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约翰·巴顿

约翰·巴顿生于伦敦萨瑟克一个公谊会教徒的家庭。他是个遗腹子，后在外祖父家长大成人。他的兄弟伯纳德说他具有“精确地论证的才能”。
约翰·巴顿象他的父亲一样，不是一位英国国教徒。他父亲参加了公谊会，支持它的反对奴隶的运动，以此表明了这一点。儿子则在1827年9月2日退出公谊会，他声明了一些观点，认为拒绝对教会文付什一税或不参加圣礼都是不正确的做法。正当成千成万工人和他们的子女在工业英国的贫民窟里因饥饿或疾病象苍蝇一样死去的时候，约翰·巴顿必定没有心思去参与敌对教派之间的神学上的争论。当他在1811年第一次结婚（对方是一位公谊会姑娘安·沃德劳夫·史密斯）时，在结婚登记上约翰·巴顿填写为萨塞克斯郡奇切斯特商人。他从事的是什么商业？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猜想他是一位煤炭商，象他的叔父安东尼·霍恩一样。对他叔父的情况人们是知道的。后来他又自称为自耕农；1831年他的一个孩子受洗礼时第一次出现“绅士”这一称呼。再其后，在写给《标准》报纸的一封信中，他自称是个地主。
约翰·巴顿肯定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精通法文和德文，显然还懂拉丁文。他遗留下来的一份手稿——以后还要谈到——就包含有法文出版物的引语，以及用哥特体写的从德国一瑞士报纸摘录的引文。大约在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约翰·巴顿开始阅读经典作品，作出摘要，学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手持笔一支，几乎每页都做了笔记。”1814年12月，他着手写《休谟的政治论文的批判分析》。1815年4月，他草拟了《政治题材安排概要》，显然是为他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而写的。不久以后，我们发现他研究如“资本与收入”、“资本与货币”、“公共支出增加对价格之影响”、“国民财富之进展与效果”和“战争与和平”等题村。1817年当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的时候，约翰·巴顿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在信中可能批判了李嘉图的利润学说。这封信已经散失，但李嘉图1817年5月20日的复信却保存了下来。
第二年约翰·巴顿访问了欧洲大陆，这可以从现存的一份1818年7月他在日内瓦手写的笔记中推论出来。很可能也是在此时他到瑞士的其它地方如伯尔尼和施维茨去旅行，同时也去过意大利及法国南部。1823年12月16日，约翰·巴顿被选为伦敦机械学学会第一个常务干事委员会的成员。据纪录记载，当监票人报告会员当选人时已是凌晨三时，当选的共30人，当时也出席的约翰·巴顿获得268票，最高获票数为335票，最低为103票。在他当选以后迄至1825年3月7日他停止会籍期间，约翰·巴顿在大约64次会议中出席了51次，同一期间参加了两个有专门任务的小委员会的工作。1827年6月前约翰·巴顿在斯托顿居住，这是在萨西克斯的奇切斯特西北约6英里的一个美丽的小村子。这可以从他的《植物地理讲话》一书的前言的日期看出来。这一演讲的大纲早些时候曾对奇切斯特机械学学会会员发表过。同年约翰·巴顿与卢易斯的弗朗西丝·里克曼结婚（他第一个妻子已于1822年逝世）。弗朗西丝后来为他生了九个孩子。1831年约翰·巴顿被选入奇切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委员会。不知什么原因，约在1833年至1836年间，全家从斯托顿迁至东利（汉茨）。在东利（汉茨）约翰·巴顿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显然精力稍见衰退。
1839年他发表了两个短篇，其中第一篇包含对英国南部动植物的生动描绘，对仙人环蘑菇起源的评论，以及关于他自己栽培兰花的方法。第二篇是以三个友人对话的方式对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作了半认真半幽默的评价。1842年爆发的猩红热流行病夺走了弗朗西丝·巴顿和他的一个幼女的生命，约翰·巴顿第二次成为鳏夫。他的孩子最大的仅十三岁，只好托给弗朗西丝的妹妹约瑟芬·里克曼抚养。在1844年间约翰·巴顿在伍德布里奇晤见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伯纳德的家在这个地方。不久以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访问了东利，他对这一“明智、礼貌和亲切的家庭”印象很深。他在1844年9月17日写信给约翰·巴顿介绍他的朋友约翰·艾伦（后来是萨洛普的主教）时谈到这一点。1847年12月20日约翰·巴顿当选为伦敦统计学会会员，但他准备提出宣读的论文《谷物价格对死亡率之影响》未被接受。但是，1849年4月16日，他对学会宣读了另一篇论文，论《土地分成小块对英格兰与威尔斯人民道德及物质福利的影响》，这篇论文刊登在1850年2月学会的学报上。约翰·巴顿于7月退出学会。约在1851年某个时候，或是1852年初，约翰·巴顿突然中风，全家被迫迁住奇切斯特，以便就医更为近便。但不幸，医疗条件不够充分。他不久逝世，《绅士杂志》随即刊登了以下通知：“约翰·巴顿先生于1852年3月10日在奇切斯特逝世。他是奇切斯特储蓄银行、兰克斯特里恩学校和机械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机械学学会与哲学学会合并之前，他一直是前者的司库。多年之间，他常在学会发表演说，内容通俗，显示了他的才干。”死者葬于汉茨的罗兰兹堡红山的浸礼会教堂庭院内。

人物影响/约翰·巴顿

有理由相信首先读到约翰·巴顿的《论影响》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威廉·赫斯基森，当时是奇切斯特议会成员。但是对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出来的评论是来自麦卡洛克和马尔萨斯。麦卡洛克的意见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它提出了一些对论文不利的意见，但没有多大根据。约翰·巴顿的压倒性反驳见于他的《探究》（1820年）一文的跋中。马尔萨斯的印象概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的一条脚注之中。它提到“巴顿先生写的一本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有独创性的小册于。”④这条脚注带来了很重要的影响。当时李嘉图期待马尔萨斯的著作出版已有数年，所以此书一问世，他便热心阅读，并在此时回忆起他与已顿的通信。巴顿关于机器对劳动需求和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所发的议论对他来说比之1817年更有说服力得多。因此李嘉图不仅承认巴顿的论文“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而且大大改变了他自己关于机器对劳动需求影响的意见。如人所知，这结果便是他的《原理》的第三版（1821年）增加了新的一章《论机器》。李嘉图承认约翰·巴顿“关于固定资本数量增加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采取了正确观点”并引用了《论影响》一文中的有关部分，对此麦卡洛克深感沮丧。
在欧洲大陆上，西斯蒙第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论影响》与《探究》，在《立法与政治经济年刊》上给予了好评。西斯蒙第在他的评论的开头写道，“虽然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时隔三年⋯⋯，而较早的一篇是在1815年发表的，我们相信，我们应当让读者注意这两篇论文。我们共收到这两篇文章，第二篇可以看作是第一篇的继续，大陆上知道它们的人不多，它们应当受到更大的注意。”很自然，约翰·巴顿后来很乐于提及这篇评论。西斯蒙第同时提及两篇论文是对的，因为它们紧密相关。约翰·巴顿在他的第二篇论文的前言中写道，“在《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一文中，作者几乎在1817年就企图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有关穷人状况的某些论述中，有一些公认的意见实际存在着重大错误。在那篇文章中所采取的观点主要是理论上的。但是，西斯蒙第作为经济学家，在英国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他的意见没有产生多大效果。李嘉图去世以后，他对他的自信的门徒可能具有的权威必定已经消失，因为麦卡洛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一书中，又恢复了与约翰·巴顿的论争。后来，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中，麦卡洛克警告说，巴顿的“叙述与推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靠”，虽然他也同意要为“身强力壮的穷人”亦即失业者作出一些规定。同时，在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中原来提到巴顿的《论影响》之处都神秘地消失了。马尔萨斯本人是在1834年去世的，而他的《原理》的第二版则在1836年出版。但如果马尔萨斯曾明白表示要保留这条脚注，则他的执行人未必会取消它。更为可能的是马尔萨斯自己划去了这条注释，或者他要求别人把它划掉。
1830年和1833年约翰·巴顿发表了他的论述《人口的过剩》的论文。他指出大不列颠人口的迅速增加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保证食物的充分供应问题。他问道，如果整个欧洲粮食歉收，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他回答道，“肯定，如果我们每年要多喂养20万张嘴巴，而粮食的生产增加甚少或者是没有增加，那么，过剩的人口迟早会因饥馑或瘟疫而遭灭亡。”补救之策何在？“为了避免这一威胁性的祸害，或许可以由马尔萨斯或他的门徒鼓励人们在缔结婚姻时要更加谨慎，以防止将来人口的过分增长。毫无疑问，要使每个人在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即他的责任是要在有力赡养妻子和家庭时才能结婚；但是，要依靠这样一种缓慢的作用去寻求摆脱灾难的安全是完全徒劳的。”作为直接解决失业问题（因为这是当时的问题）的办法，约翰·巴顿建议由政府负责向殖民地移民。他悲叹“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仅仅注意影响财富积累的环境，只是抽象他说明这个问题。他们不仅忘记财富并不等于幸福，他们甚至不考虑分配财富的方式。”几乎无需解释，他所谈到的政治经济学家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门徒。约翰·巴顿在他的关于《谷物法》的论文中，与反谷物法同盟的理论家们发生争论。这给予他一个机会去构想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他再次强调了他与马尔萨斯之间的分歧，井攻击那种认为不幸失业的人可以很容易在其他工业中找到工作的空洞理论。他问道，“那么，是否认为一个在萨塞克斯的无人雇佣的拉犁的农夫可以前往曼彻斯特找到一个棉纺工人的工作呢？⋯⋯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事实就会看到，一个人口过剩的地区，除非采取残酷的灭绝办法，是难以减轻人口的过度负担的。”在同一篇论文的另一处，当谈到人们讨论经济问题的方式时，他又说，“研究这门科学的某些当代教授的文章不仅无用，而且肯定有害；因为它们会使读者的理解庸俗化，而且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在读者心中植人错误的观念。”马尔萨斯的感情必定因此受到伤害！
对巴顿论《谷物法》的文章说过几句好话的是L.R.维勒梅博士，见于他的关于法国北部纺织工人状况的报告。维勒梅受法国道德和政治科学院之托写了这份报告。他说巴顿是提出了统计数字说明谷物的低价对工人阶级有害的唯一的作者。他提到的是巴顿的如下论点：当谷物价格下跌，使得地主种植谷物无利可图时，农业劳动者被闲置起来，由于生计无着，死亡卒升高。另一处提到这一论点的是1846年2月16日在伦敦统计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它的作者成廉·法尔企图证明巴顿的论点错误，这一点使以后学会的委员会拒绝巴顿宣读同一题目的论文一事显得更为重要。
约翰·巴顿的《论影响》曾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几次提到。马克思虽然赞扬已顿对流动资本转换为固定资本的分析，但他似乎忽略了巴顿学说的许多重要方面，以及他后来所写的论文。在马克思的《剩馀价值论》一书中是饶育兴趣的一段，在这段文章中提到李嘉图曾经承认，他在巴顿的影响之下，修改了他的关于机器对劳动需求的理论。李嘉图是在受到巴顿的影响后这样做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李嘉图自己从来没有用这么多字承认这一点。是巴顿自己在论《谷物法》的文章中指出这一点。因此，人们不禁怀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提到上述论文。在以后的三十年间，似乎没有人对约翰·巴顿的著作给予多大注意。只有埃德温·坎南，曾在他的《生产与分配学说》（1894年）一书中引述了《论影响》一文，井简单述及巴顿与马尔萨斯之间的争论。从此，又没有人再提起巴顿的著作。到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出版，书中有一条由斯蒂芬·鲍尔署名的注释才又提到巴顿的著作。不久以后，经济学史及历史的研究者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4年）中读到一篇由W.H.道森写的关于巴顿的很好的文章。大约与此同时，巴顿的《论影响》在巴尔的摩重印，由J.H.霍兰德写了一篇颇有兴味的介绍和注释。

经济著作/约翰·巴顿

约翰·巴顿的经济著作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论文。
（2）致《标准》报的信。
（3）各种手写的笔记和感想。本集包含了九篇论文——其中两篇是在身后发表的——以及二十三封致《标准》报的信。这些笔记与感想，其中有一部分相当完整，事实上代表未完成的论文，都包含在伦敦经济学院在1952年所获得的一份手稿内。
这份手稿除其它文章外，还包含了两篇论文：《货币价值降低对情趣和文学的影响》和《人口增长和国家的力量》，这两篇论文经学院同意后于1954年和1955年印出。现收在第二卷内。由于上述手稿中的其馀材料的整理和发表尚需时日，在此处只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份手稿的内容。它是用对折纸书写的一卷，共有219张，有1810年水印。内中有一张约翰·巴顿自己准备好的目录表。共有408张编号的页码（有的没有编页码）。约有五分之一的纸页是空白的：作者在纸页的一面书写，而用空白的一页书写笔记。附在书后的是从《标准》报剪下的巴顿写给编者的信；还有一封手写的致编者的信，注明“未发表”。许多纸页上都已注明日期，从而可能将它们分为两类：1820年以前和1845年以后。未注明日期的纸页的位置、内容和手迹都表明它们中一部分写于1820年前，一部分写于1845年后。因此，在1820年至1845年间有一段间隙，说明可能还存在其它手稿。这本手稿的某些注释显然是为巴顿生前印行的一篇或几篇论文所用。除在其中发现的其它题材外，以下几篇引人注目：《李嘉图先生的经济和安全货币计划》，《过度发行纸币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公共支出的增加对价格的影响》。但是，在其它题目下也很可能发现重要的经济分析。价格和人口统计占了大量篇幅。后期手稿中的某些统计表是他人手迹，书法劲拔秀丽。约翰·巴顿在那一时期的书法颤抖无力，令人不禁猜测这是早期病患的征兆。

社会评价/约翰·巴顿

《谷物法》约翰·巴顿的文章文体优美。他将统计数字和演绎分析巧妙地结合起来，并援用古今历史事实使文章生动活泼。他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涉及不同题村，然而贯穿其中的思想却具有不同寻常的一致性和深度。那么，在十九世纪的学者中为什么他却不能占有一席地位呢？
首先，他比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图克和托伦斯这些人年轻。这从一开始就使他几乎不大可能和这些知名人士平起平坐。
其次，他不住在伦敦。这或许使他不能和其他作者频繁接触。
第三，他似乎是一个谦逊的人，这是由于他的秉性和教养所致。而这种性格自然无助于一个人的成名。然而，更为重要的无疑是由于他批评了自由贸易主义。李嘉图、马尔萨斯和他们的朋友们相信持久的繁荣有赖于遵守几条简单的法则，如“财产的安全”，“开支低的政府”和“贸易自由”。约翰·巴顿在文章中，特别在他的有关《谷物法》的论文和他致《标准》报纸的信件中，他揭示了这一学说的荒谬之处。要是逻辑就足以使某一论点站不住脚，则关于自由贸易的侈谈当时当地就会停止，但是，单靠逻辑从来不能办到这一点。当约翰。已顿写这些论文时，三个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正在由“工业界的首脑”移殖和发展，在某一意义上说，这是个偶然的环境，使得大不列颠国政府尽管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国内经济方面仍能取得发展。但是，把明显的经济发展归因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没有比这更便当的事了。
约翰·巴顿到了晚年必定已经认识到，他在与自由贸易学派的争论中不能取得胜利。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他写给《标准》的几封信中表现出明显的无可奈何的情绪的缘故。而且，在1850年以后对他的作品给予注意的人确实很少。人们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正确估价约翰·巴顿对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透视能力。为此，当李嘉图经济学及其涉及社会学方面的一些虚饰论点在过去50年间大部分都已消失其吸引力时，约翰·巴顿的分析在今天却显得更为有效和更成为人们议论的主题。他的关于《谷物法》的论文的某些段落今天读起来，实际上就好象是预言性的警告。