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协议背景

美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急剧增加，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美元大幅度过快贬值。“J曲线效应”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更加恶化。

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1680亿美元，占GDP的3.6％，其中，3/4的赤字来自日本和西德的经常项目盈余。

卢浮宫协议的签订

1987年2月，七大主要工业国(G7)政府坐不住了，G7国家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采取联合措施制止美元的跌势，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于是G7政府官员在巴黎召开协商会议，此次会议协议史称“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

该协议的主要约定是：

1、日本和西德等实施刺激内需计划，美国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

2、G7国家加强外汇市场“干预协调”，秘密保持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非正式浮动区，如果汇率波动超出预期目标5％，各国要加强合作干预。

该协议的主要精神是：

1、七大工业国应共同合作来稳定汇率。

2、七大工业国建立共同磋商机制，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该协议的结果：

卢浮宫协议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太大动荡。

卢浮宫协议与广场协议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发生了两次大幅度调整：一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主要为解决日美贸易争端，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二是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主要为解决美元过度贬值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日元对美元出现短暂性的大幅度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这两次大幅度调整，起因在日美贸易摩擦和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都是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国际社会施压和国际会议汇率协调机制来促成和实施的，对日美等国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影响。

1、就美国经济而言，总体上积极效应要大于负面效应。两个协议本质上就是以美国政策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签署的。特别是卢浮宫协议以后，美国外贸出口迅速扩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均有较大下降。

1987－1990年，美国外贸出口增幅持续保持在10％以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由1680亿美元下降到920亿美元，占GDP的1.6％；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4.5％下降到3.4％。这些变化对强化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和缓解国内“滞胀”及就业压力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卢浮宫协议之后，由于美国采取过分强硬态度促使日本和西德下调利率，而日本和西德受国内经济状况影响一时又很难下调利率，受市场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纽约股市于1987年10月19日出现了严重的股价暴跌。当日纽约股市暴跌22％，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同时，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也促使美国由净债权国逐渐转变为净债务国。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2、就日本经济而言，1985年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事实上成为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签署广场协议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萧条局面。

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1986年的负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但由于当时日本经济总体上正处在复苏增长的上升期，国内各行业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普遍充满乐观和自信，同时，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发挥了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益的积极作用，日本国内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以民间消费为先导的投资热潮，有力拉动了日本国内总需求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广场协议前后，日本为缓解日美贸易摩擦，在同意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并没有放开进口市场，而是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进口美国商品，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从1986年1月开始，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五次下调公定贴现率，将其降低至当时国际上的最低水平2.5％。

卢浮宫协议以后，日本银行将此2.5％的“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持续时间长达27个月。日本银行官定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有力促进了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日本金融机构贷款与GDP的比例80年代初为50％左右，到80年代末已升至100％。1987－1989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0.2％和12％，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由于货币政策极度扩张，1988－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0％、4.4％和5.5％，明显超过80年代前期3％左右的平均水平和同期其它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大量过剩资金流入了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引致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1987－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平均上涨94％，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而同期，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仅上涨3.1％。由于在资产价格暴涨的同时，消费物价没有大幅上涨，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银行和经济企划厅对资产价格泡沫都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当时政策决策关注更多的是实体经济的增长、消费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虽然认为在金融领域和资产价格方面出现了一些“异常”，但在当时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被实体经济扩张带来的经济效益所迷惑，决策当局对当时的金融领域“异常”问题只是发出过警告，进行过风险提示，而并未及时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这样，信贷增加创造泡沫，泡沫扩大促进信贷增加，信贷增加进一步创造泡沫，如此循环促进，到1989年底日本已经全面步入泡沫经济之中。

泡沫经济不断膨胀，日本政府逐渐感受到了压力。1989年5月，日本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维持了两年多2.5％的“超低利率”提高至3.25％。1989年底，强烈主张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上任伊始即将公定贴现率由3.75％提高到4.25％，结束了日本“超低利率”时代。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使之高达6％。同时，日本央行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业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业实际上已不再增加新的贷款。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1990年跌至7.4％，1991年跌至2.3％。由于过急过快的信贷紧缩，日本泡沫经济1991年开始崩溃，从此陷入了持续不景气的低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