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11月高举《物种起源》,也许他并不是举的很高,但有人总是嫌还不够高。达尔文说,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人,是进化来的!
虽然这位先生并没有直接说出:人不是上帝制造的。但整个欧洲对教会不满的人都听见了,他们认为,达尔文的意思就是说人不是上帝制造的,既然人不是上帝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呢。
我们相当思考,为什么时至今天即使是生物界内仍有相当的人坚持认为,他们说进化论从来就没被证实过,人们只是相信它。人们为什么要相信它?现在我们确切知道,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与当时欧洲主流的“神创论”根本就是针尖对麦芒,而在他之前,另一位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卢梭,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但是卢梭的思想有一个致命缺陷,他没有解决人是怎么来的这一问题。因为人是神造的,那么在枷锁中也是理所应当,教会就这样冷冷的反驳了他。
语塞的野心家们足足等了近百年,终于,他们有理由大声吼叫,他们最开始只是这样吼:要自由!要自由!我们要生存!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中发出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一前一后两句话,便是以集体自由名义发动的法国大革命的最好注脚。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已可以理直气壮的喊:教会下台!交出权利!欧洲震动,政治家们无不蠢蠢欲动。
当然,最后的胜利者是谁,已是一个不需要复述的答案。
但是,胜利者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当一系列显赫的名字陨落,经过苦战的人们仍不得不面对这一难题。因为不能解决它,下一位野心者出现时,就可以高喊类似中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他可以拿起枪,一本正经的告诉现当权者:“是的,这就是我们权的来源。”
那么事情已经很明显了,进化论不足保障既得利益者的财产和地位以及权利。恰恰相反,它甚至给反政府者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人们需要更多。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声音说:“是的!要愚民,我们需要愚民,以欺骗他们让他们的力量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爆发。”于是,一个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的文明落入了眼中。
她的名字叫雅典。
依据
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虽然雅典的人民事实上只是一个对某一群体的专指称谓,即公民,但是她的经验已经足够解决一些问题了。
问题:如何让人不造反?
雅典说,你们为什么要造反呢?我是伟大的,我管理你们管理世界的权利正是来自人民啊!我们是应你们中大多数人的请求才来管理这个社会的啊,所以,你们的意志可以决定让某一人下台,让一个政府下台。但是,你们没有理由造反,更没有理由去反对现在的制度。因为,如果你们造反就是在反对你们中的大多数啊。
这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因为当一个人想要去反对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必然要面对所谓人民的意志,虽然有可能大多数人其实早就想反对了,但是这个人他却在行动前还需要做一件事情:逐一去问过所有的人。这样他才有能够站住脚的理由。
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设计,多么的天才,又是多么的卑鄙、无耻、令人愤怒啊!每一个真正了解到雅典民主本质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遗憾的是,既得利益者自动忽略了它的负面,目前即使是在中国,能够看到它并且敢于说出来的还只有我一个。
问题在于,雅典的民主它本身就不是想让所有人过的更好,权利来自人民这一思想其实只是指的社会中的最少那一部分人,这是它的局限–所以它并不能阻止奴隶和周围受压迫城邦做出反抗,他们也不会帮助雅典,所以它灭亡了。雅典为什么会灭亡?反复研究和推敲后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发出了一致的呼声:因为它团结的人过少了。而这一答案现在中国的一名中学生就能够得出。
他同样也会说,团结更多的人就应该是必须!
是的,要团结更多的人。欧洲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去反对。
于是,权利来自人民。它也必须来自人民。它应该再次出现了!因为社会既得利益者需要它出现,每一个人都需要它出现!
于是,人终于解决了一个让无数人为之流血、为之痛苦的难题。
权利来自人人!人之所以能统治地球,不是因为一个人,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而是所有人!
既然是这样,那么,人民主权!由所有人来决定一切,理所应当。并迅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今天依然。
我们应当有所认知,民主来自哪里?它最开始并非来自某一个美好的主张,恰恰相反,它来自人数千年经验的积累,它血淋淋,曾臭不可闻。
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它,因为它阐述了一个真理:人因为团结而强大,因为才拥有自由生存的权利–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它的膜拜者仍然几乎是闭口不谈。
观点
人赋人权当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比人夺人权强——但人赋人权必须和天赋人权相适应。也就是说,人赋人权只能是在天赋人权基础上的合理推演,它不能和天赋人权相违背,否则,就会遭到报应。比如在文明社会里,母亲当然有保持体形的权利,但我们不能假设自然单因为女人“优美的曲线”就造出一对乳房和两个乳头来,因而保持体形的权利就只能是人赋的,而不是天赋的。当人赋的“保持体形的权利”高于天赋的“吃奶的权利”,即全人类的母亲都拒绝母乳喂养时,它的孩子就会因缺少某种抗体而失去免疫力。因为人类现在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知道自然在母乳里究竟放了什么微量元素。
幸好,人吃奶的时间很短暂,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吃蔬菜和粮食。吃蔬菜和粮食当然也是天赋人权。这就是说,人最初对大地上所有自然出产的果实,享有绝对的主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便不分男女老幼、贵贱尊卑,只要饿了,便可以像一只树獭一样随意摘取他认为可以吃的东西,不必征求其他人的同意。“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后来随着私有权的产生,人类才有的清规戒律。
私有权是怎么产生的?是劳动产生的。是劳动增加了土地原本很低的产出,是劳动驯化了动物,使它们脱离原来的自然状态,成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没有谁会否认经过自我垦殖、耕耘的土地,收获应当归我;没有谁会否认经过自我驱逐、杀戮的野鹿,应当归我烹煮。
自然理性告诉我们,谁使自然的东西脱离了原来的状态,谁就拥有了他劳动后增加的那部分利益。因为劳动既然是一种天赋人权,那么,劳动后所得的财物就天然地属于我自己。至少在给别人留有同样的可供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利用的牲畜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
那么,这种私人占有财物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劳动前,还是劳动后?一个小孩看见树下有一只苹果,准备弯腰去拾的时候,这只苹果仍然不属于他自己。因为这时完全有可能有一头野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苹果叼走,而且算不得抢夺。只有当这个小孩将苹果攥在手里,另一个小孩劈手将其夺走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强盗行为。同样,在印度河里顶水的少女,只有当她将河水舀起、盛在罐里的时候,这水才真正属于她自己,而她在这里洗手或洗澡的时候,印度河不能属于她一个人。
这就是国家产生以后,各国确立财产权的基础。但在货币和贸易形成以后,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不可能收藏比他自身享用多得多的东西,一来造物主不会允许他糟踏和败坏粮食,二来为他所享用不了的东西耗费精力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一个人吃得再多、再好,也是一日三餐,住得再大、再豪华,晚上也只能睡一个人的床铺。因而他的占有、他的贪婪不会侵害别人的利益。但有了货币以后,一个人可以收藏超出他自身享用几千倍、几万倍的东西。财物的观念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这时,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就有可能运用才智和武力,宣布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山水、矿藏全部属于自己。
当然,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山水、矿藏属于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这得有个条件,就是你得征得在你所有权范围内其他居民的同意,而且得保证他们人人有饭吃。否则你就别怪他们砸烂了你的设备,毁坏了你的园林,割断了你的输油管道。除非你能证明,你的财产比他们的生命重要,或者,自然造就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饿死他们。也就是说,来源于永恒的自然法这时仍然适用,而且高于各国明文制定的实在法。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将部分或全部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又无法保证人人有饭吃,那么他(它)就得放弃所有权。因为天赋人权高于人赋人权。私有财产或国家财产无论如何神圣,也不能“神圣” 到因为他(它)的占有而使别人饿死的程度。伯夷、叔齐因为不满周武王的以暴易暴,躲到首阳山,义不食周粟,整日煮薇菜充饥。因为古老的自然法则告诉他,自然的每一片山林、每一洼湖泊、每一株草木都赐给人类自由享用,但“周粟”却是周朝臣民的劳动产品,他俩无权免费享用。至少还在留有像首阳山这样的荒山野岭可供别人开垦时,事情就是这样。但最后当他们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他们吃的薇菜也属于“圣上”时,就只有饿死。喜儿不堪黄世仁的凌辱,逃到深山,以吃野果和供果为生。但她比伯夷、叔齐幸运的是,黄世仁虽然广有良田,但他知道野果和山洞不是他的,所以不敢组织人马搜山,也没有通知当地警察机关将 “三无人员”杨喜儿收容遣送,否则喜儿肯定会被饿死,或者会被收容站的工作人员打死。
但现实有时比喜儿遭遇的更坏。因为文明世界已基本上不允许人们随意采摘果实,也不允许人们随便睡在哪个山洞里。除非他心甘情愿被国家森林公园里戴红箍的抓住,并严加看管。这时就有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将全部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又无法保证人人有饭吃,而且拒不放弃所有权,那么,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将如之奈何?依照风险系数的大小,大致上可以有三种选择:抢粮食;讨饭吃;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种选择的话。第一,抢粮食,有时也叫 “吃大户”,或者“打土豪,分田地”,学名又称“造反”、“起义”、“革命”等,不一而足。因为要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所以过去的一切经验表明,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因此铤而走险。最常见的选择是“要饭”。一般来说,要饭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为在他所索要的食物上面没有自己的劳动。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劳动,麦子不会变成面粉,水不会变成酒,树皮不会变成布料。但有一种情况下,要饭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有尊严的工作,即所有者剥夺了天赐的土地,且不许他通过诚实劳动养家糊口,这时,要饭就成为一项神圣的权利,同其他工种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最后一种“等死”,我没有经验。当然,如果我有了经验,即确实等到了,也没有机会报告大家了,因此还是付之阙如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