年美国人口中，黑人受空间失配的影响最大，几乎所有存在黑人聚居地的大都市，黑人受到空间失配影响的比例都要大于白人。

如上所述，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一度停滞，但城市化却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不仅表现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基建投资规模、高速膨胀的城市空间、亿万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迅速消失的农地资源、惊人的煤电油运耗损、大量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不断扩大的工业区和居民区等等，而且发生着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大转换即“空间再造”，以及具有市场化和消费化特质的“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然而，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为价值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再造，是建立在不断剥夺农村居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对空间居住和享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对空间正义原则的侵害。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以下“六失”：首先是“失地”，近10年来，全国因承包地被征收而失地的农民超千万，失去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包括生产用地和居住用地。其次是“失业”，农民被强制与土地空间等物的生产要素分离，成为“下岗”农民，城市失业率2006城市失业登记人口1000多万人，失业率为5%。其三是“失居”，农民和市民失去原有居住生活空间，成为流荡的“帐篷族”甚至“露天族”；大部分城市百姓则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望洋兴叹；高低档次不一、类型不同的住宅区组成了城市空间的“马赛克”式的镶嵌图，也就形成了城市居住空间自然分异和极化，以至出现城市的“富人区”和“贫民区”。其四是“失保”，一些农民失地后没有社会保障，成为被社会曾经边缘化、遗忘的一族。其五是“失学”，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子女失学率高达65%；原来城市中心地带的居民被迫迁移到城市郊区后，教育设施普遍缺失，因而子女失学问题时有发生。最后是指“失身份”，失地农民既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也并没有成为市民。因此，城市化变成对一部分人的空间权益的剥夺。高速城市化就必然变成剥夺的加剧和矛盾的大量积累，因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样的城市化是难以持续的。

3、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由于城镇化的不充分，城镇化的停滞，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一直成为中国发展中难以破解的难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是加快城镇化、城市化。

第一，中国现有农民9亿（如按农民工进城打工超过半年的计入城市人口，那么，中国有7.3亿左右农民），是城市人口的2.25倍左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城市的1/3，农民增收是一个难题。目前，中国农民家庭户均经营耕地仅有0.6公顷，只有大幅度减少农民，农民家庭户均耕地才能增加，农业才有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减少农业劳动力剩余），农民收入才能增加；如果中国农民减少70%，即等于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2.3倍，农民收入亦可增加2.3倍。所以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

第二，农村的发展必须有城镇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只有城镇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美国洛彬矶的城镇化（克莱蒙）大城市的城市化、城镇化。

第三，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时期过长、农村负担过重有关，与长期分割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城镇、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在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能力还不够强大。

第四，2004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41%。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条件下，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浦东、天津、重庆、成都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大任务，就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破解的路径、方式或模式是多样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解构的根本标志是城乡“文明差异”的缩小，是城乡老百姓享受吃、穿、住、行、就学、就医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差异的缩小，是城乡百姓文明素质差异的缩小。

4、城市特色危机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

城镇化不充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城市正面临特色危机。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城市有这样的评价：中国城市有许多房子，但没有一座建筑。这番评价在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是那么的贴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座座钢筋水泥浇铸的“灰色森林”拨地而起，中国自古所谓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已经越发被“全球化浪潮”淹没殆尽了。当我们正沉浸于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拨地而起而带来的片刻欢喜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认真思考隐藏在都市“现代化”背后的许多忧虑、中国城市的特色危机。

当代中国城市特色危机主要表现为“六个盲目”性：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定位。中国一共有661个大中小城市，其中竟然有182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如广州提出15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把广州市建设成为具有强烈岭南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将广州建设成为国际性交通枢纽、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研中心、旅游中心，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和人类的繁荣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规划缺失造成视觉污染。据专家们介绍，目前我国的城市“色彩病”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1）很多城市长了一张“大花脸”。为突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不少设计师过分关注单个建筑，往往将自己的作品打扮得五颜六色，却不考虑和周边景观色彩的协调性，很多城市逐渐被涂抹成了难看的“大花脸”。专家指出，在不少设计师和开发商看来，具有亮丽外观的建筑比较抢眼，但当城市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类建筑时，难免会造成视觉污染。

二是“光污染”和色彩“实验场”倾向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城市、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改变自身形象、打造“标志性建筑”的愿望非常迫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缺乏先进理念，为了彰显“现代性”，盲目地贪大求洋或互相攀比，将一些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初期流行的元素照搬过来，比如过度使用玻璃幕墙等极易造成“光污染”的建筑材料。有专家指出，部分城市甚至有变成城市建筑色彩“实验场”的倾向，需要警惕。（3）千城一面缺乏文化底色。有专家无奈地表示，近些年出差去很多地方，除了在宾馆休息外，都不太愿意到城里走动，“反正走到哪个城市都一样”。此外，城市建筑大量采用人造色彩替代原有的自然石材、木材等材料的颜色。时尚涂料一次次地“抹”去了天然之色，也“抹”去了传统文化的底色。

三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搞形象工程。如有一座城市其实特别困难，特色是养奶牛，市领导下令，拓宽了一条大马路，在路两旁刻了许多花岗石的牛雕塑，有300多个。这个工程花费了上亿元，而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中，城建资金只有2000万元。那位市领导还对人说，“说不定两千年后有人挖出一头牛的雕塑，那就是我的伟绩”。这是非常可笑的。在“形象工程”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城市规划中的盲目性。

四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规划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人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个别城市还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

五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

六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认为我既然是城市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这麻烦就大了，有的城市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城市形象设计和建设的理想状态是“天人合一”的状态。中国明代学者文震亨提出过，好的建筑环境能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即“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种境界，可以说达到了主客体之间的高度和谐。目前中国不少城市的规划设计中的“六个盲目”，可用“四忘”来概括出这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即“忘了整体、忘了主题、忘了主人、忘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