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斯威齐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1910年4月10生于纽约，1937年又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至1933年他曾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局服役4年，二战后，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后因未能谋得终身教职，而于1946年离开哈佛大学，此后，他曾先后担任康奈尔、耶鲁、斯坦福、曼彻斯特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于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并任该刊主编直至辞世。1983 年他被印度贾·尼赫鲁大学授予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他获得演化经济学会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2004年2月27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3岁。斯威齐是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颇有成就。

生平简介/保罗·斯威齐

保罗·斯威齐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于1910年4月10生于纽约，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三，父亲是纽约国民银行副总裁，后来他继承了父亲一大笔遗产。他193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37年又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至1933年他曾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这期间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认识到：西方的主流派经济学无助于理解20世纪的重大事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然而，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又受到忽视和浅薄对待，这方面的英文出版物也极少。这种现状激起了斯威齐要建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

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斯威齐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哈佛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革命的讨论。他当时为各种左派机构工作。1937年，他给国家资源委员会做“美国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分析，并在1939年作为全国资源委员会著名的报告《美国经济的结构》的附录出版。与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所谓的大量美国公司由管理层控制的论断不同，斯威齐指出了由工业和金融联盟组成的八大“利益集团”。他列出的第一个集团便是J．P．摩根公司投资银行与他父亲工作的第一国家银行的联盟。接着斯威齐分别在1939年和1940年给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和主管美国经济分析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做了关于竞争和垄断的研究。

整个30年代他写了不下25篇的经济学文章和评论。他在那个时期写的两篇文章对他后来的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第一篇是1938年6月发表在《经济学研究评论》上的《预期和经济学的范围》。第二篇是他1939年8月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的经典之作《寡头垄断条件下的需求》。前一篇文章反映了凯恩斯式的对市场不均衡和不稳定的忧虑。后一篇文章介绍了关于寡头垄断条件下定价的著名的“折弯的需求曲线” 理论，它解释了寡头垄断下价格倾向于上涨的原因。这两篇论文都对斯威齐和保罗•巴兰后来提出垄断资本理论有重要影响。

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正是由这个愿望所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也结束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多年教学生涯。1943年秋末斯威齐被派往伦敦战略服务处的调查分析部，负责把时事通讯编辑成月刊，取名为《欧洲政治报告》。这些时事通讯采取明确的左的、反法西斯的立场。斯威齐非常喜欢他在战略服务处主编杂志的工作，并表达了战争结束后要回到美国创办自己的杂志的愿望。

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局服役4年，二战后，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后因未能谋得终身教职，而于1946年离开哈佛大学，此后，他曾先后担任康奈尔、耶鲁、斯坦福、曼彻斯特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专心于创立严肃的、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并任该刊主编直至辞世。

于新中国革命胜利那年创刊的《每月评论》一开始便关注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发生的革命。在50年代《每月评论》对外主要关注冷战，对内关注麦卡锡主义。胡贝尔曼和斯威齐一直都认为麦卡锡主义试图瓦解劳工、农民和民权活动家的新政联盟。因此，所有的编辑在那个时期都成了审讯对象。1953年，胡贝尔曼被乔•麦卡锡参议院委员会传唤。1954年，斯威齐被传唤两次。斯威齐拒绝回答参加亨利·华莱士新罕布什尔州选战的人的行动，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讲座的内容，以及他是否信仰马克思等的提问，认为这些问题侵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他被认为藐视法庭并遭到监禁(在那里他被保释出来)。1957年6月17日，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斯威齐的判决：不能因为跟颠覆活动“很少关联”的政治行为而侵犯宪法赋予斯威齐的自由权。对这个案子的判决书成为维护学术自由的著名判例。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1年斯威齐在剑桥大学作讲座，题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后来收入题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一些文章》一书中，1972)，成了关于《垄断资本》最初争论的最深刻的讨论。这时期他在年轻左翼政治经济学家中几乎成了神话人物。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和保罗·萨缪尔森1973年在《纽约时报》上写作关于急速发展的新左翼经济学的文章时，认为斯威齐毫无疑问地是美国激进经济学的领袖。

在20 世纪80 年代供给经济学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下, 斯威齐和马格多夫不断地回头仔细研究了30 年代关于停滞的论战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投资中的问题。1987 年斯威齐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撰写的文章中， 给出了他对垄断资本主义分析历史的最简明概述。

1983 年他被印度贾·尼赫鲁大学授予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他获得演化经济学会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2004年2月27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3岁。

主要著作/保罗·斯威齐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在《每月评论》杂志社，他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事，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著，这些论著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故此，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他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

《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

《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

《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

《革命后社会》（1982年）

《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

《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1942）

《论向社会主义过渡》（1972年）

《再谈（或少谈）全球化》（1993年）

《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 Harry Magdoff）（1993年12月11日）

《共产党宣言》在当代（1998年）

经济思想/保罗·斯威齐

右边斯威齐，左边马格多夫一、斯威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1、斯威齐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他的成名作，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这本书中，斯威齐对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进行了特别有说服力的创新性解释。他几乎考察了所有的基本问题，从劳动价值论，一直到利润率下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这本着作只是一部引证性的着作——收集和排列引语。他将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公允的也是清晰的表述，同时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想。

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论》，斯威齐奠定了其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立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显示了很高的独创性。

《资本论》从方法论上讲，斯威齐明确表示要继承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和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变革）眼光。因此，既遵循《资本论》第1卷所实践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步骤，以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积累冲动，又学习《资本论》第2、3卷所更多运用的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分析中纳入先前有意识舍象的某些因素，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斯威齐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来不及分析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做出自己的答案。

关于立论基础，斯威齐一方面确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圭臬，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积累与劳动后备军理论、国家学说、资本积聚与集中学说以及资本主义过渡性学说等等。但同时，他也很注意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者内外部的论争以及当代西方学者对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种种观察。其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用于介绍、鉴别和评论各种相关的和相悖的学说，并有所扬弃和综合，其中特别受人注意的人：肯定和补充博尔特凯维奇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修正（经此介绍和补充之后，这一问题后来引起了长达20年的论战），介绍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实现危机”和“崩溃”问题上的争论、重申罗莎·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和“议会道路”论的批判以及吸收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

斯威齐对于马克思用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看法持批评态度，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但他不仅只是批评，他还发展了马克思着作中关于消费不足论的思想线索，虽然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消费不足论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并未得到像利润率下降理论那样充分的论证。斯威齐在充分挖掘马克思着作中消费不足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提出了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意谓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驱使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提高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于是，在消费方面就呈现为：一方面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增长落后于全部剩余价值的增长，同时新增积累中工资支付的部分在减退；另一方面，消费品的产量却至少是同生产资料投入量同比例增长，结果就有消费量增长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趋势，迟早便有物价下跌和产量削减的经济危机，或是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停滞；即使存在着抵消消费不足的因素，也未能从根本上将这趋势扭转。这个危机和停滞理论，既不同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讳莫如深的资产阶级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或小资产阶级的（如西斯蒙第）消费不足论，也不同于（多布和普利赛尔等所误解的）单纯的利润率下降危机论，更不同于把生产同消费截然分开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比例失调论。然而，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消费不足，又包容了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比例失调，所以，在斯威齐看来，这个危机理论既可以把散见于《资本论》各卷看似不同的马克思的各种言论统一起来，又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者们各执经典一词而产生的混乱。

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分析，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做出了创造性的和细致的描述。他指出，积累是垄断的正常伴侣，因为积累扩大了生产单位的规模，而规模经济效益正是促使竞争走向集中和垄断的基本动因；反过来，垄断把剩余价值从较小块的资本转向较大块的资本，这就提高了积累在一定量剩余价值中的比重。对价格高于均衡值、产量低于均衡值的垄断资本来说，高额利润本已有了保证，现在垄断提高了积累率，有招致利润率下降的可能，垄断组织更不愿意在自己的禁脔内使用其积累，而宁可将新资本投于行业之外或国外的竞争性领域，并且更注意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这就加剧了竞争性领域中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的趋势，即增添了危机和萧条的诱因。可以看出，斯威齐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有着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具体的分析。由此，斯威齐又为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著名命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注入了新的内容。比如，他指出：保护贸易的政策，有时不是自卫，而是进攻，即便利本国垄断资本对外国倾销；资本输出诚然是在国内投资机会不多且民众贫困的条件下进行，但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和民众贫困又恰恰是由垄断资本的对外投资决策（追求较高边际利润率和减轻国内劳动力市场压力）所造成；帝国主义固有其经济、政治根源，也有垄断资本所歪曲和煽动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作祟。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剖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前所未有的；对帝国主义极限的界定，亦颇有新意。

可以说，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副题，却不仅是一本在英语国家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是用马克思的方法与基本原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专着。有人甚至认为，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于那些想要认真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生来说仍然是最好的入门书。

2、斯威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他与保罗·巴兰合着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垄断资本》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个学派——垄断资本学派——的形成。此书所阐述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激进经济学派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卡莱茨基（Kalecki）和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的思想的继续发展。他们在着作中明确提出：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重新结合起来的先导者是卡莱茨基，“他不仅‘独立地发现了（凯恩期的）《通论》’，而且还是第一个把他所称的‘垄断程度’包括在他的综合的经济模型之中。在同一方向继续走出一大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卡莱茨基的影响），是约瑟夫·斯坦德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1952年）。任何熟悉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着作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本书作者利益于它们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我们没有更频繁地引用他们的话，或没有更直接地利用他们的理论表达，其原因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更方便和更合用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

巴兰和斯威齐力图在一个巨型公司和大政府的时代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主要关注美国——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中关注于英国——将其作为最重要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也以30年代的大萧条与40年代由战争引致的经济复苏作为背景。在理论上的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要比斯坦德尔简明得多。在他们的理论中，中心范畴是经济剩余（即剩余），整个理论“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所谓经济剩余，它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斯威齐和巴兰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剩余增长”的趋势，而不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剩余趋于增长是因为巨型公司具有垄断定价权力，所以他们可以从美国经济中的非垄断部门和欠发达国家剥削剩余。对于这个系统的内部逻辑的基础性问题就是所谓的“剩余吸收”问题，即谁将购买这些垄断巨型公司生产出来的物品？

由剩余增长和剩余吸收难题，他们进一步推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2] P105），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存在着停滞的趋势。他们强调，如果不存在对停滞趋势的抵消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他们指出了三种一般的抵消力量：企业的销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和政府的军事支出。他们将大政府和帝国主义拉进其垄断资本主义模型的作用之中。尤其认为军事支出对于购买剩余产品是必要的；这样我们需要冷战和帝国主义，以阻止经济再次滑入萧条。这里又一次可以看到斯威齐与凯恩斯主义的联系，以及与当时走出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将我们带出大萧条的就是为战争而支付的巨大的赤字支出。这也是军事凯恩斯主义使之清晰的一种观点。

3、斯威齐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业就是他创建《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并担任编辑（co-editor）达50年之久，应当说这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每月评论作为一个理论阵地，它维持并团结着一个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这些人始终关心谈论的是实际的世界，而不致沦落到或者是偶像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重复或者只是关注学术界琐细的地步。在维持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位置方面它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每月评论甚至形成了所谓“每月评论学派”。这一学派在20世纪70、80年代持续地对于帝国主义和欠发达予以关注。这也与众所周知的“依附学派”相关。只不过每月评论学派给依附学派的主张中加入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精神。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月评论》存在着，发展着，度过了黑暗的麦卡锡时期（McCarthy period），60年代时它曾是左派的标志。这之后，仍然继续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注意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新现象、新问题。其中更为主要的仍然是斯威齐本人的贡献，他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主要与麦格道夫合作，记录下正在出现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即在资本主义运行中变得日益重要的金融的作用，这被称为“金融化”。应当说他们二人是左派中最先注意到这种现象并给予理论关注的人。他们以其一贯典型的严谨态度，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出发，考察“金融化”的更为广泛的内涵，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所以，有人从《每月评论》的社会影响以及估量斯威齐一生对左派的贡献角度，将《每月评论》列为斯威齐一生中的第一贡献，是恰当其分的。

保罗·斯威齐二、斯威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任教期间，斯威齐就已显露了很高的才华，师从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全面而系统地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两人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相异，但斯威齐仍得到了熊彼特的器重，并与熊彼特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两人曾就“如何结束大萧条”及“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发生争论，熊彼特认为罗斯福新政意味着对正常发生的创造性破坏和创新过程中的企业家的压制，而斯威齐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又借鉴凯恩斯的观点，认为政府计划和干预有其必要性，劳动人民的干预更有其必要性。目睹他们的争论，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回忆时将熊彼特比为“聪明而睿智的魔法师（the foxy Merlin） ，将斯威齐比作“年轻的圆桌骑士”（young Sir Galahad），认为斯威齐很早就已“将自身列入他那一代人当中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之列了”[4]。

斯威齐在早期主流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就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寡占企业定价问题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称为“折弯的需求曲线”（kinked demand curve），这种需求曲线的折弯指的是寡占企业因其定价权力而能够在正常的平滑需求曲线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外进行高定价。这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此贡献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很显然对左派和斯威齐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茫无所知，在一次聚会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还记得斯威齐这家伙吗？他提出了折弯的需求曲线理论，多么优秀的年青经济学家，可惜那么早就死了！”

人物评价/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 Paul Baran in cuba 从《资本主义发展论》开始，在长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斯威齐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两个方面：分析以垄断、帝国主义和世界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斯威齐在其学术研究中，始终贴近现实，既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和基本思路，又有自己的创新，在比较和鉴别中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使他身处垄断资本主义大有发展的20世纪，理论联系实际而有相当出色的理论创新。应当说，经过他一生的努力，加之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他实现了其创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

作为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 他创立了新的左翼机构———《每月评论》， 以此他能自由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同时使一批人从老左派转到新左派， 还培养了一代新的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拉塞尔·雅可比在他的畅销书《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 中写道： “《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 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和亨利·马格多夫的著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 其他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一致性、创造性和勇气方面都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当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美国学者时， 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这些作品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为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处在大学之外， 他们为受过教育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 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曾写道： “讲述真理的渴求是成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 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保罗·斯威齐2004 年2 月27 日在纽约去世。他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学术独立的典范，也展示了巴兰所说的勇气和对学术的献身精神。通过创立《每月评论》， 他让其他人分享了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他的生活是我们的榜样。

斯威齐的贡献包括多方面： 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和经济学的。事实上， 现在斯威齐在社会学领域受到重视最多，他在社会学很多地方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包括针对C·莱特·米尔斯《权力精英》( The Power Elite ) (1956) 的经典之作提出的关于是统治阶级还是权力精英这一重要的论战。在斯威齐看来， 米尔斯用由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三大权力精英来说明问题有很多缺陷， 因为财富持有者是统治力量。不仅政治家会屈从于财富持有者， 而且军事领导人也会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斯威齐在尼克松任职期间所作的“关于美国体系的想法”中指出， “从杜鲁门政府开始， 国防部长通常由国家最大公司如通用、宝洁、摩根抵押信托公司和福特的最高主管所控制”。斯威齐对美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角色的清晰分析， 在他关于美国军事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对阶级性剥削的组织和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努力等各个层面上的分析上都更具体清楚地表现出来。

斯威齐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学家， 但他扩展了分析的领域。例如，《每月评论》在1985 年7 月和8 月由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发起，在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 的组织下， 编发了《宗教和左派》的特刊。在《马克思主义四讲》中， 斯威齐开始讨论辩证法和马克思思想中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进入了认识论(和本体论) 领域。

环境也是斯威齐一直都关注的领域。在畅销书《社会主义引论》(1968) 中， 胡贝尔曼和斯威齐强调了要保护自然资源。《垄断资本》中说到生产应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 由大量的销售手段产生的不必要开支应被缩减。巴兰和斯威齐1964 年发表在《科学和社会》冬季号的重要文章《论广告》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1972 年4 月号《每月评论》的《汽车和城市》一文中， 斯威齐深入批判了汽车化和美国社会———造成城市扩张和汽车轮子上的一代。在同年11 月《经济学季刊》中， 他也指出“全美汽车化带来的所谓的‘好处’包括城市退化和崩解、对土地造成可能不可逆转的破坏和空气污染”。1989 年， 在世界对全球变暖和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关注增长的大背景下， 斯威齐写了两篇突破性的文章：《资本主义和环境》(与马格多夫合着) 和《社会主义和生态》。在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 著作的基础上， 斯威齐遵照他一贯的分析逻辑， 得出比生态经济学家更激进的观点。他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倒退， 而不仅仅是上几个世纪积累趋势的减速”。但这正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所不允许的。

道德勇气/保罗·斯威齐

麦卡锡听证会美国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二战后50年代的麦卡锡时期，对于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学者来说殊为艰难。但斯威齐仍以其作为和主张显示了其理论信仰的坚定性和学者的道德勇气。他所遭遇的案例即美国最高法院对“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政府”一案的判决后来也被人们用作学术自由乃至终身教职制度的司法依据：

1951年，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通过法案，全面管制颠覆活动。其中规定，颠覆分子不得受雇于州政府，包括不得成为公共教育机构的教师。1953年，州议会决定调查颠覆活动。1954 年，斯威齐两次被检察官传唤，接受质询。他对两类问题避而不答，一类涉及其妻子、朋友与进步党的关系，另一类涉及他在课堂上讲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他的理由是，这些问题与主旨无关，而且侵犯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公民权利。检察官要求斯威齐到法庭上回答这些问题。在法庭上，斯威齐因拒绝回答而被判蔑视法庭罪，遭到监禁。此后，州最高法院支持检察官的要求，要求斯威齐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此案最后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了斯威齐。大法官沃伦的判词不仅充分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必要性，也对其内容做了界定（即四项自由）：“自由在美国大学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都不应低估那些对我们的青年进行指导和训练的人所起的关键作用。把任何紧身衣强加给我们大学的思想导师身上都会危害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对任何一个教育领域不做如此理解，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发现。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学术不能繁荣。教师和学生必须永远自由地追问、自由地研究、自由地评价、自由地获得新的成熟和理解，否则我们的文明将会停滞乃至灭亡。”另一位法官法兰克福特在附加意见中指出：“任何政府对大学知识活动的干涉”都可能危害教师的基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