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价值(主要指公共价值)达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看法,也即对价值形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观点和态度。

价值共识的特征

1、一致性

同质的，未分化的社会结构内在地需要一种把社会成员凝聚和结合起来的粘合剂，需要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来协助政治力量实现社会整合，而价值观正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现代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迪尔凯姆曾把承担这一使命的价值观称为“集体意识”，在他看来，以机械团结为特征的传统社会，需要一套稳固的，且被共同体所有成员一致抱持的价值情感和信仰，只有依靠这种一致性，集体性的价值信念，才能够维系着同质社会的机械有序性。

2、普惠性

是指使一个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受益，尽管这种受益可能是差异性的，不是平均性的，但是大家必须合理分享。比如像公正、和谐、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价值观念。

3、共享性

是指社会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应该被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接受、理解和信奉，并且因为融化在血液中而身体力行。那么价值共识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实现，首先就得看价值共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性。

价值共识的基础

价值共识的现实基础

1、共享客体存在。

共享客体不等于价值,存在也不等于价值。共享客体确是形成价值必不可少的标的物。由于人的需求的多样性,物对人的价值也具有多样性的价值丛。对同一共享物,主体之间可能基于不同的价值,也可能是基于同一价值,以热带雨林为例,你看到的是他的生态价值,另一主体可能看到的是它的经济价值。即“你我之间有共同的价值客体,即共享客体,但并未表现共同价值”。即使同时看到他的生态价值,但是不同的主体对他同一价值大小的认识还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共享客体的存在是价值形成的必要的基础。其中,公共物品则是共享客体的重要的部分。公共物品的存在对人们的价值是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指同一价值客体或同类价值客体能同时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众(或民众)的相同需要这种效用和意义。公共价值具有普适性、公众性、社会层面性等特征。公共哲学、公共行政、普世伦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存在为价值共识提供了价值自觉的必要和更大的理论空间。哈贝马斯赋予公共领域以新的含义,在那里,人们可以对他们关系的问题及逆行自由、平等、理智的讨论。这是一个联系的话语和影响的领域,是民意所形成的是独立于政府和大公司的领域,是反对操纵盒宣传的领域。再者,生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反恐问题、贫困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使得“共在”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状态显明化,它们从客观上促使人类在许多方面需要全球一致的基本理念和共同规范。

2、解决价值冲突的需要

价值冲突是价值共识形成的原因与重要基础。没有价值冲突就无所谓形成价值共识,价值共识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只有在发生价值冲突的地方,才会萌发产生共识产生的意识。价值冲突产生了一些后果,这些后果对主体造成了影响,人们认识到了价值冲突的存在及后果才会想到应当形成价值共识以减弱价值冲突的影响。冲突是事物进步、发展的动力,是事物的常态,因此价值冲突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强与弱的问题。既然价值冲突总是存在,那么人们为了共处总是在尝试着寻找解决冲突的途径。要么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让别人接受自己,要么是研究别国的价值观与利益,以做到理解,或者双方互相妥协让步。无论做出怎么样的尝试,正是价值冲突的存在萌发了人们达成价值共识的想法。尽管达成价值共识的路子很难走,但是价值共识本身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价值冲突常常表现为对抗,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隐藏在价值冲突背后的共同性东西却容易为我们所忽略。能够形成价值冲突,就说明人们对对该共享物体有着同样的理解层次。寻找这共同的理解层次,找到价值共识的点。就能够为找到达成价值共识的钥匙。

价值共识的哲学基础

价值共识是一个基于现实而不是在头脑中完成的过程,是主体双方或多方共同努力的过程,而主体间性则强调在实践中主体双方的平等互动,因此我认为主体间性是形成价值共识的哲学基础。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是胡塞尔晚年为了突破唯我论而提出来的。主体间性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性和统一性,是两个或多个个人主体的内在相关性。”主体间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独立存在,地位的平等,二则双方有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1、主体间的地位的平等。

主体间性要求双方或多方都具有主体性、地位平等,包括人格平等、机会平等,这里的平等是相对的,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主体间性要求双方彼此承认双方的地位和权利。双主体或多主体的平等的地位是价值共识达成的前提性基础。价值共识的主体应当是地位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的,是具有主体性的主体。若身份不自由,或者对同一客体的权力不对等,那么价值共识极可能演变为表面服从,内心反抗的矛盾心态。迫于封锁限制的压力,主体的一方就有可能屈从于其他方。当把全人类作为类主体的时候,个人本身就是类主体的一部分,一份子。我们可以把他这种关系描述为看作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2、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

主体间性要求双方的交往应当是协商的,而不是强制的。是主动的交往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未经反省与质疑的价值共识必然是虚假的共识,而且达致这种虚假共识的过程也一定是非民主的。任剑涛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提出了强力预设与同意预设。“缺乏各个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全球精英的认同,而只是西方国家一厢情愿地依靠自己的实力推销前述的全球价值,那只会导致全球围绕这些价值理念的文化间对峙,使得全球陷入一个西方国家的价值侵入与非西方国家的价值捍卫的对垒战之中”即主体双方多方的交往应当建立在互相摆出观点,通过共同展示自己的价值倾向,接受别人的评价并讲明自己的理由的过程。这是一个征得其他主体的同意的或理解的协商的方式。也是双方重复博弈的一个过程。

3、主体间的交往过程。

主体之间的交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获得平衡,然后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条件的变化进行新的波动与较量,继而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价值共识之达成并不没有把任务完成,价值主体的双方的历史性的变化、价值共识的共同对象物的变化、达成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原达致的价值共识有可能变得更强,有可能变得更加弱小。共识不是指每个人对某件事的主动同意,虽然我们称为共识的现象大体上可以说是接受,即泛泛而言或基本上是消极意义的共识。

4、主体的多重目标。

主体间的交往总是希望达致一定的目标,这里的目标不仅仅包含自己的目标,也应包括他人的需要和目标,因此是双方或者多方的目标丛。为什么要达成价值共识?达成价值共识对主体有什么意义?价值是对象物对主体的有用性。人们之所以要达成价值共识必然有其理由与原因,即达成价值共识的价值。我认为价值共识的目标是寻求最小的反对意见。只有得到普遍认可,找到最小的反对意见的方案才有希望被贯彻执行。当决策的强制执行难以实施时,就希望采用共识决策法,这样每一个参与者将被要求对决策施加影响。要形成价值共识的应当是面临具体的问题。我们的主体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各自的利益与要求,他们最终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单个的社会个体,做一件事情时并不能只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应当考虑到我们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的关系。我们存在与社会中,我们的需要的形成来源于社会,而我们的需要的达成也与社会提供的资源有关联。不应当仅仅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发,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想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个人只有把自己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才能够更好的实现。

5、主体互动的语言基础。

主体间的交往时要语言做基础。当然可以使肢体语言、可理解的表情或者有声语言。各民族的语言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且人类的语言是可以相互理解的。随着人们的交往的深入,人们都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都能够掌握第二语言甚至十几种语言。这样就为我们理解别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当然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对外来语言的引入加入了更多我们自己的理解,可是我们也能够展开对别国的思维方式的探讨,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思维方式。我们说每个民族都有保存自己语言的权利,都有讲自己语言的权利,如果我们的共同追求的价值大于我们对于民族语言的不可妥协性,那么我们选择哪种语言来交流都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我们各国语言的风格,而在讨论共识的时候做短暂的妥协。如果实在坚持,也可以用语言翻译器或者懂得主体各方语言的翻译者为我们提供语言上的便利。因此语言的可理解性能够成为我们达成共识的一个基础。

价值共识的必要性

价值是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根基，人的生存性质和状态如何，往往是由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内容决定的，共识是指经过同意而来的社会和文化的统一，特别是在社会整体和社会集中的人们，彼此之间适过竞争和协商出来的集体性同意。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E．拉兹洛．1997：78)贝拉在分析日本传统价值时说：人的社会行动虽然确实要受到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所规定，但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承认并通用的一定的社会价值的规定”。(罗伯持．X.贝拉，1993)“认识一致是人娄任何真正结合所必需的基础．这一结合与其他两个基本条件有相应的联系感情，感情是的充分一致，利益上的某种相通。”(奥古斯特．孔德．1996：19)韦伯认为．相反的价值和信仰不必是敌意的，即使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人们还是能够求同存异的，能够共存的。米德认为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使其成员通过理性的程序达到一致。(乔冶．H米德，1992：6)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论指出，陈述句子的真假值是取决于参与讨论者的共识”而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他将此原则延伸到价值范畴，即在理想沟通情境里的共识并不局限于事实陈述。维特根斯坦说：遵守规则不依赖于终极理由(江怡，1998：47）将以上论述与巴赫金的双声与复调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价值共识的学理，就更具现实意义。简要勾勒：有价值一好的一应该去做；无价值坏的一不应该做，形成价值共识，作出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就发出了价值命令。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价值判断比法律强制更有约束力。当然，形成价值共识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然而，无论取得共识多么艰难，无论共识的范围多么狭小，无论共识的层次多么低微，没有一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和履行的东西，没有一些起码的善恶是非标准，我们就无法进行任何沟通和交往，我们就无法生话在同一个世界上。

价值共识的主要路径

1、进行范式修正

按托玛斯．库恩的经典解释，范式(paradigm)是人们”对事实的共同理解、进行科学探究的规则和共同标准”。指的是一定时间内某科学家群体共同接受的概念及工具性技术的结构化总和。尽管创造者本人此后没有使用它，该概念却因其功能性价值被广泛接受(高概，1997：1lO)皮雷奇斯进一步发挥，认为范式为所有社会成员定义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为社会成员提供作为参照系的各种标准、信仰、价值、习惯和生存规则。这种主导范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构成人们的现实期望，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通过社会化过程世代相传整个社会发生变化，它也随之发生变化(丹尼斯．皮雷奇斯，1995)维特根斯坦曾说，人们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刚，而且有时边玩边修改规则。人类文明进程中，每次科技大革命都引生了不同的主导社会范式。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率质近似，是共产主义信念、党领导下的联合政体、人民公社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三维一体。在这种高度集权，对一切生存资源乃至人身严格控制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价值观都是可以顺利地自上而下灌输以至内化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转型，引发一系列巨变。承载原有范式的社会和群体发生了变化，原有范式无法定义、解释、引导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对原有范式的修正和重构也就成为必然。当前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实质是大众生活方式的重塑，如何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已没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生活范式．是涉及到来来命运的价值抉择。

2、重视底线价值

社会上最重要的是对普通规则的遵守与尊重，生的价值和一切理性的意义原本就在日常生中只有走向事情本身”(胡塞尔语)，才能处于一片澄明之境”(海德格尔语)。朱熹讲“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朱文正公文集》卷11)高贵表现于力图实现自身的上升运动中。由于我们倾向于仅仅在生活中找到蒲足，所以上升运动的力量总是只为少数人所具备，而且即使在这些人之间也并不是都确定地具有这样的力量(卡尔．雅斯尔斯．1997：l851）罗尔斯认为相互重叠的其识等于公德，何怀宏在《良心论》中深刻地论述了“底线伦理”的意义。福泽谕吉说：社会中上智和下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庸碌碌终其一生。(福泽谕吉，1995：51我们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由庸人组成的。卢梭的“生存情感”就是一种底线要求；诺伊曼认为，现代人的道路应该先“到深处”，而不是先“到高处”：金子不是在天堂，而是在粪堆中找到的。(埃利希．诺伊曼．1998：124-125)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马克斯韦伯，1998：39)我们不可能都直接服务于上帝，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合法职业的辛勤劳动中；韦伯具有强烈的职业感，他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表现了他的终极关切。(韦伯，1998)对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职业，职业近乎于宗教。(杜维明，1997：60—61）帕森斯对医学、法律职业以及不同职业问的整合关系的研究(杜维明．1997.113—114。伯纳德．巴伯．1991)皮埃尔.布迪厄“一直保持一种职业警醒”。(皮埃尔．布迪厄．1998：266)薇伊把职业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论述；(s．薇依．1994：208)零点公司的调在结果表明，人们对道德作用低期望。北京青年相信，21世纪是一个更看重金钱(85.5%）、更看重法制（83.4%)、更看重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89%)的社会。（零点调查公司《零点调查》，1998：69)。老于云：“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曾国藩讲“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用力”。(《曾文正公家书》卷9)简单的观念也是被普遍的原则接合的，这些原则对一切人类都有普遍的影响。公民相处的最低标准不是共同信仰，而是世俗公民道德，单纯的思想、教义体系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但一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往往就模糊不清和平共处了。一个履行社会义务的人，可以是教徒，也可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们创造不出新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到崇高，我们至少应该坚持基本的为人之道；如果我们在信仰上统一不起来，我们至少应该在敬业精神上统一起起来。

3、加强中介转化

在一个通过调节保持守恒性的体系中，结构和功能是不可分的。帕森斯为了解个人怎样能把共同价值整合进来，提出了“社会作用”的理论，按照个人免得两可选择时是否服从集体的价值， 来分析两可选择的不同类型(皮亚杰．1984：71)。而“社会作用”是通过一系列中介来实现的。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现代社会科学诸家对中介有许多精到的阐述，说明非本质差别的普遍存在，决定了中介环节存在的普遍性，中介的居间作用决定了对立的相对性，沟通的可能性。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互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一切的都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布迪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围绕结构与存在的中介而写的，如对实践、惯习、场域等的研究；霍利斯主张在真实的和理性的信仰之间建立起一个桥头堡”，信仰的成功翻译和解释，必须预先假定“一个理性人不得不相信的东西，只是那些由前后一致的判断规则所组成的、一个理性人不得不赞同的认知情势，真实而理性的信仰需要一种说明，虚假和非理性的信仰又需要另一种说明，混合的说明用于混合的情况。过对于我们探索价值差异如何向价值共识转化颇具理论意义。中介是价值的实现过程，效应是价值的实现结果(关于中介的有关论述参见黑格尔．1959；斯大林，1964：5；艾丰．1993；聂暾，1998；庞朴，1997；王鹏令．1981；王铭铭，1997；霍利斯，1999等)孟德斯鸠说过：女人只能以一种方式显得美丽，却能以十万种方式变得可爱(潘知常．1997：204)。同理，价值只能一种方式显得正确，但却可通过中介以无数种方式变得可信、可敬。

(1)中介语言：现代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已经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研究主题、取向、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语言的交往、解释、理解成为关注的重点，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探讨语言中介与价值共识问题提供了雄厚的理论支撑。黑格尔说：同一种“意义”，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现，也可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还可能以街巷俚语的方式出现。一个词的意义可转换．同一意义可以由不同的词来表述(马克斯．舍勒．1997)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诸种意义得以表达，是借助于符号的运用来实现的，而符号的运用归根到底是日常语言的运用(哈贝马斯．1999：150)。维特根斯坦反对理论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对立(江怡，1998：8)；罗索认为术语的差异无法掩饰共同的旨趣；不识字的人们，其神圣教条，多半成立于传统信仰的故事(休谟语)。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使普通人的联系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三国演义》对老百姓价值观的影响绝对超过《四书五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通俗表达，是十三大报告官方话语的最民间表述；价值的共识需要语言的沟通．语言的沟通需要转换、补充、注解等“搭桥规则”的中介。官方的、理论的内容和话语，转换为民间话语表述的常识，而这些常识，久而久之就变成内化和观念化了的客观结构。从逆向来说，民谣俗语中蕴涵的价值观念也需要通过语言中介转换为规范。积极或消极，意味着希望或失望，把“失败”叫做“失去的胜利”，把“经济危机”叫做“萧条”、“不景气”，把“失业”叫做“待业”、“下岗”，其技果是不同的；理解或不理解，意味着赞同或否定。文化符号的本质功能就在于通过这种互动保证个体信念与社会福利之间平衡的持续动态发展

(2)中介人：李普曼认为，人们要依赖别人来塑造自己脑海里的图象，并依此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价值是以势能的形式潜存于社会结构中，只有同确定价值的主体发生关系时，才会显现于进行评价的接受当中。由此可见中介人的重要作用。吴晗、费孝通认为士绅维系着国家和社会的整合。中介人应该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责任是由我们个人的价值体系形成的。所有的人都负有道德使命，在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中，我们的道德责任也是不同的(Karl Liewellyn．1981：17)。韦伯称只有那些离乡背井、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才是佛门弟子，才是佛教的宣传者(马克斯．韦怕，1995：7)；萨特《词语》中称“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是教士一样的圣徒。”帕森斯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义务与责任同为社会系统的服务功能系结在一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达伦多夫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怀疑批判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和概念的现代“傻子”，类似中国古代“死谏”、“讽谏”的诤臣(帕森斯，1998)。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行动的力量感，而这种力量感本身又趋于产生义务感，我们能做，我们必须去做。“义务是一种内在的扩张——一种变思想为行动达列目的的需求”(查尔斯．霍顿．库利，1999：260)。他们以自己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时代要求、人民愿望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爱因斯坦认为，伟大人物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在对他们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中(爱因斯坦．1978：3卷108)。尼采在《查拉斯图如是说》中所挖苦的、虚伪的说教者、道德家们则能起到中介作用(1995：199-202)；康德说过，没有代表人物中介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形态，必然需要一种专制的统治形式(利奥塔，1997：172)。“他们无洼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中介人的境界、素质、水平与中介效果呈正相关。

(3)中介组织、网络：在帕森斯理论中，社会系统是围绕行动着的单位（包括人和集体)的相互作用带来的紧急需要而组织起来的。文化系统是围绕着符号系统中的意义类型而组织起来的。人只有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例如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的成员，才能有价值和权利(阿伦．布洛克．1997：258)。韦伯在强调西方文明独持性时，特别强调了合理自由劳动组织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1988：9—10)；吉登斯社会组织理论非常重视权威资源的开发，或通过直接控制，或通过收集、译制和再现信息，实现对个人的时空控制，现代世界是组织的世界，现代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它系统地利用信息，并将信息间的零散联系仔细译制，以便最大限度地控制系统再生产(安东尼．吉登斯，1991)。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都有一组独特的联系，即社会阿(肖鸿，1999)。同一网络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信任度高，交易成本低，经济效益大；张其仔将社学中的网络分析理论引进对经济行为的考察的思路予人启示(张其仔，1997)，在语言交往和价值共识的过程中，这些中介组织和网络起到了国家不能起的作用。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网的资源，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果。

(4)中介空间：韦伯的“在场效果”理论、福柯的“权力容器”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学说、巴赫金狂欢场所的论述、西田几多郎的场所”、布迪厄的场域”说等，其所指虽然不同，但对于我们探讨价值共识与沟通场所的关系是有启示的。在封闭的、集权的社会条件下，远离政治权力场所的人数越多，形成价值其识的难度就越大，所以，中国古代王朝借助一个庞大的政治信息收集和道德教化网络，而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近现代以来，公共领域越拓展，参加的人数越多，按统治阶级的意愿形成价值共识也就越难。哈贝马斯赋予公共领域以新的含义，在那里，人们可以对他们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讨论，这是一个联系的话语和影响的领域，是民意所由形成的领域，是独立于政府和大公司的领域，是反对操纵和宣传的领域。(哈贝马斯．1999）

4、发掘传统价值

现在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追本溯源，至少要反思一下激进启蒙的负面影响。旧的精神家园打破了，新的精神家园还无力建成。（余英时，l987：杜维明．1997；傅伟勋．1989：林毓生．1988；张岱年．1993：启良，1995；郑家栋．1997。)。贝拉分析日本现代化时敏锐地指出，如果不考虑明治时代前日本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不可能阐明的。这也是其《德川宗教》之所为名著的原因。他在《心灵的习性》中通过对美国人深层价值观的剖析，得出对现实颇富解释力的结论。现代性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断裂性，很多问题也出在断裂性上，当代人的历史意只被悬空搁置，如康德所说的“符号链条的断裂”。历史是珠串玉连的长卷，“在过去和现时之间，决没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不连续或互不干扰”(费尔南．布罗代尔，l997：85)。厚度和力量产生于历史而不是产生于时尚。过度的诠释淤积覆盖了其原初的意义。大学者无不对希腊文明进行反思。尼采对希腊文明的精辟分析，海德格尔提出回到古希腊文明；“我们以回到康德为借口，只不过是以他的权威来保护人本主义的偏见而已。庞朴认为要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分开来。文化传统是溶入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是一民族最深沉情怀之寓所，人类的早期记忆像个体的童年经验一样，在其日后的成长过程中会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在后漫漫的岁月中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来，对文化的进程、文化的流向施展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影响。”(蒋原伦，1998：34)。为我们今天重建理性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真与善的统一，提供了历史的先导。”(杨荣固．1998：3)。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硕果仅存，历史传统形成的文化形式含有弥足珍贵的心理积淀和相对独立特质：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要素，在历史长河中，多层次上整合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功能，确立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的指向和特质，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本土资源。发掘传统价值不是同后看，而是接通传统的营养的血脉，而是获得一个真正的起点：对传统理解的深度，不仅取决于对传统的理解程度，更取决于对今天现实的反思深度；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走向传统价值，而是传统价值走向今天。价值观的根本来自现实社会生活，对传统价值的选择以现实需要为导向，传统价值观念像一幅画的底色，新的创作不能没有底色；不能把现代性的风筝放飞到空中，却割断了连接大地的线。

5、利用现代科技

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科技的社会功能，哈贝马斯系统地论述了科学与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论。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洽是靠对世界作神话的、宗教的解释来论证其合法性；资本主义兴起后，通过韦伯的世俗化过程，公平竞争与平等交换成为资本主义的直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科学成为新的合法性的基础。(高亮华，1996；83—102；俞金吾，1993)。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构成人类精神平行飞跃的双翼，两者之间的互相对立与互相解毒，应该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较佳模式。雅典城邦的共识是在一个演说者的听距范围内。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媒介是决定大众观念现代化的主要因素。罗斯福利用“炉边谈话”的广播与国民沟通，为美军参战做良好的动员；朱总理对吴小莉的关注，不是对她个人，而是对平民媒体的关注；政府上网，侯门不再深似海；如何利用现代媒体渗入价值引导，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现实课题，因为“世界不是围绕着新的喧嚣的发明者运转，而是围绕着新价值的创造者运转”。(尼采．1995：133）。总之，现代社会中价值是日趋多元的，探讨价值共识的思路、方法、渠道也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价值的差异与共识、愈分别，愈通连、愈求其同、愈见其异，愈判其异，愈见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