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有中国特有的客观实际。“三农问题胡锦涛主席在河南农村考察”是三农的各个方面的弱质性带来的，有其质的、历史的、社会的深刻原因；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入手，对宏观政治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派遣大批“小康工作队”与广大农民“三同”，在实践中探讨、创造、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罢了。
含义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温家宝总理就三农问题走访农民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
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胡锦涛在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三农”问题记者提问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焦点问题。
重点
一是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
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研讨三农问题与村镇建设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两个制度”。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中央要求，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坚守到2020年。必须节约每一寸土地，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要运用好价格和补贴“两个杠杆”。中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偏低，需要逐步适当提高，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但农产品价格一时上涨过多，城乡中低收入群众承受不了。所以，对农产品价格问题要统筹兼顾，努力把农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2008年给农民的补贴达到1028亿元。如果财政状况好，还要下决心大幅度增加。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要向主产区倾斜，对粮食大县的财政奖励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要强化科技进步和农田基本建设“两个手段”。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争在农业科技的关键领域、前沿领域有所突破，加强科技成果推广，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同时，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高产稳产基本农田。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全国人大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组会场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中，切实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全包下来。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国家财政也要通过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给予鼓励。
四是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有序转移农村人口，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农村生活，进城务工农民相当一部分还会“双向流动”，必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要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积极稳妥引导农村人口转移。使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
五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深受农民欢迎。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但必须遵循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特别是对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形式更要慎重。因为经济发展是有波动的，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就业是不稳定的，只要承包地还在，即便农民失业回乡，生活也有最基本的保障。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是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是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定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落实。要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到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扩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
危害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天津农民成立土地流转信息合作社，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焦点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中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
对策
（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从思想上切实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等综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观念，以工业化的视角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谋划农业的发展。在发展战略上，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做到“三个倾斜”：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着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力；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着力提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保障水平；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理顺基层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完善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着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地方特色产品三个层次入手，加快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一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重点，促进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构筑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格局；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农业产业带相配套，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物流业，把仓储、运销、包装、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信息量，增强时效性，扩大覆盖面。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需求特点，及时调整农产品结构，扩大出口，增加收入。三是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市场化。在建立县、乡和农村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的基础上，以生产基地为载体，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强化标准推广，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按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大力发展劳务产业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做足农业和农村内部的文章，更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立足农民就业渠道、就业空间有限的实际，切实把劳务输出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发展，作为最大经济项目来推进。要着重在积极开辟大量转移的新途径和形成有序转移的新机制上狠下功夫。一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务服务的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劳务输出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减少盲目性。二是要搞好培训。逐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教育，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三是要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解决好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及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等突出问题，并为他们在子女上学、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四）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首先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要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界定城镇功能，注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型、旅游型、加工型、生态型等特色鲜明的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小城镇。第三，要以项目为载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路、水、电、医、学”五个重点，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第四，坚持建管并重方针，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新机制。通过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一体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五）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按照“政府引导、科技支撑、政策扶持、法律保障”的思路，研究和探讨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和办法。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健全完善科技承包和科技推广制度，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进一步抓好地膜覆盖、种子工程、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积极组织和整合资源，加强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整体水平。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采取其他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对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村劳动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的适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农业科技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意义
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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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底前，中央相继召开的经济和农村两大会议，均将²007年的“三农”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宏观全局高度对“三农”工作作出总体部署之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进一步作了具体安排。金融业应高度重视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精神的新变化，以便作出相应的布置和调整。
变化之一，中央首先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放松“三农”工作的苗头敲了警钟，严厉强调了“三农”工作的战略重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三农”工作列为²007年经济工作八大主要任务之二，提出了“三不”指导方针：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各项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力度丝毫不能减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将“三不”方针扩展为“四不”，专门增加的另外 “一不”是：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丝毫不能减弱。
变化之二，中央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而稍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将“着力点”上升到了“首要任务”的高度，显见中央对现代农业的愈加“垂青”。
变化之三，中央明确提出支农惠农政策不只是要巩固、完善，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农业和农村出现了多年期盼、十分难得的好局面，但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因此，惟有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取少予放活的方针，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农业投入，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农村经济，引导新农村建设健康推进。
中央关于切实加大农业投入的精神，很快就在财政政策上体现出来：²007年我国新增政府投资的大部分将用于新农村建设，确保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资总规模和比重均超过²006年。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透露，²007年将继续认真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土地出让收入要确保足额支付征地和拆迁补偿费，要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²007年将让公共财政的阳光进一步照耀到广大农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日前也建议，要“研究建立科学规范、结构合理、目标清晰的农业投入机制，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如果说财政是农业投入的一条腿，那金融则是农业投入的另一条腿。金融业如何适应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新精神、新变化呢？
首先，农村金融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原则不动摇，在商业可持续前提下继续加大信贷支农力度。随着农业农村的稳步发展，随着国家财政对农村投入的日渐扩大，农村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必将日益增强，因而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和金融消费能力也必将日益提升，农村金融将迎来越来越广阔的空间，金融在农村的发展不会是无所作为，而是将大有作为。其次，要坚持适度竞争原则，将多元化所有制金融机构引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随着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年关前的发布，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望有效提高。再次，要坚持整体布局原则，今年在考虑农村信用社改革、邮政储蓄改革、农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定位问题时，都应按照为农业农村服务的宗旨进行通盘考虑。第四，逐步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应当把农业政策性保险作为今年新增的一项重大支农政策，将保险费补贴列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第五，要研究如何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展现代农业的六大总体思路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这六个方面，应当是今年金融服务的”主攻方向”。
事实上，农村金融并非如一些人所讲的那样总是”吃力不讨好”。如农业发展银行²006年以来在山东、江西、重庆、福建四省开展了农业小企业贷款试点，截至²006年¹¹月末，农发行4家试点分行累计向¹5²个项目发放贷款9.6亿元，利息收回率达¹00%。从该行试点看，农村金融也是可以实现安全性、收益性、社会性三者兼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