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感文化概述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挥,由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及长期延续，以及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牢固保持，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学的模式中。后来慢慢由思想理论积淀并转化为心理结构，内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这种由文化转变来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

存在方式/乐感文化

《论语 学而》的首章却像我们昭示了一个 乐感的存在，引导着我们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一种”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不仅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我们的生活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精神：乐感文化。这种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于一个世界（此岸世界）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自然的‘天道’总是充满了乐观向上的力量，而人道的关键就在于在自我的体认上实现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于是在与天地参的过程中，中国人成就了其文化的核心内涵：乐感。那么什么叫中国的“乐感”文化呢？就是只报喜不报忧；什么是西方的罪感文化呢？就是在看到成就时，几乎同时就看到了缺陷。具有乐感文化的中国人，最怕讲困境、危机、失败，最好当喜鹊，不停地报喜、庆功、祝酒、唱赞歌。时常盲目的自弹自唱，自足自乐。就是死了人，也当喜事办。

中国这种乐感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还是因为元气论。元气论认为“混沌一团”的元气非得由秩序来控制才行，强调秩序性。强调秩序就得由人来制定这秩序，就得有个秩序的核心，这就是圣王或圣贤。圣王和圣贤既是秩序的核心，又是秩序的制定者。因为他们是人中的圣贤，因而是理想的人物，理想人物就没缺点，他们的行为就只有可歌颂的功德，两千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文化中长期积淀下乐感文化，只可报喜，没有报忧的可能。

优点/乐感文化

（一）乐天知命

乐天知命，早在我们古老的《周易》中就已经有了。从那时起，这种精神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易》的“乐天知命”、“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否极泰来”的精神，都曾哺育炎黄子孙的心灵，使之丰满开放；它不是造就匍匐于人格神脚下的子民，而是培育“与天地参”的万物之灵：尽管千辛万苦，也乐于眺望未来，相信只要诉诸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实践，就终有一天会“时来运转”，柳暗花明。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由于没有人格神，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各种神灵导引，因此使人们在似乎是合目的、合规律的宇宙自然的总体中储备、汲取力量，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发现自然美最早的国度。

李泽厚指出中国人很注重世俗的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衣食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因此这种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

（二）实用理性

乐感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实用理性。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实用，最讲实际，最讲实惠的。这种讲实用，讲实际，讲实惠，使中国人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而不会死板固执。综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认真”一词，中国人是不怎么喜欢的。对于那些认死理只有一根筋认准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中国人往往嗤之以鼻，说他们太“较真”，顽固不化，说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这种灵活变通，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圆”。要求我们为人处世尽量做到圆融、圆满。这种灵活变通，使中国人变得可爱而不令人讨厌，《孟子》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清，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清，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在这里，“男女授受不清”，本是礼法的规定，人人应遵守而行之，然当嫂子回被水淹死，这时该怎么办？孟子提出此时只能用“权”，“权”即权变，即变通。这种变通，在这里明显是好事，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种权变，在让中国人变得圆融、圆满、可爱之时，也为中国人埋下了祸根。

缺点/乐感文化

（一）道德无底线，不守法。

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讲究用权，我们中国人有意无意之中滑入了无意义虚无的深渊。本来有些道德信仰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全人类都应该遵循坚守的共同准则。然而，由于使用、变通、用权，我们中国人很少有人对一种道德信仰价值始终如一地坚持。于是，我们的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降低了又降低。学者钱理群先生所倡导的“说话的3条底线”：“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时则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

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讲究用权，导致中国人对法律的淡漠、冷漠，导致我们中国人对规章制度的很那自觉遵守。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中国的长时期的人治。中国人还是擅长用人治的那一套来管理国家，从而给法治中国的建设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从而拖了法治中国的建设的后腿，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二）耻辱感、罪恶感的空前缺乏。

乐感文化的另一个不足是，导致我们中国人整体耻辱感、罪恶感的缺乏。相对于“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来说，我们的“乐感文化”是最没有耻辱意识、罪恶意识的。“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像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一个人因受到公开嘲笑与摈斥，或者自以为受人嘲笑而感到耻辱，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但它要求有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罪恶感并不如此。在一个荣誉感意味着无愧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的民族中，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情况下，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而且他的罪恶感确实可以通过供认其罪恶得到减轻。”（《菊花与刀》p160）正因如此，同样是犯下二战中的侵略罪屠杀罪，德国总统可以向受难民族下跪，德国人可以通过全民的彻底忏悔而自新，日本人却不能做到像德国人一样彻底忏悔重新开始，而只能背负着历史重担艰难前行。而“乐感文化”的中国人呢？由于既没有“耻感文化”的“外部的约束力”，又没有“罪感文化”的“内心的自我约束力”（“内心的服罪”），因此，呈现一种严重的价值缺失，判断缺失，呈现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状态。其典型症状是：没有耻辱感，没有罪恶感，行善完全是一种投机性质的投资，讲求“善有善报”。当行善，是为了“善报”的时候，这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吗？此时，真正的善没有了，恶却大行其道。

（三）懒于合理体制的思考与建设

乐感文化，还导致了中国人的懒惰。一直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我也承认，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是勤劳、勇敢的，但这种勤劳仅仅是指底层劳动者的体力方面的，而不是指上层社会的统治者心力方面的。在心力方面，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不管是布衣百姓还是帝王将相，体现出来的都是懒惰：懒于思考，懒于思索，懒于反思，懒于制度建设，懒于合理体制的思考与建设。

与西方比较/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和罪恶文化，哪种文化优越呢？西方文明比中国发达，这本身就说明了罪恶文化的优越，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另一方面，罪恶文化较全面，很少出现大的失误，这当然比只看到喜的单打一要全面、不容易产生失误。一般来说，任何真正有价值的问题，都是与现实相悖，与常识推理相左，因而不免跟现实的政策相抵触。这在中国的昨天确属危险的事情。我们不顾浅陋。把要说的和该说的说出来，全凭一颗没有被奴化了的良心。

一个民族只有要求自身强大的强烈欲望时，才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理解、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这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要求前进的话，他不会对别的优点感兴趣，而只会感到自己什么都是优点。这是一种自身软弱、衰颓、处于危亡的抗拒心理。

从以上可以看出，罪感文化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问题。能全面的去考虑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我们的乐感文化却是单方面的去看问题，不统一，全面。乐感文化却是单方面的去看问题，不统一，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