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简介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男，汉族，江苏扬州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党和国家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成为指引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

江泽民的生平经历

一、早年生活

江泽民1926年8月出生在位于中国长江下游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的文化背景，使他得以博览中外文学名著，打下了深厚的文学根底，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国的一所名牌工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对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的叔父也是养父江上青。这位曾在中国皖东北和淮北领导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的中共党员，于1939年在一场战斗中为国捐躯。

二、参加革命

江泽民1947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在大学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并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在上海当过副工程师、车间主任、副厂长。1955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一年。1956年回国后，他先后在长春、上海、武汉等地担任工厂的厂长和研究所的所长。此后，他出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负责人。1980年后，他历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89年6月后，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使他始终怀着富民强国和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当邓小平提出兴办经济特区的最初设想时，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江泽民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面对当时深圳的一片荒野，他明确提出：“经济特区各项建设的起点要高，不要沿袭传统体制。”现在毗邻香港的深圳——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0多万人口的繁华大都会。

三、上海当政

在上海当政期间，江泽民以出色的政绩给1200多万上海市民留下了口碑。为了加快上海的发展，首先需要改变上海市政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状况。他和他的同僚一起拟订了通过国际融资方式改造市政设施的方案，筹集30多亿美元投资兴建地铁、南浦大桥、河流污水治理、飞机场扩建和新增程控电话等重大工程项目。现在，人们无不惊羡上海出现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奇迹。这要归功于江泽民主政时确定的利用外资的新思路和“自借、自用、自还”的新机制。

四、领导全国

江泽民和汪道涵

到中央工作后，江泽民的治党治国才干得到了进一步施展。在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根据邓小平理论，他主持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制定了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远景目标的规划。他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十二大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明确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包括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都可以大胆利用；进一步阐明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它们健康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明确确定了要进一步扩大民主，更好地保证人民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坚持以法治国，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江泽民所作的这个长达三万多字的报告，被看作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江泽民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中，十分注意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他说：经济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匮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分别就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措施促进了中国社会风气的好转，讲文明、讲礼貌蔚然成风。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依法查处了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这样的大案。所有这些举措，都深得人民的拥护。

江泽民深知，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基本前提。为此，他特别强调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并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尽管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但他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却没有在成就面前陶醉。他经常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困难，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着力加以解决。8年多来，他走遍了除台湾以外中国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社情民意。每到一地，对于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职工，他总要前去看望，表示亲切慰问。他还特别关心偏远省份的贫困地区的群众生活状况。在他主持下，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心在本世纪内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过去5年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3200万。

江泽民的经济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13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时期。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频繁波动，一些国家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新鲜经验、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江泽民同志的经济建设思想。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党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作为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发展地位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同志在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江泽民和邓小平在十四大上（1992年）江泽民同志强调：“继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提高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靠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靠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履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要靠发展。”在江泽民同志的经济建设思想指导下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十几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先进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生产力中，人又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江泽民同志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坚持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进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坚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现代化事业。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造福于广大人民。

抓住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综观全局，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发展必须善于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在党的十六大上他又强调，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繁荣；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实现这一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些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经济体制

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把握时代前进的要求，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是开创性的，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江泽民与胡锦涛

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对经济体制改革走什么路的问题，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认识，如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等。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国家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必须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践证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的快速发展，对繁荣经济、扩大就业、增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对传统分配方式的重大突破。只有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有实行按要素分配，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同时，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各项社会事业建设，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发挥市场作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活力。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调控。江泽民同志强调：“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增强合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江泽民同志形象地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经济特区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980年，江泽民同志在对国外经济开发区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的说明，直接推动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工作。1994年，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在党的十五大上，他强调，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走出去”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在努力扩大商品出口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谈判过程中，江泽民同志阐明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则。遵照这些指导原则，我们始终掌握了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促进了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在江泽民同志关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不断完善。目前，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额累计超过8000亿美元，对外投资额累计超过600亿美元。

道路探索

把“三农”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统筹城乡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要始终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因为我们有十三亿人口，如果粮食发生了问题，世界上谁也救不了我们。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抓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还要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同时，要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发挥好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扭转这种状况，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个重要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对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提高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并始终关心和推动解决的重大问题。世纪之交，他指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江泽民同志要求，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这是落实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对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999年至2002年，江泽民同志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西部大开发。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开发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基础设施投入使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等生态保护工程有序推进，科技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特色产业正在形成，西部地区各族人民得到了实惠。实施西部大开发，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迈出重大步伐，对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泽民的外交思想

时代主题

冷战结束后，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江泽民同志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这一论述抓住了世界的主要矛盾，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导。

江泽民1997年访问美国与克林顿在一起

在全面观察和深入分析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多极化并非针对特定国家，不同于历史上列强争霸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他同时指出，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

江泽民同志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并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国际社会应努力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顺势而上，趋利避害，发展自己。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认识，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要注意把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进程联系在一起，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为促进地区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任务和宗旨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他还说，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大家一定要认清形势发展的主流，把握机遇，急起直追，力争使我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就指出，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将越来越注重综合国力的竞争，这将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这些论述为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坚定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为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交保障，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际新秩序

江泽民同志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指出，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关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他指出，历史已反复证明，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任何一个国家和一种力量，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各国的事情要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

江泽民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要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他说，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安全。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

江泽民同志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再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领导人应从人类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综观全局，与时俱进，把世界带入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

全方位外交

江泽民同志根据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新特点，提出要努力发展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解决彼此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江泽民同志将巩固周边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提出要坚持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政经结合，加强区域合作，坚持和平解决摩擦争端，妥善处理同周边一些国家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江泽民同志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治的基本立足点。他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和平和制止战争以及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同我们有共同语言，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我们必须以长远的战略观点看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国家主权、安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力地维护和拓展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最终打破西方政治经济封锁。我们妥善应对了一系列重大、突发性挑战，包括台海局势紧张、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等事件。在台湾问题上，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引起强烈反响。同时，江泽民同志有针对性地做有关国家的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反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分裂活动。

1997年7月1日与1999年12月20日，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中国分别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开创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在香港、澳门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江泽民同志强调，国外一些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不断挑起事端，进而实现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外交原则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就指出，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坚持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实行这个战略方针，决不是表明我们软弱、退让，更不是放弃原则，而是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同时又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贯彻韬光养晦的方针，决不当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要有所作为。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并且有条件做到有所作为。但是我这里说的有所作为，是指必须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尽力去做，而不是无所不为。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现实可能去办事情。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对外工作和国际斗争中，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要坚决维护，该斗的一定要斗。在斗争中，要注意防止感情用事，要讲究斗争艺术，讲究斗争策略。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地妥善处理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妥善运用我国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江泽民的军事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江泽民同志以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时刻洞察国际风云变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关注着世界军事领域的新变革，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重大决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深刻指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他要求根据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军事理论的创新引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军事科学研究

每当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总是站在时代发展和国际战略全局的高度，为军事科学研究指明方向，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当海湾战争把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推上人类战争的历史舞台时，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指出：海湾战争的事实说明，随着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武器的打击精确度空前提高，作战的突然性、立体性、机动性、快速性和纵深打击的特点十分突出，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明显掌握着更多的战场主动权。他深刻地预见到未来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研究找到了时代的“聚焦点”。1993年4月，他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军事科学研究要与现代作战紧密结合，要与我军建设的现实紧密结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现实问题的“主战场”。

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军事科学院在科研选题、科研力量的调配使用和科研经费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向现实课题的“主战场”倾斜。在科研工作中，注意打破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将不同专业方向的专家组合起来，进行集体攻关；打破各科研单位之间研究资料的限制，实行资源共享；派专家学者深入全军部队、院校讲授现代军事理论知识，传播最新科研成果，促使科研成果向战斗力转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5年以来，军事科学院先后组织1200多人次深入到部队、院校进行调研考察，为100多个单位讲课，提供咨询服务。

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抓好两大课题的研究。一是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仗怎么打的问题，二是研究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怎么治的问题”，“军事科学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多出高质量的成果，为军委总部决策当好参谋”。

创新军事理论

面对蓬勃兴起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江泽民同志始终把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作为军事科研的生命，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向全军将士发出了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的伟大号召。他多次勉励科研人员：紧密结合世界军事发展和我军建设实践，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把我们的军事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反复叮嘱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要热情鼓励学术争鸣。学术争鸣要与人为善，以理服人；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认识新事物，揭示新规律，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江泽民同志联系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对军事领域的创新作了生动而又精辟的阐释：军事领域是对抗和竞争最为激烈，因而也必然是创造多于模仿、创新最为迅速的领域；创新也是军队进步的灵魂，一支没有创新能力的军队，难以立于不败之地。

应对现代战争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所带有的新特点正预示着战争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全程参加了由军事科学院具体承办的海湾战争研讨会，认听取专家们的发言，不时地作记录，提出问题，与专家们共同研究探讨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研究探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江泽民同志极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军事科学研究的影响。他多次指出：进行重大决策，光有定性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科学的定量分析。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和指挥自动化研究不断发展，科研人员采取作战模拟、数学模型、交互式分布系统、信息处理及互联网络系统等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开展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模拟训练、模拟对抗等技术攻关，基本实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科研信息资料主干网、光缆信息网已成为重要的科研手段。先后建成了多个军事文献、外军情况和军战史等综合数据库，军事科研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军事人才培养

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间，高度重视我军的人才建设。他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高屋建瓴地审视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清醒地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向，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高度，思考和谋划我军人才战略工程。在领导我军人才建设的实践中，江泽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人才建设思想，把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摆在军队现代化建设“根本大计”“长治之策”和“战略任务”的位置，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新时期军事人才建设思想。江泽民军事人才思想阐明了新时期我军人才建设的地位作用、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揭示了人才建设的发展规律，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军队人才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是加强我军人才建设的根本依据和科学指南。

江泽民的主要理论

在2002年的“5.31”讲话中，江泽民就“三个代表”的理论性质和落实要求进一步作了阐述。他指出：“‘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贯彻“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具体而言，要做到“四个必须”，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党的八十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趋势和特征认真分析研究、对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担负的使命和对执政党的性质与宗旨进一步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中国的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中国共产党新世纪的宣言书。它同时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指针。它将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江泽民的理论创新观

江泽民立足于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实际，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他的理论创新观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广泛研究前人的思想材料，批判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而形成超越前人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列宁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成功，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切无一不是理论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他们总是密切关注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变化，并根据新变化及时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恩格斯曾经这样说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客观存在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紧跟科技发展和时代发展的新潮流，根据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把自己的思想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列宁指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过：“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1958年，毛泽东对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讲：“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江泽民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更是强调：“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年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由此可见，理论创新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第二，理论创新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回答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开辟未来发展新境界的需要。江泽民认为，我们党从小到大，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都是在近100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正确回答党的事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从而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更应该这样去做。他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注意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回当代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给予科学回答。如，为什么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科技的新发展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怎样看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怎样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自我改善？怎样认识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形式多样化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怎样正确看待现阶段社会分配领域存在的收入差距？怎样看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等等。为此，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回答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开辟新境界。

第三，理论创新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需要。江泽民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其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他强调：“现在，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深入，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改革也好，促进发展也好，维护稳定也好，都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发展新的思想理论观念，找到新的方式方法，掌握新的领导本领。”面对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和我们党自身状况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下迎接新挑战，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同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都要求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唯其如此，才能不断拓展理论新视野，作出理论新概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从而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充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四，理论创新是紧跟时代潮流、走自己的路、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江泽民认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紧跟时代潮流、走自己的路、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以强劲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要求，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了新判断和新的回答，形成了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正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理论创新指导，推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的迅速发展，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必须追赶世界潮流。当今世界潮流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自20世纪40、5o年代以来，世界上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量新科技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科学性，新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既证明其基本理论的正确，又为其不断完善与发展提供新的根据。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前进。只有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发展了的新的科学理论，才能指引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上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复兴之路。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理论创新。为此，才可能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可能在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的全面创新中实现。

第五，理论创新是党永葆生机、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需要。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唯有创新，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生机，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把党的自身建设搞好，使党的事业与时俱进。

江泽民于2002年5月在四川考察工作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这就要求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认真思考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发展，如何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搞好干部队伍建设、解决好选人用人的问题，如何进行城市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问题，如何从源头上防止和治理腐败，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增强党的创造性。对这些问题，党要通过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加以解决。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它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它是保持执政党的生机与活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创造力的带有根本性、长期性的思想武器。

在新世纪新阶段，要保持党的生机，坚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探索新路子，寻找新办法，积累新经验。

第六，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统一。江泽民明确指出：“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是江泽民同志关于理论创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但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既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敢于突破与现实脱节的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丰富和发展。

综上所述，江泽民的理论创新观，阐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科学理论自身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发展和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阐明了理论创新必须把握的根本原则。它对于我们正确领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精神实质，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回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泽民的相关评价

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他信念坚定、处事果断，总是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关键时刻具有作出果敢决策的非凡胆略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他尊重实践、与时俱进，总是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寻找路子，脚踏实地而又开拓进取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他尊重群众、关心群众，总是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依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和推动工作。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发扬江泽民同志的这种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和人民持之以恒地去学习、去工作、去奋斗。

江泽民作为新一代政治家具有浓厚的学者气质。他有着广博的知识。他喜爱读书，读得最多的是最新的经济、科技、政治、文化书籍。在上海任职期间，他曾撰写了《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新特点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问题》、《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和节能的主要措施》等论文，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他能够运用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还初通德语和日语。在会见外宾时，他时常用外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对中国古典名著钻研颇深，讲话中常常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元曲中的一些名句。对西方文学名著，他也涉猎甚广。他爱看马克·吐温的小说，能熟练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片段和雪莱的《西风颂》的诗句。他还熟知托尔斯泰、普希金、契柯夫、屠格涅夫等的作品。他不仅爱好文学，其他兴趣也很广泛。他喜欢中国民乐大师阿炳的二胡曲，也喜爱莫扎特、贝多芬等西方音乐大师的交响乐。闲暇间，他也会吹拉中国的传统乐器笛子、二胡，弹奏西洋的钢琴。他认为，中西文化中的艺术精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