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乔启明

乔启明，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L．Buck）在该校任教时创建的，为中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建系之初，人手很少。乔启明于1924年夏毕业，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

因为乔启明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农村，目睹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社会风俗沿习于近亲缔姻，早婚多育；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现象感触甚深，在金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研究。

1932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资送乔启明往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在此之前，他除参加卜凯主持全国性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外，还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省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4省8县11个地区等4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1925年，他在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省宿县对租佃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从美国回来以后，进行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又在他的指导之下，对四川一些县份进行租佃制度调查。他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1935年日本进步学者泽村康博干教授曾向当时留学日本的罗俊（农业经济学家）推荐《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并说这是一本实地调查的好书。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充实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又是后来在他的理论专着中的重要论据。

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除了直接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以及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外，还在推广农业委员会的资助和督导下，在后方一些省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辅导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他把农村建设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一定成绩。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中共党员罗俊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谈到乔启明到中国农民银行任职之事，周恩来表示“乔是正派学者，有爱国民主思想，应该团结争取。同时认为农民银行是重要机构，在农村可以多少做些工作来支持抗战。”

全国解放前夕，乔启明留在上海，坚拒随中国农民银行撤往台湾，其夫人被迫先去广州，他亦安然不为所动，并劝信得过的同事坚守岗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总行领导对乔启明甚为器重，并有意接受他关于设立农业合作银行的建议，后因精简机构停顿下来。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他工作谨慎，胸怀开朗。“文化大革命”期间，夫人不幸去世，3个女儿又都不在身边，形单影只，生活孤独，1970年即与世长辞，享年73岁。生前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职业成就/乔启明

紧密结合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

乔启明的第一项研究是农村社区制图。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纽结，国外社会学者多以此为研究基础。20年代乔启明即从事社区研究，这在中国是开创性的。他以经济、社会、教育及宗教分类制图，划分社区范围，研究改进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江苏江宁县尧化门社区制图》（《MappingtheRuralcom－munityofYaoHuaMen》）是他亲手完成的4个社区制图之一，于1924年12月用英文发表在《ChineseRecorder》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又重印为第四号小册子并译为中文。这一研究报告详述了以寺庙为主的最大社区的农民花钱烧香拜佛的团体迷信活动。为了改进社区活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和农业教育系合作，建立了两个文娱中心。卜凯在其晚年所写的《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EconomicsDepartmentofNankingUniversity》（由卢良俊译成中文题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曾提到乔启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常在文娱中心带领儿童游戏，有时放幻灯、电影同时供成人观看。这是乔启明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活动的开端，也为他以后致力于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组织事业打下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30年代初乔自美归国后，即在金陵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着，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年5月又在上海改版重新排印。

该书强调经济（土地）基础，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结合作者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加以系统综合而写成。故书名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

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人口基础5章，经济（土地）基础4章，文化基础6章，农民生活和农村组织各2章。乔启明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其立论中心是：“冀就个人观察研究之所得，彻底分析中国农村土地、人口之基础，进而论述组训农民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道”。他提出“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俾不致发生粮食问题”；治本方面要“适应世界潮流，针对国情需要，亟宜迟婚节育，以期提高人口素质，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俾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以上引文均见该书自序）在三四十年代乔启明的这些言论，今天读起来，还是感到相当中肯。

书中关于经济（土地）基础的论述，是以着者多年对中国农村租佃制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来立论的。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深切同情，认为“租佃制度的存在，不独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且为土地利用的绝大障碍”，主张改革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此外，他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则臧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既臧，地利自尽”。

本书的人口基础是这一专着的核心。早在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中国人口增加的状况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专着中大量引用静态和动态人口统计，从中国农村人口的数量、组合、消长、迁徙，全面论证了中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和质量低落问题，提出本标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措施。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并为排泄农村剩余人口之出路”，以及普及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来看，亦颇有意义。

为实践自己的主张大办农村改良实验

乔启明无论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从事教育，或后来主持农业推广委员会和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都极力倡办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验。他强调，“近世以来，农村的封守状态打破，交通发达，农产商品化，农民与外界接触日多，则非有组织不可”，并指出农村组织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组织的力量是许多个人力量的总和……若各个人倾其全力于组织，则此种组织的力量必较个人力量的总和为大。”这是乔启明倡办农村组织的理论基础。

早在30年代初，乔启明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设在安徽和县乌江镇的农业推广实验区组织农会，建立信用及运销合作社，办小学，设诊所，以发展社区。1936年前后，乌江实验区设有6个农会，会员达4000人以上。会员入会交纳会费半元，可享受农会的一些权利，还可得到推广机构（如金陵大学）及政府良种贷款等帮助。

抗日战争初期，乔启明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系主任并兼全国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时，得到促进会的资助，由农业经济系会同四川温江县政府及地方社团，共同组成乡村建设协会，从生产、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对农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辅导设立造纸、纺织等小型工厂，开办农民学校及夜校，组织辅导信用合作社业务。1940年10月，登记的合作社有140个，联合社5个，社员6697人。受到温江人民的欢迎，引起当时社会的重视，也遭致地方反动势力的疑忌，被扣上“搞赤化”的帽子，终于在1943年被迫停办。

乔启明的农村建设实验，是以农会为中心来推进各种乡村建设事业的。他认为，农会是农民自有自治自享的合法团体，可以融合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为一体，使农村组织单纯化。在安徽乌江和四川温江试办取得成效之后，后来还在他主持建立的农业推广体制内，把乡农会作为县农业推广机构的基层组织，推行到四川壁山、广西临桂、贵州遵义、陕西汉中、甘肃天水、湖北恩施等办有农业推广实验县的地方，都收到一些效果。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农会组织不可避免的弊端，正像乔启明在其专着里曾经慨叹的那样：“会务多操于地方土劣之手……无经济自立计划，仰赖会费及政府机关津贴”，农会“以数量言不可谓少，但欲其加惠于农民，建基于永固，则亟待改进之处尚多”。

乔启明深感“多年来每办一事，常因资金缺乏而掣肘”，于是利用政府将各个银行分办的农业金融业务集中归中国农民银行统管的有利条件，使“农业金融与农业技术推广紧密结合，促使农业生产改良提高，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他对农业金融的要求是，所有资金不能用于救济，投资的作用在于改良农业生产条件，投资的目的要能发展农业生产”。这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思想和农业金融理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苏、皖、浙等省，中国农民银行所融通的资金，也为农民做了一些实事。例如：安徽和县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利用农贷建立机械轧花打包厂；南京八卦洲垦区贷款购买拖拉机和抽水机；江苏省用农贷在江宁县办“常平仓”式的粮食仓储，在丹阳县兴建电力灌溉，在秣陵关开展农产品加工，等等。对苏、浙两省奄奄一息的蚕桑业，农贷处也予以金融上的支持。这些业务对于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有过一些补益。

个人品德/乔启明

乔启明的治学态度，既有自己看法，也很尊重他人的学术见解，办教育能够兼容并蓄。抗日战争以前，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既接受美国的大学教授前来讲学，也邀请曾在苏联工作的德国农业经济学家H·姚诺尔（Zorner）来系作苏联集体农业的专题报告，还邀请当时对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研究和农村改良工作持批判态度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成员千家驹等来系座谈。乔启明曾表示，他们的理论水平很高，但不管怎样，是在做实事。在他的专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博采众议。

在他主持农业推广委员会和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工作时与乔启明共事的人中，不仅有不同观点的人士，还有当时未公开的中共党员。当时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并非毫无所知，如罗俊、王希贤、刘子钦等还过从甚密。他为了事业，惟才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乔启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职期间，还建议设立农业合作银行，并主张利用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该行的基层组织，进行短期贷款。当时有人认为要办农业合作银行，就应按苏联长期投资的农业银行和合作银行的制度来办。乔启明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因为中国土地改革后农民急需的是短期贷款，即使互助组也无力承受长期贷款。由于意见分岐，又加中央提出精简机构，农业合作银行停止筹办。乔启明对共产党领导下，政令统一和有效的推行，社会秩序稳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等等都深受感动，衷心佩服。他在中国人民银行期间，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当时语人：“不学习好，难以做好工作。”他把10本《干部必读》书和《联共党史》，无一遗漏地把它读完，《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更是孜孜不倦地一遍遍阅读。1958年山西省委省政府为发展农业高等教育，充实山西农学院的师资力量，请山西籍的著名农学家王绶和他回山西担任山西农学院正副院长，他明知山西农学院办在太谷县城外，条件较差，自己又已年过花甲，几十年都在大城市生活，但考虑到自己是山西人，有机会为乡亲服务，义不容辞，愉快地接受邀请离开北京，回山西农学院任职。

乔启明治学任事态度严谨，生活朴实、严肃。他满腔热情提倡农村文娱活动，自己却极少涉足娱乐场所。在家不苟言笑。对人从不疾言厉色，即使对自己的子女、学生均平易近人。对来自农村且比自己年龄稍长又不识字还缠过足的夫人一直相敬如宾。他夫人也自愿全面操持家务，使他一生全心全意献身于事业。

个人简历/乔启明

1897年12月28日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

192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24—1932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

1932—1933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进修，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

1934—1941年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

1938—1941年兼任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

1942—1943年任农产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3—1949年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9—1958年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局副局长。

1958—1970年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70年病逝，终年73岁。

主要论着/乔启明

1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乔启明．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与蒋杰合着）．中华书局，1941．

3乔启明．农业推广论文集14．农业推广委员会，1946．

4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丛刊，1926．

5乔启明．农村社会调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报，1928（146、148、153）．

6乔启明．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1935，32（1）．

7乔启明．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中国社会学社，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

8乔启明．金陵大学推行的农村合作事业．金陵大学．农林新报，1936，13（28）．

9乔启明．农贷问题．中华农学会报，1948．

10乔启明．RuralPopulationandVitalStatisticsforSelectedAreaofChina．1929－1931，BureauofForeignTrade，MinistryofIndustry，Shanghai，China．

11乔启明．AnExperimentintheRegistrationofVitalStatisticsinChina．ByChiaoCM，ThompsonWS．ChenDT－ScrippsFounda－tionforPepulationProblems，OxfordShio，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