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坎宁安爵士死于1935年5月3日,享年87岁。在马歇尔最喜爱的诸多学生中,他第一个离开了我们。他有着杰出的天赋,早年的时候,在他自己称作“几何经济学”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生平简介/亨利·坎宁安
坎宁安(Henry Cunningham)出身于军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而他祖父则是一位陆军元帅(哈丁
亨利·坎宁安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后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后裔。起初,他就在来自这两方面的遗传影响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后来才下定决心为成为一名律师而来到剑桥。1870年,坎宁安进入圣约翰学院,攻读伦理学学位。当时,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学院的伦理学讲师,而福克斯韦尔则是当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坎宁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们二人的影响。坎宁安在1873年获得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宁安与梅特兰同获这一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在他之后的一年,詹姆斯·沃德获得第一名,再后一年,获得第一名的是我父亲J.N.凯恩斯。可能正是在与坎宁安的通信中,马歇尔第一次讨论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1904年,坎宁安在撰写那本关于曲线的著作的时候,马歇尔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那些他本人从小就熟悉的对外贸易曲线。马歇尔在信的结尾写道:“这封信很长,但我并不想为此道歉。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贴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树,还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热爱着的一张张脸。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写信人却是那个不修边幅的老教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这对坎宁安产生的影响和对他思想的启发是持久的——大约20年之后,他成为关于数理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刚刚组建的《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30年后,他出版了他的《几何政治经济学》(1904年)。马歇尔夫人写信给我,回忆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宁安是马歇尔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第一次听说他,是有一次在课堂上马歇尔说,出乎他的意外,坎宁安竟然不是伦理学学位考试的一等荣誉获得者,而只是获得了二等荣誉。后来,当时圣约翰的校长告诉我,他常常看到艾尔弗雷德和坎宁安并肩坐在‘新建筑’的走廊台阶上,专心致志地讨论经济学问题。他在获得学位之后经常来拜访我们,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其他什么偶而感兴趣的学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令人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又宽又壮、圆头圆脑,红润的脸上总带着幽默的微笑。他一点儿也不流于尘俗。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着贝克斯漫步,当时他把高帽戴在脑后,嘴里叼着烟斗,这种举止在 80年代的剑桥显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为艾尔弗雷德发明了一个工具,马歇尔用它可以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他在讲授关于垄断的章节的时候,这个工具派上了大用场。”
马歇尔夫人提到的这种能在黑板上画出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听过马歇尔的课程的四十批学生都很熟悉。马歇尔把他最早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铅字的文章)交给剑桥哲学学会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更为人所熟知了。马歇尔的这篇论文名叫“以一系列的双曲线图表示的与垄断相关的若干经济问题”,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
离开剑桥之后,坎宁安的职业几经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他先是撰写了一部关于专利法的颇受欢迎的论著,后来却慢慢由法庭转向了行政机构,其间他曾担任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秘书,成绩卓著。其中的一项杰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为处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专员后,建立了伦敦综合工艺学校。另一项成就是他当选为皇家委员会煤矿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过了《煤矿法》 。 《泰晤士报》讲述道:“尽管有时显得异想天开,但这位委员会主席的才能的确不同凡响。他从大不列颠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在各种矿井里上上下下,穿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服,亲自考察矿工们的工作条件。”
1880年,他担任英属圭亚那事务专员;1888年,担任帕内尔委员会秘书;1892年,担任白令海调解委员会秘书;1894年,担任鲍厄勋爵委员会处理“羽石骚乱”问题的秘书;后又担任驻法、驻德各种国际委员会的英方代表;1899年,担任皇家委员会处理铁路事故的委员;1903年,担任皇家委员会战时食品供应方面的委员……诸如此类,数不胜数。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为法律事务助理以及国内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这一职务他担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报》的讣告作者把他在这一职务上的履历作了总结:“恐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府职务是由像坎宁安这样古怪,或者说颇具个性的人来担任的了。他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很难说是展现聪明才智的最佳场所。看起来没有哪一学科是他一无所知的,也没有哪个论题是他不能滔滔不绝的。他是个电气技师,并曾一度担任过电气工程师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设有实验室和工作间。在正式会见中,他经常引用黑格尔哲学、巴尔扎克的小说(对其情节他了如指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以及他最近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学或学问的分支,他的旁征博引使会见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产中的‘磷毒性颌疽’引起了国内事务办公室的注意,坎宁安宣布,他自己发明并生产了一种无磷的安全火柴。随后在国内事务秘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验证这一发明,不过坎宁安火柴的前景在腾起的一阵烟雾中破灭了。另有一次,皇家矿业委员会调查预防矿工肺结核病的问题,坎宁安在自己的工作间里造出了一个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够演示喉咙和肺的工作情况,还能说明烟尘是怎样进入呼吸系统的,这让他的同事们惊诧不已。这些不过是他锐意求新的公共服务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渊博学识以及实际知识能够专精于某一方面,他也许会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官场历程并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麦肯齐·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后,他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内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尽管如此,像坎宁安这样的人仍然是英国政府部门的骄傲与光荣。
还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诸多爱好中,他还是制图员、上釉技师、钟表方面的权威以及黑格尔的信徒。因为他曾写过“金属上釉工艺”、“欧洲的釉质”、“电腐蚀”、“时间与钟表”、“哲学短论”等著作,他还写过一本电照明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